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說

檔案無小事，兩個不一致的檔案中的出生年齡，到底哪個準確，怎么才能證明自己出生于1961年？一字之差影響到老柳的升遷，且觸發一系列不為人知的官場規則。小說有種無處說理的荒誕感，卻直逼官場真實現狀，觸動人心，發人深思。

年齡問題

文 / 丁邦文

一

放下電話，柳衛東蒙了。

蒙了的柳衛東，嘴大張，臉緊繃，眼圓瞪，一口氣憋在胸腔吸不回去吐不出來，近乎窒息，難受至極。

打電話的人是老張，江北縣政法委常務副書記。電話里的老張，聲音低沉，語調凝重，只為通報一件事，一件大事：

“老柳，柳主任，你的年齡出了問題！大問題！具體情況，我讓小黃和你說。”

江北縣政法委與綜治辦，兩塊牌子一套班子，同屬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老鄭領導，日常工作由老張主持，人事、行政、后勤歸攏在一只鍋里攪勺。分工上，老張偏重政法委，柳衛東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辦公室主任。

聽得出，老張打來這通電話時，是在移動的汽車上。

早晨剛上班，也就是一個半小時前，柳衛東同老張在走廊上碰過面。老張說：“我去縣委大院一趟，為你的好事跑腿哩。”

跟在老張旁邊的，是政法委組織委員小黃，人稱黃組委。

老張說的好事，柳衛東當然清楚。

前不久，縣里騰出兩個副處級非領導職位。瞄準這幾個位置，等著頂替上位的人，隊伍排到郊外十里坊。隊伍里，自然都是江北縣資歷深、道行高、能力強的正科職老屁眼兒，人人皆非等閑貨色。明著大家不動聲色，暗地里其實早就刀槍劍戟齊上了。這也難怪，一個縣，除了四套班子之外，統共就那么幾個副處位置，那么多部委辦局院行社的正職官員，外加十個鄉鎮的黨委書記，哪個不是紅眼睛綠鼻子地緊盯著？經過嚴格的民主推薦、測評、考察、打分等程序，縣委又考慮到柳衛東當年上過前線打過仗，在戰場上負過傷立過功；轉業回來后在公安系統苦干二十年，從普通刑警一直做到副局長，立了一堆二、三等功，評過省勞模；調來綜治辦十年，副主任五年，正主任五年，工作成績很突出……基于此，柳衛東列入擬提副處級之列。

對柳衛東來說，這當然是件好事。饒是農村出身貧寒本色，經歷過戰爭與生死，看淡了官位職級，可畢竟再有兩年就退休了，這時弄個副處級，是對自己的某種肯定與褒獎，退休后的待遇也不一樣。為此，柳衛東內心喜悅加感激，周圍同事也替他高興。

最近這幾天，張副書記和黃組委為這事沒少往縣委大院跑，事成之后一頓好酒篤定沒跑。可是，在這節骨眼上，竟然出現了什么年齡問題，而且是大問題。

老張選擇在車上打電話，說明事情緊急且重大，或者表示事情棘手且尷尬，電話里講比當面說容易開口。

那邊，老張說完開場白，接著將電話交給了黃組委。

事情的原委，黃組委很快便說清楚了。

按照規定，凡是需要提拔的干部，縣里要重新審核檔案，包括歷年個人事項登記等重要歷史資料。

這一審核，問題來了。

在柳衛東的檔案里，有一份入團志愿書，出生日期一欄里，赫然填著1960年9月，整整比實際年齡早了一歲。

“柳主任，我和張書記剛才都看過那張入團志愿書，從字跡上判斷，應該是您上高中時親筆書寫。”黃組委說。

“是啊，入團志愿書當然得自己填啦。這有什么問題嗎？”柳衛東不解。

“問題就出在您自己填寫的那個1960年9月上，與您檔案里后來所有的材料都不一致。從當兵開始，您的出生日期就變成了1961年9月。”黃組委說。

“什么變成？我本來就是1961年9月出生的嘛。那個1960年9月肯定是錯的！當時要么是筆誤，要么是記憶或推算上的差異，這對于一個16歲的少年，不應該是什么大錯誤呀！再說，后來所有材料都是1961年，正好說明那個1960年是錯的。否則，當兵政審那么嚴格，不會查不出來。還有，居民身份證、戶口簿、公安機關戶籍冊都能證明，也都是法定依據嘛。這么簡單的事情，還能弄不明白？”柳衛東不以為然。

“可是，可是，這些情況我們都幫你說了，他們也都清楚。關鍵是，您填的那份團表很要命哩，柳主任，這個事情弄大咧！”黃組委欲言又止，說話吞吞吐吐。

那邊的老張，似乎有點不耐煩，罵了一句什么粗話，將電話接了過去。

“老柳，現在的事情是這樣。據說縣里根據上頭的一個什么通知，前兩年出臺了個規定，對于干部年齡，凡是檔案上記載不一致的，一律以最早記錄的那次為準，任何人不得例外。據說，這是紀律，鐵的紀律。唉！”老張嘆了一口氣，道：“你的情況，別人不了解，我還能不了解？我費了好多口舌幫你據理力爭，他們才松了一點縫隙，說是只要能找到最原始出生記錄，比如準生證、出生證、防疫記錄之類，包括出生時的戶口原始底冊，都可以作為參考。可我知道，什么準生證、出生證、防疫記錄都是胡扯。我們這些六十年代出生在農村的人，哪有這些名堂？還有，聽他們的口氣，應該是查過戶口底冊了，好像沒查到。照著這個意思，事情還真有點麻煩。”

說到戶口底冊，柳衛東忽然想起一件事：在他當兵期間，老家丁家塘公社的戶籍庫遭遇過一場火災，里面的東西全部付之一炬，所有戶籍資料都是后來補齊。這事，他原本不知道，轉業到公安局工作后，老家經常有人找他幫助查這找那的，也就知情了。沒查到，興許因此。

“老張，我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這件事基本上就沒有余地了？也不容申辯了？”柳衛東有點生氣，卻盡量緩和語調。

“唉！”張副書記還是嘆息。

“我的出生年齡，只能按照那張入團志愿書上的時間認定，也就是說，我憑空多了一歲。而這多出來的一歲，不僅使這次提拔泡湯，還將決定我的退休時間提前一年。說不定，根據這個情況，還可認定我弄虛作假、欺騙組織。老張，是這個意思嗎？”柳衛東有點激動。

“事情當然沒有你說的這么嚴重，作假、欺騙什么的純屬胡扯。可是，提拔和退休應該是這么個意思。你也知道，這次提副處競爭很激烈，如果你這個年齡問題被認定，提拔估計有困難，退休也得提早一年。”老張實話實說。

接下來，老張似乎還想安慰柳衛東幾句，可是他這邊先掛了電話。

柳衛東絲毫沒有責怪老張和黃組委的意思。他們都是好意，不能把氣撒在他們身上。

柳衛東走出辦公室，來到辦公室室外的平臺上。

他不吸煙，但這時實在想抽一支，用劇烈咳嗽來掩蓋內心的不平。

初秋時節，風光正好。放眼遠望，四周一片蔥郁與繽紛，各種顏色的鮮花或含苞或怒放。滿眼好景，在柳面前卻什么也不是。

問題到底出在哪里呢？柳衛東需要認真冷靜地清一清理一理。

是的，本人柳衛東，出生在本縣西部那個叫作丁家塘公社梁柳甸大隊的地方。大概五歲時，開始有了記憶，最早是關于祖父生病、去世，然后進小學讀書，之后就什么都記得了。小時候，關于自己的生命信息，似乎是從回答別人“你幾歲啦”開始的，三歲、五歲、十歲，報的全是虛齡，很久都不知道還有實足年齡、周歲這個說法。生日當然記得，農歷八月初一。屬相也清楚，屬牛。出生時間是三姐告訴的，晚上七點左右，用她的話說是“散烏”的時候。柳衛東后來考證過，“散烏”是對天色將暗未暗狀態的形容，是夜色初籠、薄靄輕繞的晝夜交替時分。

當兵之前的十八年間，柳衛東幾乎從不在意自己的出生時間，好像也不需要在意。當兵開始，考軍校、入黨、提干、立功受獎、轉業等等，有了政審的說法，需要不斷填寫各種表格，自此，出生時間成為每表必填的固定項目。這時，柳衛東不再是一個自由散漫的農民，不能只記得自己的虛齡，而是要將虛齡、屬相對應到具體公歷年份，這便有了確鑿無疑的1961年。至于生日，那時查不到萬年歷，只能模糊，在農歷上橫加一個月，八月初一變成了公歷9月1號。很多年之后，柳衛東查過萬年歷，才知道自己的公歷生日其實是9月10日。可以肯定的是，對于出生時間這樣重要的信息，當兵政審時一定由武裝部與公安部門聯合核查過，派出所有現成的戶籍底冊——那時還沒有發生火災，確認起來很方便。從1979年入伍后的40年間，1961年9月1日的記載應該從未變過，具有法定功能的居民身份證也可佐證。

“可是，那份入團志愿書上的時間又是怎么回事呢？”

柳衛東完全記不得那張表格了。當年，在什么情況下、由什么人介紹入團，一點印象也沒有了。他只能想象，42年前的那個柳衛東，16周歲，瘦弱矮小，其貌不揚，對于入團除了激動、興奮，應該還未及仔細思考更多。至于那份表格，是鉛印、打印，還是油墨推印，上邊的文字是用圓珠筆還是鋼筆填寫，更是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出。

然而，恰恰是這樣一份陳年表格，突然跳將出來惹是生非，成為攔住柳衛東再進一步的障礙，或許也將決定他突然多了一歲，必須提前一年退休。換句話說，如果年齡問題一旦被認定，他便不再是原本的柳衛東，自己突然就迷失掉了。

想到這個結局，他有點不寒而栗。

二

柳衛東發了火，而且是大火。

他罵了粗話，拍了桌子，甚至差點摔掉一只茶杯。

他發火、震怒時，面對的是張副書記、黃組委，可心里真實的潛在的對象卻又不是他倆。對此，不光柳衛東清楚，老張、小黃也明白。

發火的場合，是在柳衛東辦公室。老張、小黃坐在沙發上，柳衛東先是坐在辦公桌后的皮椅上，后來干脆站了起來，再之后就像一頭被激怒的牯牛一樣來回繞圈子，大喘粗氣。

張副書記帶黃組委過來，其實只是解釋，也是希望商量一個解決辦法。

開始時，張副書記主講，黃組委補充，兩人還原、模擬出那天在縣委大院的情景。

“接待我們的是洪科長，還有一位許同志。洪科長主管這方面的工作，許同志負責檔案審查。”張副書記說。

“可是，在柳主任年齡問題上，真正的主角是許同志。”黃組委補充。

“洪科長有一本保密筆記本，上邊記錄了很多案例，都與年齡問題有關。說是江北縣與全國許多地方一樣，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干部在檔案方面的毛病實在太多了。其中，年齡問題是重中之重，弄虛作假的情況相當普遍。有的干部，因為早期招工、升學、當兵、入黨、提干等等，年齡不符合要求，將年齡改了，有的改到相差三四歲。更加離奇的是，有的干部先是將年齡改過一遍，等到工作多年之后，面臨升遷、婚戀、退休等等，又要求將年齡改回來。這就出現同一人檔案里，有好幾個不同年齡，前后矛盾，相當混亂。”張副書記對著本子，盡可能講得準確全面。

“問題最突出的是體育、文藝領域的干部，年齡問題普遍，而且相當懸殊。”黃組委適時插話。

“許同志雖然一直沒怎么講話，可他手里有一份什么通知，說是上頭有規定，凡是干部檔案年齡不一致的，一律按照最早的記載為準，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對領導干部尤其嚴格。事后，我打聽過，那個許同志其實是關鍵人物。他專門負責干部檔案審核，洪科長對他相當信任，也很倚重。柳主任的年齡問題，就是他發現的。而且，據說他這個人原則性很強，只要他發現的問題，對應到文件規定，那就絲毫也沒有通融的余地，根本不聽任何解釋，什么人打招呼都不讓步。”張副書記說。

“哦，對了，關于戶口底冊的事，我已請公安局查過，丁家塘公社的戶籍庫1985年時被一把火燒掉了，現有的戶籍檔案是后來重做的。這個情況，我也請示過了，洪科長和許同志他們不認可。”黃組委介紹。

聽到這里，柳衛東基本弄明白了，心中的火氣也慢慢在積攢。不過，他還是強壓火頭，連續提出幾個疑問：

“如果說我弄虛作假，有意把年齡改小一歲，總得有個理由吧？按照我們政法上辦案判案的習慣說法，總得有個合理的作案動機吧？假如判定我是有意改年齡，那么，改的動機是什么？18歲當兵與19歲當兵，有區別嗎？難道，我當兵時就預見到自己日后會提干，會面臨提職、退休，早早就把自己年齡改小一歲？我腦子有病，我瘋了吧？

“當兵是要政審的，政審是非常嚴格的，入伍登記表上那個1961年是經過組織認定的。這40年來，我的檔案不知經過多少人手，受到過多少次審查，難道那份團表不是一直在里面？怎么會現在才發覺那是個問題？又怎么會一說有問題，就直接認定錯的是后邊這40年，而不是那份團表？

“不錯，我們干部隊伍中是有些人弄虛作假，是有人為了自己的一時一己之利改了年齡，難道僅僅因此，就對所有檔案里出現誤差的干部一棍子打死嗎？對于不同類型的情況，就不能有基本的甄別與判斷嗎？哦，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不問青紅皂白統統死啦死啦，這不是變相搞株連嗎？符合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嗎？

“還有，你們說的那個什么許同志，就他那樣，一手舉著死規定卡干部，一手拿著放大鏡挑毛病，聽不進任何解釋，不懂得實事求是區別對待，那也是堅持原則？那個洪科長對他聽之任之，也是正常的信任與倚重？”

面對柳衛東的這些問題，張副書記和黃組委自然無以應答，保持了沉默，而且，沉默時還面帶微笑，甚至微微點了點頭。

柳衛東明白他們沉默、微笑、點頭的意思。確實，他心里清楚，自己這幾個問題的提出，貌似義正詞嚴，實質幼稚可笑，因為答案早就明擺在那里——洪科長、許同志的話還不夠明確嗎？

正是連續幾個疑問的提出，柳衛東將自己一步步激怒，導致了一時不能自制，這才拍了桌子罵了粗話，茶杯舉在半空幸而停了下來。

他知道，面前坐著的是張副書記和黃組委，兩個希望幫助自己的同事，而不是那個自己不認識的科長和許同志。當然，他也知道，即使面前真坐的是洪科長和許同志，他也不能動怒，因為他們代表的不是個人，而是組織。回顧過往40年，自從當兵入伍穿上軍裝，柳衛東從一個嘴上沒毛的農村青年，成長為堂堂科級領導干部，對于組織一直有著特別深厚的感情，也有著特別牢固的信任。這個組織，當兵時是班、排、連，上軍校時是區隊、中隊、大隊，當教員時是教學組、教研室，轉業到公安后是警隊、局黨組、政法委。而具體代表這些組織的，則是像張副書記、鄭書記這樣一些人，自然也包括洪科長、許同志。你一個黨員、一個領導干部，對組織動怒，像話嗎？

情況交換過，火也發過，還是要商量出一個解決的辦法。

“這事我已經向鄭書記電話匯報過，他表示會親自過問這件事。等他從省里開會回來，我一個，小黃一個，還有柳主任你一個，我們三個再當面向他作個匯報。他是縣委常委，又是我們的書記，興許他打個招呼會有用，或者有更好的解決辦法。”張副書記提議。

柳衛東本想擺手拒絕，這事他不希望借助強權。可是，既然鄭書記已經知道，又應允過問，自己也不便多說。再說，張副書記能夠做到這樣，真是很夠意思了。不過，他隱隱覺得，遇到這樣敏感的事情，鄭書記未必能幫上忙。

面對一盤死棋，三個人陷入沉默。

柳衛東見狀，笑道：“嗨，不就是提拔個副處嘛，沒什么大不了，別搞這么嚴肅，該怎樣還怎樣，死活鳥朝天！”

“要不，我再到下邊派出所跑一趟，看能不能找到別的什么原始資料，興許能在洪科長和許同志那兒通融通融。”黃組委建議。

“也好。”張副書記臨出門時，又回頭叮囑了一句：“衛東主任，我們這里做工作的同時，你自己也別閑著，盡量想想辦法，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證據。我覺得，雖然有洪科長說的那些復雜背景，還有許同志手里掌握的那個規定，以及他查到的那份團表，可如果我們能夠出示足夠有力有效的證據，而這些證據又能形成一個完整鏈條，或許會有回旋的余地。無論怎么說，他們總得講理吧。”

“好的好的，謝謝二位。”柳衛東雙手抱拳，作了個夸張的揖。

……

（全文載《北京文學》（精彩閱讀）2021年第7期）

創作談

嚴肅或荒誕，一層紙而已

丁邦文

《年齡問題》是我近年來用時最短、寫得最為流暢的一部作品。

事情緣起于真實。小說主人公柳衛東身上，既有我自己的影子，也有我朋友、同學、同事的經歷。

起初，我的態度以調侃、游戲為主。及至剛落筆，還一直想笑，憋不住地笑出聲。可是寫著寫著，笑不起來了。寫到最后，竟然生出些悲壯之感。

事實上，小說的寫作過程，一直是作者與眾多熱心人一道，試圖幫助柳衛東解決“年齡問題”。

年齡問題，事關重大。但凡體制中人，尤其是具有干部身份的機關、事業單位人員，何年何月何日出生，都在檔案里記載得明明確確。此檔案，由組織人事部門嚴格掌控，如影隨形跟蹤一生，記載榮辱進退，左右人生走向。其中，對身處上升通道內的干部，年齡問題更加重要。什么年齡可以進到哪個職級，什么位置必須控制在哪個年齡段內，都有極其嚴格的規定與限制。正因如此，近年頻頻曝光的腐敗案件中，不時會出現年齡、檔案造假之類的表述，進而上升到違反政治紀律、對黨不忠的高度。專業術語的背后，便是有一些落馬的腐敗分子，包括相當級別的領導干部，曾經為了入職、上學、晉升、留任、延遲退休等等，在年齡問題上動了手腳做了假。或許，也是因為這樣的事情多了，便有了頻繁而嚴苛的檔案審查，以及針對性極強的規定。對于檔案中年齡不一致者，應該如何如何，必須怎樣怎樣。

不得不說，一個規范有序的法治社會，必是由眾多規則組成。規則需要嚴格、規范，避免隨意解讀，杜絕人為操控的空子與漏洞。但是，再嚴格、規范的規則，都網罩不住意想不到的例外。

小說人物柳衛東的情況，確屬例外。他的年齡，最早出現在讀高中時的入團志愿書上。當時，只是因為年少無知、行事隨意、推算不當等等原因，填寫出生年份時提前了一年。之后四十年間，從當兵到臨近退休，包括居民身份證，所有的年齡登記、填報都準確、清晰且一致。幾乎所有人都清楚，柳衛東當年沒有年齡作假的動機與必要，周圍的親人、同學、玩伴也都能為他作證，可這些終究敵不過白紙黑字。面對規則，柳衛東的年齡問題，終究無解。

小說的寫作，采取了最笨的層層剝筍的辦法。這一剝，雖然未能解決根本問題，卻也有了意想不到的發現——在某些特定情境里，嚴肅與荒誕，看似水火不容，實質相依相偎，其間往往只隔著薄薄一層紙，一捅便破。

或許，這部小說，便是捅破那層紙的一根手指。

丁邦文，男，1961年生于江蘇如皋。曾經務農三年，當兵九載，警察生涯六個春秋。現為南通報業集團編委，高級記者職稱。獲得過中國新聞獎、中國報紙副刊金獎。多部中篇小說發表或被轉載于《清明》《北京文學》《青年作家》《作品與爭鳴》《作家文摘報》等。出版散文隨筆集多部。長篇三卷本小說《中國式秘書》，居多家門戶網站讀書榜及暢銷榜前列，網上總點擊量數億，在全國逾百家省、市級報紙、廣播連載連播。2017年新推出長篇力作《無冕之王》，直擊當下中國記者的生存狀態與困境。獲選中國十大記者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