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出了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號召。

近年來，我國開始推動“新文科”建設，即建設以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為核心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呈現和包含中國經驗中國材料中國數據的文科。

文科建設為何重要？新文科在新時代應該承擔怎樣的歷史使命？

講好中國故事，離不開文科建設

文科發展與中國話語體系建設密切相關。

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我們在國際上的話語權與我們的經濟地位并不完全匹配。如何破局？關鍵在話語體系建設上。

我們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關于這些成就的故事，在國際上應該怎么講，仍有待持續探索。如我們應該怎么把改革開放的故事、中國共產黨百年艱苦奮斗的故事、五千年中華文明發展演進的故事，在世界范圍內講得精彩、講得動人？如此，“構建當代中國的話語體系”的任務，就非常嚴峻地擺在了我們面前。

我認為，在構建中國話語體系方面，文史哲諸學科均承擔著特殊的任務。換句話說，中國話語體系建設離不開這些學科，離不開與中國歷史文化、中國文明發展道路息息相關的這些學科。

很久以來，學界始終有一個錯覺，認為話語體系建設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事實上我們有很多遺產有待繼承。

像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就是用中國話語來講述中國故事、中國社會和中國歷史的一個典范之作。為了講好中國故事，費孝通先生幾乎獨創了一套術語概念：鄉土社會、差序格局、禮治秩序等。他最終想回答的是，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到底有哪些不同。如果說，費孝通先生想回答中西社會之間的差異，那么梁漱溟先生則想回答中西文化之間到底有什么差異。他也為此獨創了一些概念術語：如西方是“團體本位”、中國是“家族本位”，西方是“宗教本位”、中國是“倫理本位”等。可以看出，中國話語體系建設在民國年間就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準。但是長期以來，在我們整個話語體系建設當中，并沒有得到應有的、足夠的重視。

事實上，鍛鑄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范式、構建中國話語體系，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就提出來了，它實際上是一個未完成的“世紀任務”、未解決的“世紀難題”。30年代曾提出過兩個非常著名的口號：一個是“中國學術化”，另一個是“學術中國化”。蔣廷黻提出我們不應該只為西方培養人才，張伯苓先生則提出，我們要辦能解決中國問題的大學。30年代提出的“中國文化本位論”，與今天我們要確立中國歷史的主體性地位、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地位有什么差別？沒有任何差別！中國社會、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在本體上就與西方不同，所以，中國社會、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必須也只能用另一套話語來講述、來表達、來呈現。

摒棄“象牙塔化”的文科，發展“與時代同步伐”的新文科

影響和制約中國話語體系建設的有三個矛盾或三大沖突。

一是材料過剩和思想建構之間的沖突。中國材料、中國案例、中國數據，已經足夠，但是我們并沒能同步對這些大量的中國數據、中國案例進行大規模的理論綜合。中國的話語體系建設，材料積累已經足夠多，建設條件也已經很成熟了，我們缺乏的是“提煉”，缺乏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提煉每個學科的標識性概念。

二是學科建設與學科轉型之間的沖突。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國40多年來的快速工業化進程都是驚人的，而且這種轉型走的是一條迥異于西方的獨特的工業化道路。這條獨特的工業化道路，給人類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提供了哪些西方沒有的東西？這條道路顛覆了哪些基于西方經驗的社會科學結論？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奧秘在哪里？準確回答和詮釋這些問題，正是當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各門類的廣闊用武之地。

這也就意味著，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等學科在強烈地面臨本土化轉型的問題，其本質是把中國經驗升華為一般的理論原則，從而豐富、補充乃至部分修訂被我們視為普遍規則的若干經濟學預設、政治學預設、法學預設。

因此，中國社會科學應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研究旨趣，轉移到中國問題上來，轉移到中國經驗上來，轉型到更加透徹地解讀和說明中國道路上來，在中國本土上深耕細作，而不是在遠離時代、遠離沸騰的現實的學院里搞所謂的學科建設。

三是國家民族的重大需求與高校和科研機構“象牙塔化”的沖突。

最近幾十年來，一些高校越來越象牙塔化，越來越學院化。學校的院墻已經變成很多學者的精神活動的邊界，相當一部分學者躺在越來越豪華的學科建設的安樂窩里，備享物質繁榮帶來的好處而忘卻了自己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這無疑與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堅持與時代同步伐、以人民為中心”是相悖的。

闡釋中國發展道路，構建中國話語體系

在構建中國話語體系方面，文史哲諸學科均承擔著特殊的任務。

第一個是中國哲學與中國話語體系的形成。在這個方面，必須使儒學走出中國哲學的范疇。我們長期以來把儒學掛在中國哲學之下，這實際上是遮蔽了儒學的本來面目。儒學是一種社會發展理論，包含著大量的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人類學的內容。還原儒學的本來面目，在社會科學的視野下重新詮釋、挖掘、表達、呈現儒家思想，是這一方向的主要工作。

第二個是中國歷史發展道路與中國話語體系的形成。幾千年來，中國一直走著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這方面我們需要探索怎樣用新的話語去解讀中國道路和亞細亞生產方式。亞細亞生產方式是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來的，這說明馬克思早就看得非常清楚，中國和歐美道路不一樣，中國歷來是政府主導型的發展模式。在這個方面，歷史學界有大量的工作待做。

第三個是文學與中國話語體系的形成。我認為要抓住核心概念，特別是抓住“溫柔敦厚”這四個字來構建中國獨特的審美話語，從文學的角度來說明中國文明的特點。中國古代全部文學活動都處在自由與禮制之間，既要展示自由奔放的天性，又不能不有所節制，這就是所謂“溫柔敦厚”。這個特點蔓延到書法、美術各個方面，不單獨表現在審美上。

第四個是民俗學與中國話語體系建設問題。傳統中國是禮治社會。禮治是什么意思？就是化民成俗，讓老百姓自覺自愿地遵守某種規范，而不是通過法律來強制。兩千年來，中國形成了獨特的基層社會治理體系，老百姓完全是在自覺自愿的基礎上使基層社會有序運轉。禮治社會的化民成俗與中國的社會治理、國家治理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這個也是我們下一步要做的工作。

(作者系全國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