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族作家凡一平的長篇小說《四季書》發表于《作家》2021年第2期，小說講述了共產黨員韋正年傳奇的一生。

韋正年的傳奇始于1937年冬天。那一年，5歲的韋正年身患痢疾，已經奄奄一息，束手無策的家人只好將他抱到上嶺村的巖洞中等死。因為當地傳統觀念認為，死在家里的晚輩不好投胎，還會折長輩的陽壽。但幾天后，韋正年竟然神奇地好了起來，還獲得了一種特殊的能力——能夠在黑暗中看見東西，并且比別人看得更遠。

《四季書》的故事時間跳躍幅度很大，以主人公韋正年為中心，通過插敘、補敘的形式將故事鋪展開，但這并沒有讓故事變得破碎，反而獲得了一種獨特的敘述張力。這樣的處理方式是巧妙的，如果按照固定的線性模式進行敘述，反而會顯得枯燥乏味。作者將小說分為冬、夏、秋、春四個篇章，這四個篇章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勾連，共同建構了韋正年跌宕起伏的生命變奏曲。

小說的四個篇章以季節命名，既點出了故事發生的時間背景，又有深刻的隱喻味道。正如作者在小說中所寫的：“如果人生分四季，四季是四個篇章或四個籮筐，那么他（韋正年）的人生，冬季寫的是生命，裝的是關于活著的故事。夏季寫的是自由，裝的是追求的夢想與現實。秋季寫的是愛，裝著愛人、親人與自己的情感。那么春季的篇章寫什么呢，春季的籮筐裝著什么呢？死亡和骨骸。”凡一平像歸納同類項那樣，將生命、自由、愛、死亡四個重大的人生命題，分別置于四個不同的季節、不同的“籮筐”里進行集中描繪，展現了作家強烈的結構意識，也讓讀者能更準確地把握故事的演進線索。

《四季書》給我們塑造了韋正年這個豐富飽滿的藝術形象，他當過兵、當過地方干部，退休回到家鄉后還發揮余熱，帶領侄兒們創辦鄉村企業。戰場上，他是英勇無畏的戰士，在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中，立下了赫赫戰功；官場上，他是敢作敢為的黨員干部，在“大躍進”時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指出政策的問題，讓一縣百姓免于饑餓；商場上，他是光明磊落的企業家，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入獄8年，出獄后仍堅持還欠款。

韋正年的生活充滿了艱辛與坎坷，他在冬季獲得生命，在夏季獲得自由與夢想，在秋季收獲愛情，卻總是在春季遭遇死亡或戰爭。這像是一個魔咒，無論韋正年收獲多少，都會在萬物萌發的春季被清零，“死神總是春天來敲門，像是固定不變準時拜訪的客人或朋友”。1941年春天，上嶺村110口人被日本人殘忍屠殺；1952年春天，韋正年所在的志愿軍38軍傷亡6700人；1964年春天，第一任妻子何菊因患抑郁癥，跳江自殺；1969年春天，第二任妻子鄭雅琴患上產后風，不幸病逝……每一個春天，對韋正年來說，無疑都是最難熬、最殘酷的季節，他不得不在春天一次又一次回憶關于死亡的事件，又不得不在春天一次又一次經歷新的死亡。

盡管遭受了種種磨難，但在韋正年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始終昂揚向上的頑強生命力。他戰勝了痢疾、躲過了日本人的屠殺，經歷槍林彈雨卻不曾受傷，想上吊自殺又因繩子斷了沒有成功。因為主張解散公共食堂、開放市場經濟，被免去縣長職務，連降三級，發回原籍當武裝干事。但他并沒有任何怨言。韋正年是樂觀的、堅忍的，無論是仕途的不順，還是生活上的苦難，都沒有打垮他的意志。談到這里，我們得回頭看看作者在題記中引用的那句詩：“在我身上沒有痛苦”。這句詩出自米沃什的《禮物》，我們不妨再結合詩歌的前后文來看看，“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記/想到故我今我同為一個并不使人難為情/在我身上沒有痛苦/直起腰來，我望見藍色的大海與帆影。”在詩行中，我們能夠感受到一種平靜的力量，不幸并非真的被忘記了，而是被消解掉了。同樣，我們在韋正年身上也沒有看到痛苦，他用共產黨人的韌性與堅定的理想信念，消解了自己身上的痛苦，獲得了內心的安寧，因而可以平靜地應對一切。當然，韋正年面對苦難所表現出來的從容淡定，與他多年的軍旅生涯也有著密切關聯。正是戰場上血與火的考驗，鍛造了他鋼鐵般的意志。

在《四季書》中，除了對生命、自由、愛、死亡四個人生命題的書寫，還有第五個命題，即：出走與回歸。1946年的夏天，韋正年離開了上嶺村，開始追逐他的自由與夢想。這時的韋正年，也許并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走出閉塞的大山，讓他的人生獲得了更多可能。但無論走得多遠，他始終牽掛著自己的家鄉、牽掛著上嶺村。經歷槍林彈雨、官場沉浮、商海跌宕之后，韋正年又回到了他日夜眷念的上嶺村。他像一位將軍那樣，檢閱著上嶺村的一切，他探望村中老人，給他們發紅包、和他們聊天，企圖用自己身上最后一點熱量溫暖上嶺村。當他預感到自己的死亡即將到來的時候，他又去到上嶺村后山的巖洞。他曾在這個巖洞完成了與死神的第一次較量，80多年以后，他決定在這里回歸大地。

韋正年的一生，貫穿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也見證了21世紀前20年新時代的社會發展變化。盡管《四季書》對于各個歷史時期的社會面貌著墨不多，但我們仍然能在小說中發現屬于各個歷史時期的時代烙印。在某種程度上，韋正年是一面鏡子，通過他的人生歷程，我們看到了時代變遷的軌跡，也看到了一個忠誠擔當、擁有堅定理想信念的共產黨干部形象。韋正年能夠在黑暗中視物，眼睛能夠比別人看得更遠，這一特異功能固然具有魔幻色彩，但也有豐富的象征意味。能夠在黑暗中視物、行走，是因為心中有光；能夠比別人看得更遠，是因為胸懷遠大理想。

站在建黨百年這個時間節點，來審視韋正年這一藝術形象，可以看出韋正年其實是萬千優秀共產黨員的化身。100年前的共產黨人，不正是在黑暗中摸索著前進的嗎？韋正年的成長也與共產黨員陳明倉有關，他將陳明倉視為自己的“革命領路人”。正是在陳明倉的鼓勵下，韋正年報名參軍，成為了國民黨軍隊中的一枚“棋子兵”。在青樹坪戰役中，為了讓解放軍順利突圍、減少傷亡，作為國民黨師部文書的韋正年，在傳遞文件時篡改了長官的手令，并帶領一個連的戰士向解放軍投誠。經過組織考察后，他如愿成為一名解放軍戰士。此后，韋正年一直以嚴格的組織紀律要求自己，無論是當軍隊干部，還是轉業當地方父母官，他都保持著剛正不阿的姿態，從來不以權謀私。但上嶺村的人以及他的父母，對此都非常難以理解。因為當上一方父母官的韋正年，并沒有讓家中的生活發生太大的改變，他的哥哥一直是農民。在困難的時候，他的4個弟弟妹妹甚至餓死了，為此韋正年的父母一直心懷怨言。

縱觀整部小說，令人稍感遺憾的是有關韋正年的“革命領路人”陳明倉的敘述過于簡單。韋正年離開上嶺村后，拿著先生樊正庭的信，投奔到陳明倉家中。陳明倉當時是國民政府柳州行政監督區稅務局局長，而14歲的韋正年僅憑借對他的一些舉動和言語的觀察，就判斷陳明倉是共產黨柳州工委的重要人物，或許有些武斷。接下來，小說很快又跳到了3年后，陳明倉希望韋正年參軍當“棋子兵”，打入國民黨軍隊內部，并且舉薦他任國民黨師部文書。但到了部隊后，陳明倉這條線索就不見了，他作為韋正年“革命領路人”的身份明顯被弱化了。而在青樹坪戰斗中，韋正年篡改文書、率部投誠的行為，也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一腔熱血和沖動，而非來自共產黨組織或陳明倉的指點。在小說里，韋正年固然是聰慧的，但任何一個英雄的成長都需要一個過程，淡化了這個過程，將“投誠事件”的發生簡單歸結為某種偶然性，無論是從歷史邏輯還是事理邏輯來說，都是值得仔細商榷的。

盡管有一些遺憾，但凡一平的長篇小說《四季書》仍然不失為一部優秀的作品，一部充滿隱喻的時間之書、生命之書。季節的輪轉，為小說鋪設了充滿詭譎的自然背景；時代的變遷，為小說鋪設了風云變幻的社會背景。故事的主人公韋正年，正是在這兩種藝術底色下，完成了生命的出走與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