丹尼爾·笛福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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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于疫病的文學印跡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讓人們回憶起歷史上相似的疫情，也讓人們開始重新閱讀反映疫情的文學作品。從14世紀開始，瘟疫就在西方流行，并以各種方式出現在文學作品中。以英國文學為例，我們看到杰弗里·喬叟（Geoffrey Chaucer）在《寬恕者的故事》（《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提到了1348年席卷倫敦的瘟疫；托馬斯·納什（Thomas Nashe）在《薩默的遺言》中描述了一位1592年死于瘟疫的人物，他唱的那首歌謠《霍亂時期的禱告》人們耳熟能詳。1603年肆虐倫敦的瘟疫造成3萬人死亡，其中就包括莎士比亞的兒子。疫情迫使劇院關門，托馬斯·德克爾（Thomas Dekker）不得不放棄戲劇，轉而撰寫小冊子。本·瓊森（Ben Jonson）的《煉金術士》也將場景設置在霍亂橫行的1816年。

英國遭遇的最嚴重的瘟疫當屬1665年的倫敦大瘟疫，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在《瘟疫年日記》（1722）中就記載了這次疫情的故事。敘述者亨利是一位倫敦人，他在小說中以目擊者的身份講述那恐怖的一年所發生的事情。亨利聲稱英國與歐洲大陸頻繁的貿易往來是瘟疫暴發的原因，疫情通過貿易傳到了英國。雖然衛生機構采取了各種嚴格的措施，但疫情仍然如野火一般在城中蔓延。

在西方文學中，作家對瘟疫的解讀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首先，瘟疫被視為一種懲罰，是上帝在用瘟疫懲罰罪人。這種解讀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的荷馬史詩和戲劇，《俄狄浦斯王》中的瘟疫就是上帝懲罰的典型案例。俄狄浦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殺父娶母，違背了天倫，因此瘟疫在他的國家肆虐。正如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中說，以前人們用比喻來解讀疾病，那是因為人們不了解疾病的性質，因而產生了許多有關疾病的動機想象。在后來的基督教書寫中，這種解讀更為普遍：瘟疫被廣泛應用于強化道德、譴責邪惡、弘揚善行。在基督教時期，瘟疫更是被賦予了道德、政治和宗教意義。

文學對瘟疫的另一種解讀是把它視為對全人類的警示。17世紀英國詩人約翰·鄧恩（John Donne）的作品《沒有人是一座孤島》便是這種解讀的經典案例。雖然這一作品不是詩歌，而是一篇布道文的節選，但是它體現了鄧恩所代表的“玄學派詩歌”的多數特征。海明威曾經借用其中名句“喪鐘為誰而鳴”作為小說的題目，使之名聲大噪。如果將其讀作一首詩，它的核心內容便是“人類是大陸、個人是孤島”。他用這個奇喻暗示，沒有人可以像孤島一樣獨立存在，所有生命緊密聯系在一起，像大陸一樣是一個整體。

作品中所強調的是團結：當我們面臨可怕疾病的威脅時，我們要用一個更大的集體來增強我們自己的力量，人性將我們團結在一起。換言之，正因為我們是一個整體，一個人的死亡不僅僅是他自己的死亡，而是這個整體中一個部分的死亡。鄧恩說：“任何一個人的死亡都會削弱我，因為我與整個人類息息相關。”從這個角度來看，這首詩表明，我們是同呼吸共命運的整體。在疫情期間，當死亡成為一種日常現象的時候，對于失去親人的人們來說，鄧恩對人類團結的強調顯然是一種安慰。因此鄧恩說：“不用問喪鐘為誰而鳴，它為你而鳴。”或者說，它為我們所有人而鳴。

鄧恩對瘟疫的解讀可以說是一種“團結意識”或“集體意識”的體現，在我們今天表現新冠肺炎疫情的詩歌中，這兩種意識都廣泛地存在。它們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共同面對新冠肺炎威脅；2）保持社交距離，維護封鎖措施；3）傳遞善良，號召無私奉獻。在這些詩人中有著名詩人和職業詩人，但更多的是普通民眾。他們來自英語國家，如英國、美國、澳大利亞，也來自其他說英語的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馬來西亞、尼日利亞等。他們平時可能不寫詩，但是疫情的災難激發了他們的想象力，使他們有感而發，有感要發。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些普通的民眾詩人可能更能夠代表海外大眾的感受。

二、病毒激起“潮涌般的同情”

首先，許多詩歌將新冠肺炎疫情視為致命病毒的“入侵”，而將抗擊疫情視為與這一無形殺手的“戰爭”。英國詩人約翰·里德（John P. Read）在《保持安全》（Keep Safe）一詩中警告人們不要握手，因為這一簡單的行為會傳播致命的病毒。“僅僅是手的簡單一碰／我們便被污染、被傷害。”在他看來，“我們的世界正處于戰爭／盡管敵人無影無形”。他呼吁人們勤洗手、講衛生，因為“衛生是我們唯一的保護”。這里所使用的戰爭比喻是為了說明疫情的嚴重性，說明抗擊疫病的艱巨性。它呼吁人們團結起來，以贏取這場戰爭的勝利。

醫生詩人伊麗莎白·米切爾（Elizabeth Mitchell）的詩歌《啟示》（Apocalypse）將抗擊新冠病毒比喻為《圣經》中描述的“最后的決戰”。在詩中，一位醫生正在為抗擊這一可怕的疾病做準備，她將黃色的醫用大褂從身后系上，將長發全部束進護士帽。像一名戰士即將與惡魔展開決戰，她戴上保護口、鼻和眼睛的護面鏡，走上了醫院的崗位。這場生死決戰的對手不是魔鬼撒旦，而是一個更致命的對手：細菌。它微不可察，潛伏在手柄或水槽上，并“伺機侵入我們毫無防備的手、嘴和眼”。

印度的教師詩人安妮·V.M.（Annie V. M.）將新冠病毒比喻為新殖民者，因為英文中的新冠病毒（novel corona）和新殖民者（novel colonizer）是諧音。在《致新殖民者》一詩中，她說，新冠病毒是吸血鬼，它“限制我們的行動，奪走我們的工作，傷害我們的喉嚨，將我們有些人化為灰燼”。對于曾經被殖民的印度來說，殖民者的殘忍可能仍然記憶猶新。另一位印度的教師詩人杰琳·吉娜（J. M. Jerlin Jeena）甚至將新冠肺炎的來襲比喻為外星人的入侵。在《星際新冠》（Stellar Corona）中，她說這個病毒“正在入侵我們的國家”，它的無差別進攻“不分等級、信仰、宗教，不論貧窮還是富有”。人們不能去教堂，不能去學校，不能朝九晚五，不能乘公共交通，不能旅行，不能乘飛機等等，如此種種限制，依舊沒有安全的保障。

雖然新冠病毒來自自然，但是人們仍然沒有弄清它的來源和宿主，它的傳播機制和變異機制依舊撲朔迷離。正如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說，面對這些未知，人們的想象被啟動和釋放了。難道它是上帝的憤怒嗎？是對人類的懲罰嗎？許多新冠肺炎題材的詩歌都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僅僅從這些詩歌的題目中，我們就能夠看出它們對新冠肺炎的“隱喻性”解讀。疫情是“王冠的怒火”還是上帝的“特洛伊木馬”？它“亦邪惡亦神圣”，不知是“報應還是復仇”，是“恩賜還是禍根”。更多詩人認為它是“大自然的報復”，因為人類的行為已經使“大地母親受夠了”，人類也“該聽聽自然的呼喚了”。甚至有些人還要給新冠病毒寫信，告訴它，它是“不受歡迎者”。

雖然新冠病毒的來源不清，但可以說它肯定是“平等主義者”，它的攻擊不分種族、階級、性別和年齡，它無差別地侵害所有人。或者說，我們人類面臨的是共同的威脅，我們應該共同面對，因為只要最后一名患者還未治愈，新冠肺炎就不會消失。這是一場人類對抗共同敵人的戰爭，這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在詩人們心中喚起的“團結意識”和“集體意識”。

美國詩人瑪莎·沃倫·密特曼（Marsha Warren Mittman）在《近乎天啟》（The Almost Apocalypse）一詩中說，新冠肺炎雖然給人們帶來了災難，但同時也給世界帶來了積極的變化。它在人們心底釋放出一種“潮涌般的同情”，和一種新的合作、援助與愛的精神。“人們插上了翅膀，”她說：“他們團結起來／互助互幫，樹立榜樣／鼓舞精神，提供希望。”在這首詩中，新冠肺炎疫情與其說是一場災難，不如說它是一聲號角，喚醒“我們每個人內在的善”。它讓世界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甚至“近乎天啟”。詩人認為，疫情不是在“割裂我們”或“摧毀地球”，而是將我們聯系得更加緊密。

三、集體意識驅散現實黑暗

新冠肺炎疫情給人們生活帶來的最重大的改變可能是“社交距離”。澳大利亞詩人格倫·菲利普斯（Glen Phillips）用男士如廁時站成一排的尷尬，來說明社交距離的重要性。在《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e）一詩中，他表達了對過去的詩人退隱山林的羨慕之情，渴望回歸大自然的天堂，從而實現獨處的理想。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人們被要求不聚集、不走動、不下餐館、不上酒吧，當疫情突然終止了社交，他們才開始意識到社會和集體對他們來說有多么重要。

美國詩人杰西卡·薩菲亞（Jessica Salfia）的詩歌《隔離期間收到的電子郵件的第一行集錦》（The First Lines of Emails Received While Quarantining）匯聚了她所收到的數封電子郵件，這些郵件都顯示：“很多人在掙扎”。雖然這個標題表明這首詩是一首“拼接詩”——由不同電子郵件的首句拼接而成，但它實際上是圍繞疫情中的人們及其生活狀況精心編織而成。疫情生活的特點包括：遠程教育、食物短缺和幽閉癥。從最后一點可以看出，“遠程”造成了“幽閉”。雖然隱私和獨處在以前是那么重要，但疫情期間與世隔絕、無法外出的狀態更讓人難以忍受。人們一方面不得不適應這種“新常態”，另一方面又渴望再次相聚的時刻快快到來。

美國詩人查爾斯·伯恩斯坦（Charles Bernstein）的《新冠狀態》（Covidity）也描寫了隔離給個人造成的孤單和痛苦。詩中的敘述者帶著一個大口罩，保持著社交距離。他“感覺就像獨行俠”。人們所說的社交距離，對他來說就是“靈魂的痛苦”，這痛苦是“太沉重的負擔”。標題“新冠狀態”一詞在英文中不存在，它是作者創造的一個新詞。對他來說，隔離就是新冠肺炎疫情下生存狀態的最痛苦的特征。敘述者在一種孤獨無助的狀態下，試圖給“你”打電話——“你”似乎就是他在這場可怕的危機中最后的依靠和希望，但“你”卻遙不可及，因為電話并未接通。“獨行俠”這個比喻將敘事者刻畫成一個正在被壞人追殺的逃亡者。他到處躲避，“躲在被窩下，躲在大廳里”。這種對被發現、被殺死的恐懼，在詩中如影隨形：“新冠病毒會找到我/遲早的事”——這給敘述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使他幾近崩潰。如果有人在身邊提供支持，這個孤獨的敘述者可能會更有力量和勇氣來抵御恐懼。

雖然獨處很重要，但陪伴是一種本能需求，這種需求在疫情期間被放大，被人們深切地感受到。特別是在生死離別之時，陪伴就顯得更加不可或缺，因為死亡是一種更加痛苦的隔離。醫生詩人克雷格·斯賓塞（Craig Spencer）在《死亡時間:晚上7:19》（Time of Death: 7:19 pm.）一詩中，記錄了一個病人沒有親友陪伴、孤獨死亡的過程。四周唯有醫生和護士，而他們還在忙于搶救其他病人，陪伴成為一種遙不可及的奢望。

但是在詩中，醫生和護士天然的同情心和同理心此時被喚醒。當“輸液停止了，呼吸機關閉了”，醫生和護士們自發地站在了這位垂死的病人周圍。一個護士情不自禁地抽泣，有人開始祈禱。盡管“這不是我們的工作”，詩人說，但是我們仍然“守著，等待著”。他們在替病人的家屬行使責任和義務，在他臨終前給他一點最后的尊嚴。這也讓我們想起約翰·鄧恩的名言，一個人的死亡會“削弱”我們所有人，喪鐘不僅為垂死的人而鳴，也為我們所有人而鳴。

四、值得銘記的自我犧牲

在西方政治思想中，集體主義被認為是東方社會的特征，個人主義被認為是西方社會的特征。因此西方關于“集體主義”的哲學爭論往往將集體與個人相對立，從而被賦予一層消極意義。

然而，西方應對新冠肺炎的失敗促使人們對“個人主義”進行再思考，同時也在提倡一種“集體主義”的自我犧牲精神。西蒙·阿米蒂奇（Simon Armitage）的《封鎖》（Lockdown）一詩講述了1665年大瘟疫時期發生在英國中部伊姆村的故事。那場可怕的瘟疫通過裁縫從倫敦購買的布匹傳播到這個村莊，引起了村民的恐慌。一些人想逃離，但被村里的牧師阻止了。牧師說，我們不應該傳播病毒，而應該傳播善良。在牧師的帶領下，整個村莊開始實施自我隔離，即所謂的“封鎖”。封鎖措施中斷了村莊內部的流動，也切斷了與外界的來往。正是因為他們的自我隔離，他們成功地將瘟疫控制在村莊內部，阻止了它向英國其他地區的蔓延，但是伊姆村300多位村民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這個故事現在已經成為英國抗疫史上的傳奇，被視為利他主義和自我犧牲的范例。故事中的一對戀人因為隔離而不能見面，直到女孩走到生命的盡頭。這對戀人的感人故事凸顯了村民們所經歷的巨大苦難以及瘟疫帶給個人的悲慘境遇。但是，它也凸顯了個人為了集體而自我犧牲的偉大行為。

阿米蒂奇撰寫該詩不是為了滿足好奇心，詩歌本身也不僅僅是趣聞軼事。“封鎖”一詞在2020年被許多國家定為“年度詞匯”，選擇它作為標題表明這首詩所關注的不是歷史，而是當下的疫情。新冠肺炎全球肆虐確實對生活造成了巨大沖擊，但要戰勝疫情，需要我們所有人團結起來，共同努力。當人們走上街頭去抗議封鎖政策和強調個人權利時，人們是否也應該回望歷史，吸取一些經驗和教訓呢？為了集體的利益，我們能否做出一點個人的犧牲呢？雖然這不是詩歌直接闡述的觀點，但這一層意思卻是顯而易見的。

因此，“集體思維”是大局思維，也是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現實需求。“集體意識”是一種更深遠的智慧，它意味著將他人視為我們自己的一部分，視為朋友，而不是視為威脅。“集體思維”——如果我可以這樣稱它的話——是一種促進世界團結和諧的思維，在17世紀約翰·鄧恩的詩歌中有所體現，在21世紀西蒙·阿米蒂奇、查爾斯·伯恩斯坦等詩人的詩歌中也有所體現。這種“集體思維”有別于西方地緣政治和議會政治中普遍存在的“對抗思維”。后者只會放大差異，分化世界，從而造成兩極對抗。在某種意義上講，我們不僅是面臨新冠肺炎這樣的大規模災難時才需要“集體思維”，我們一直都需要它。

（作者：張劍，系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