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促使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產生了質的巨變。在100年的革命和建設進程中，在黨的領導下，少數民族文學在題材、內容、風格上面貌一新，少數民族作家以自己獨特的創作匯入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征程之中。

黨高度重視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

在革命年代，黨積極利用民歌、民謠等民間文藝鼓舞人民參與斗爭。少數民族作家們創作了一系列思想深刻、藝術精湛的文學作品。特別是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民間文藝、民族文藝得到了更多的重視。

而最大的變化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1949年，茅盾在為《人民文學》創刊號起草的《發刊詞》中，先后提到“少數民族文學”“少數民族的文學”“各少數民族的文學”三個概念，此為“少數民族文學”概念之始。此文刊于1949年10月25日出版的《人民文學》創刊號上，故1949年10月25日當是“少數民族文學”概念正式面世之日。

1950年3月，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后改名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成立，郭沫若、老舍、鐘敬文等擔任領導，少數民族文學工作被納入其中。陶陽、劉錫誠等還親自參與了民族民間文學的調查研究。少數民族文學工作首次得到國家機構的認可和領導。

1950年5月，烏蘭夫被任命為中央民族學院（中央民族大學前身）院長。9月，開辦第一個藏文培訓班，教學中使用了藏族文學資料，可視為少數民族文學學科的萌芽。1952年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成立，標志著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科的誕生。

1955年“五一”勞動節之后，中國作協副主席、滿族著名作家老舍代表中國作協邀請維吾爾族、蒙古族、哈薩克族、彝族、侗族、東鄉族、苗族、朝鮮族、漢族的14位同志座談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問題。這次座談涉及“民族文學遺產和新文學的興起”“開展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翻譯問題”等幾個方面。

1956年2月27日，老舍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擴大）會議上，作了《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第一次系統、全面地闡述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問題。

1958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北京召開編寫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文學概況的座談會，參加“全國民間文學工作者大會”的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部分代表出席了會議。到20世紀60年代初，在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工作者的積極努力下，就已編寫出版了《白族文學史》《納西族文學史》《藏族文學史》《廣西壯族文學》等。

1961年3月25日，在北京召開了少數民族文學史討論會，北京、新疆、云南、貴州、黑龍江等地的70多位學者出席會議。文化部副部長徐平羽到會講話。4月17日，何其芳就討論會情況作總結報告，后整理刊于《文學評論》1961年的第10期。會后形成了《中國各少數民族文學史和文學概況編寫出版計劃》等文件。

1978年冬在蘭州召開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教材編寫及學術討論會”，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具有重要意義。這次會議是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工作者第一次規模盛大的聚會，它對全面開展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研究起了動員和組織作用。這次會議后，在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工作者的積極努力下，編輯出版了高等院校教材《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馬學良主編）。這是全國第一部包括55個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的選集。

1979年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在昆明召開第三次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云南、貴州、四川、西藏、青海、新疆、甘肅、寧夏、廣西、廣東、湖南、福建、內蒙古、黑龍江、吉林15個省份和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中央民族學院、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等單位的代表，會上決定編寫《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概況》一書。

1979年6月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成立，同時召開第一屆年會。這個學會是專門從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群眾性學術團體，在全國發展會員并定期召開學術年會和專題學術討論會，為少數民族文學學科的建設貢獻了力量。

1979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成立，賈芝任所長。這是國內首次成立國家級的民族文學研究機構。該所下設理論研究室、《格薩爾》研究室和多個地區的民族文學研究室，出版專門性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季刊《民族文學研究》。云南、新疆、內蒙古等地的社科院也成立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這樣，就使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成為一門獨立的新學科。

1980年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和中國作家協會聯合召開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隨后舉行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評獎。1981年，創辦了專門發表少數民族作家作品的全國性刊物《民族文學》。這些舉措極大地調動了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積極性，一大批少數民族文學新秀迅速成長起來。

在改革開放的氛圍下，1981年，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建立了語言學、藏緬語族語言文學、壯侗語族語言文學、苗瑤語族語言文學、蒙古語族語言文學、突厥語族語言文學6個碩士點，這是中國的第一批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碩士點。1983年，中央民族學院建立了藏緬語族語言文學博士點，這是中國第一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博士點。

1984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加強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和搜集工作的通知》出臺。自此民族文學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揚鞭遠航，熠熠生輝，中華多民族文學融為一體。

1980年代所奠定的這些發展機制，為少數民族文學在90年代、新世紀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特別是近些年來，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更是極大地推動了優秀少數民族作家作品的涌現。

少數民族文學的嶄新面貌

10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少數民族文學脫胎換骨，形成與時俱進的新文學，面貌煥然一新。

第一，文學題材更趨多樣化。在過去，由于經濟的落后和交通的阻隔等原因，很多少數民族作家往往偏居一隅，各自從傳統的農牧生活中選取題材。牧民歌頌草原的駿馬牛羊，哀嘆在封建統治下牧民生活的困頓。有些地區還處在封建農奴制的殘酷統治下，反抗這一制度成了文學的主題。這些文學題材正像藏族詩人饒階巴桑在《太陽——獻給農奴出身的歌手》中所寫的：“我早就向太空邀約過：/要和它交換一件商貨，/把我的痛苦都給它，/那是奴隸主強加給我。//隕落的星星填滿了河，/老天一直沒有來收貨，/也許它已經遠遠看見：/我的苦太大也太多。”在華南，壯侗語族民族喜歡民歌，而民歌的題材大多來自苦歌和情歌。以民歌格式演繹而成的民間長詩，則有創世史詩、英雄史詩、抒情長詩、歷史長詩、敘事長詩、散歌套歌、信歌、傳揚歌、經詩、對歌等十類之多，但不管是哪類長詩，題材都是來自民間的苦難和民族風情……在黨的領導下，全國各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少數民族文學的題材也發生了重大轉換與更新。作家們從黨領導的革命進程里選材，從改革開放的浪潮中汲取創作靈感，從當下波瀾壯闊的生動實踐中激發創作活力，使民族文學的題材、內容更加多樣化。

第二，文學結構的變化。在歷史上，少數民族文學以民間文學為主，因為創作力量的匱乏，一些民族的作家文學長期處于空白的狀態。我們知道，少數民族作家進行創作，要么使用漢語，要么使用少數民族文字。遺憾的是，在那一歷史時期，擁有少數民族文字的民族并不太多。即使有自己的民族語言和文字，很多作家也是能說不能寫。由于教育尚未普及，能自如應用漢語進行創作的作家也不太多。因此，少數民族文學的結構，長期以民間文學為主，結構比較單一。新中國成立以后，教育事業有了巨大發展，各民族都產生了掌握漢文和少數民族文字的知識分子，其中便出現了作家和詩人。現在，我們查閱每年發展的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名單，少數民族作家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每個民族都有優秀的作家涌現，并以各自優秀的作品獲得了全國性的獎項，充分體現了少數民族作家文學的活躍態勢。因之，民族文學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作家文學遠遠超過民間文學，成為少數民族文學的主體。

第三，各民族文學同頻共振，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百年來，在黨的領導下，各少數民族作家為民族解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鼓與呼，使各民族文學有了共同的主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在文學的內容上，歌頌黨的領導，歌頌社會主義，歌頌新人新事，歌頌創新創造，成了各民族文學的共同主旋律。特別是隨著教育事業的發展，能夠自如應用漢語進行創作的作家蜂擁出現，能夠將少數民族語言和漢語進行自由轉換的雙語作家、翻譯家也越來越多。這就使少數民族文學和漢文學互相融合，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學。這促進了中華各民族文學的共同發展，也有利于以文學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第四、文學功能得以擴展。傳統文學的主要功能是抒情，控訴壓迫剝削，為民眾提供藝術欣賞的對象。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踴躍投入推翻“三座大山”的偉大斗爭之中，并把民族文學從民間抒情變成斗爭的武器，批判剝削制度，揭露剝削階級罪惡，反抗帝國主義侵略，鼓舞斗志，激勵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沖鋒陷陣，奪取一個又一個勝利。新中國成立之后，作家們歌頌社會主義，歌頌改革開放，鼓舞各族人民奮起直追，使中國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總之，使民族文學功能轉換，成為革命和建設的有力助推器。

第五、文學風格變得高昂。文學不再是傳統的悲歌。新的民族文學語言順應了時代變化，用語明麗，格調清新，風格昂揚，有著催人奮進的力量，洋溢著必勝的激情。在繼承優秀傳統的同時，創新成為主旋律。就是傳統的情歌，在新中國文化氛圍下風格也不一樣。壯族有一首情歌叫《十贊后生歌》，脫胎于傳統民歌，但風格經過精心改造，明麗的時代氛圍格外濃郁，設喻格外清新。維吾爾族詩人鐵依甫江·艾里耶夫在《為了你，我親愛的祖國》中唱道：“愛的烈焰燃燒在我年輕的軀體里，/如此焦渴，我愿把一切獻給你。/為了你，哪怕要蹈火海，忍受千般折磨，/煉獄之火不能將我焚毀，而會狼狽退避。//……我的心愿就是為你分擔一切憂患和痛苦，/與你一道歡笑，共慶每一個輝煌的勝利。”類似這樣風格昂揚的作品在少數民族文學中不勝枚舉。

100年來，少數民族文學的題材、結構、內涵、功能、風格的上述變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必然結果。文學作為文化戰線的一部分，其功能的變化是先導，功能變化必然牽動題材、結構、風格的變化，使民族文學面目一新。

壯族文學的發展和新可能

在全國人民熱烈歡慶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的大喜日子里，民族文學界正在和整個中國文學藝術界一起，總結過去，展望未來，面向全國，面向世界，向人類命運共同體尋找新的亮點，創造更加光明的未來。作為壯族人，作為壯族文學的研究者之一，我不禁想起百年來的壯族文學發展進程及其新可能。

在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格局中，壯族文學從建黨初期起就開始實現內容的更新和功能的轉換，這源于壯族革命者韋拔群的有意運用。韋拔群在右江地區整整活動十年，組織婦女民歌宣傳隊，利用壯族民歌形式宣傳鼓舞群眾，自己也創作了上百首壯族民歌。1981年廣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Fwen Bazgoh》（拔哥山歌），收入仍在流傳的韋拔群創作的79首作品。在韋拔群的引領下，壯族文學遍地開花。后來搜集出版了《東蘭革命史歌》《右江革命歌謠》《壯族民歌選集》《壯族民間歌謠資料》《紅旗出山林》《邕寧抗日歌》等民歌集，以及大量民間故事。

在黨的領導下，壯族的作家詩人隊伍中出現了創作尖兵，他們多是共產黨員，以文學為武器同反動派斗爭。比如，高孤雁、韋杰三等革命烈士，萬里云、陸地、黃青、華山、藍鴻恩等作家。這些知名的黨員作家，參加革命斗爭，以自己的作品奉獻社會，帶動了一大批壯族年輕人的寫作。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在陸地、韋其麟的帶領下，壯族出現了與時俱進的作家群。萬里云、華山、黃青、藍鴻恩、周民震等老作家在很長一段時間引領了壯族文學的發展。韋一凡、韋啟文、潘琦、馮藝、黃鳳顯、黃佩華、凡一平、潘紅日、嚴鳳華、李約熱、鐘日勝、陶麗群等作家的作品在不同時期展現了廣西壯族文學的創作活力。當然，還有眾多在廣西區外生活的壯族作家，他們同樣以自己的優秀作品豐富著壯族文學的園地。

與此同時，用壯文寫作的作家、詩人也越來越多。幾十年來，壯族母語作家們在《廣西民族報》壯文版、《三月三》壯文版上發表了許多優秀的壯文小說、詩歌、散文、評論等。這些作者絕大部分是民族語文工作者和學生。其中比較有名的有蒙飛、覃祥周、陸登、余執、滕朝強、鐘希增等，他們成為壯文創作隊伍中的活躍者。其中，蒙飛、黃新榮的壯文長篇小說《節日》獲得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

站在新的起點，壯族文學和全國其他各民族文學一樣，面臨著新的發展機遇。波瀾壯闊的時代畫卷已經展開，為寫作者們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創作素材。如何從現實生活中發現藝術的靈感，提煉出鮮活的人物形象和動人的文學語言；如何在堅守民族性與不斷增強作品現代性之間保持平衡，創作出具有鮮明時代性的作品，是擺在少數民族作家面前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