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動一張桌子

人是非常奇怪的生物，既有強大的惰性，又會不斷泛起新的沖動，這兩種傾向都會造成相應的后果。前者會讓社會停滯和腐敗，后者則讓一個時代顯現復雜的狀況，二者往往很難以簡單的好或不好來論斷。比如當個體的沖動匯集起來并形成一股洪流的時候，一場不可避免的沖決就要到來，這就是所謂的“革命”。當局部的躁動不安、以至于厭煩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也將發生激越的沖突以至于成為較大的行動，這可能就是“變革”；而處在這期間的兩難者，就會在對比和權衡之后做出選擇和修正、嘗試和探索，這大概可以稱之為“改良”。按照社會改造和變動的烈度，它大致可以分為如上的三個等級。這是某種通俗的理解，如同病人選擇藥物，有的峻急，有的和緩，有的介于二者之間。這里施藥的依據完全在于病況、在于病人的體質。如果總是依靠一個生命強大的自愈力來戰勝各種疾患也未嘗不可，但這一定需要自身所具備的免疫力，是諸種療法當中最上乘、也是最常見的。

但實際操作起來卻往往不是如此。一個人要趕路、要做許多事情，他們一般不會有那么多耐心，而總是寄期望于捷徑，想機械地快刀斬亂麻式地解決一切橫亙在眼前的難題。

一個人如此，一個國家似乎更是如此。于是我們就看到了大大小小的沖動和碰撞，以至于干戈相加、血流成河。如果把封建體制比喻成一個沉疴重重、艱難喘息的老邁之人，那么它需要什么，我們是十分清楚的，只不過醫治的步驟和方法各有不同。魯迅對于國家的變革曾經有過一段很精彩的比喻，他說在中國，即便搬動一張桌子也要流血，說的就是變易之難、除舊更新之難。圍繞一件不太大的事情爭執不休，以至于拔刀相見，甚至攪動起大面積的動蕩。從此兵馬奔突呼號不已，痛苦和絕望淹沒了一切，以至于最終忘記了所有這些是由何而生，演變愈發劇烈，形成了不可止息的騰騰烈焰。“搬動桌子”的設想也許來自清晰的理性，可它造成的結果卻是異常可怕。最后桌子沒有搬成，整個陳設和積累卻砸得稀巴爛，然后就是沖突之后的艱難治理，所謂的“大亂”走向“大治”。

那種沖決的力量來自生命的激情還是其他？很難回答。我們知道生命在許多時候要像四季一樣變化，或熱烈、冷肅，或嚴酷、溫和與豐腴。在這四季輪回當中，發生什么都是可能的，我們無法改造四季，所以也只有等待。改變一種習慣的生活方式，遠不是一個人或某一些人的事情，因為它一定會引起周遭的不適和動蕩。所以一個時代的改革之難，往往令人生畏，終究成為一個時代的絕大工程。人們習慣上總是表現出一種忍耐和遷就，直到種種狀況嚴重交織，沖決之心漸漸變得激烈，以至于不可持續和安穩下去的時候，才開始眾口一辭，一齊要求改變現狀。這當中所有美好的前景、言辭鑿鑿的許諾，都會喚起眾多激越和向往的心情。在這個時候，人們會一致地推動和支持改革，唯恐那些勇敢的行動不能持久、未能深入或半途而廢。這時候，許多采納的變易之方都未必經過嚴格的理性篩選，對它們的弊與利也就很難預估，其實在許多時候，它們離想象中的目的地是非常遙遠的，甚至是背道而馳的。所以顯而易見，不能說凡變動和革除都是好的，這里需要一再強調的，仍然是持重的理性。

說到近代改革，中國又不同于日本的明治維新，因為那是一個海上島國，基本上缺少深入而長久的本土文明，就好像一棵大樹與一棵青苗的區別。我們知道存活了幾十年、上百年的古樹是很難移動的，它的根脈實在扎得太深了。它完全適應了一個空間里的土壤、空氣和其他，而且與這一切結成了一種密不可分的共同體、一個氣候獨特的自然世界。日本較早移植中國文化，后來在改革運動中轉向了西方，是一種改向選擇。而中國這棵大樹移動起來必得格外小心，所謂的“治大國若烹小鮮”。

北宋新黨舊黨的對峙，就是由一場變革引起的。開始出于對國家的憂慮，后來則附加了權力爭奪、意氣用事、黨派利益等諸多復雜因素。這一切扭合一起難以厘清，最終愈演愈烈，牽扯朝野上下，弄得不可收拾。這里邊有個人的沉浮榮辱，有痛不欲生的煎熬，有死亡和沉淪，有暫時的快意和勝利，有終于能夠一展宏圖的得意者。這一場改革來得兇猛，對許多人來講有些猝不及防，驚醒了許多人的安睡，引起無限的煩躁和痛恨。北宋自建國以來積弊無數：脆弱的邊防，虧空的國庫，精疲力竭的黎民。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上層權貴們驚人的驕奢淫逸。龐大的行動遲緩的官僚體系就像一個臃腫虛浮的老人一樣，本應通過一場節制飲食、輔以藥物調養，一點一點康復，漸漸變得干練有力，重新擁有結實的肌肉、強壯的四肢。但實際上采取的步驟卻并非如此。

也許當初的一切用心都是好的。最高統治者宋神宗在改革派的有力鼓動下，信心滿滿。他的確有一個中興之主的樣子：年輕、果斷，堅毅，很能用人。本來這一場改革是可以大踏步走下去的，但問題是頑固而龐大的反對改革的舊黨給予了頑強抵抗，而且也擁有十足的理由：這張桌子不可以輕易搬動，不可以把原有的居所弄得塵土飛揚。事實上，困窘不堪的人民也的確需要休養生息，這與劇烈跌宕、與大動干戈的變異，與法治人物的一心強橫，是完全不能相容的。

蘇東坡與舊黨素有深誼，他對他們，不僅是崇尚其施政理路，而且有很好的人脈和情感維系。這里邊有性情的問題，更有儒家中庸思想支持的緣故，使他很快成為舊黨陣營里的一個特殊人物：豐沛的精力，逼人的才華，寶貴的青春，在所不惜的勇氣，巨大的說服力，這一切集于一身。比較起來他更為單純和熱情，正處于年輕氣盛、志在必得、不吐不快的青壯時段。他胸中擁有詩書萬卷，熟知歷史上每一次的攻守之爭、大大小小的沖突以及后果，這知識足夠用來援引，最后以壓倒眾人的說服力、以一個詩文大家的全部語言力量，壓將過去。在這一場不次于戰爭的熾熱的交火沖突中，他好比是一挺守在隘口的重機槍，密集的火力網由此形成，也很快成為敵方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一個火力點。

他在《論管仲》一文中說：“吾以謂為天下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又說：“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后。”他采取的比喻通俗易懂，擔心那些寒熱不分、胡亂服藥的人，最終只能是“則病未作而藥已殺人矣”。這時候他的矛頭直指新法：“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蠢不識忌諱，乃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圣明。”（《再上皇帝書》）這兩次上書，前一封長達萬言，后一封愈加激烈。他在書中顯然把自己作為一個廣大反對者的代表和代言人，一個不知忌諱、不怕冒犯，為朝廷的利益而奮不顧身者。可惜這懇切而夸張的言辭，最后并沒有收到理想的效果。

在蘇東坡眼里，那些變法者不是為了維護體制，也不僅是忽略了天下百姓的安寧休息，而是冒險急進、不惜以犧牲朝廷和國家利益為代價來實現個人政治野心的人；更有甚者，他們集合宵小，將一些不良之徒招于麾下，形成了朝中政治的一股災殃。在儒家看來，民為貴、而君王和社稷都要次之。所以他眼中的王安石之流，在當年不僅是要搬動桌子，簡直就是一場大拆除大改建，是非常可怕的。事實上，中國歷史上的幾場大變革，無一不是血流遍地。蘇東坡一再地提醒宋神宗這個“人主”：天下人心好比一棵樹的根脈，好比一盞燈的油膏，好比一條魚的水澤，好比一個農夫的田地。“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為不可逭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上神宗皇帝書》）這里言辭激切，而且頗有威脅的意味。他接著以商鞅變法為例，指出那一次的急切冒險、不聽勸阻，雖然能驟致富強，卻得罪了全天下的人，成為一場可怕的毀滅的誘因，使民眾只知利而不知義，只見刑法而不見道德，慘烈的結局有目共睹。

在這里，蘇東坡顯然把王安石等變法者比喻為可惡的商鞅。他希望這一場變革更有秩序、采取更合理的步驟，做到有始有終：“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上神宗皇帝書》）

我們如果把蘇東坡進仕時所寫的策論和其他奏表作統一觀，會驚訝地發現，他當年對國家改革態度之急切、措施之嚴厲，在許多方面甚至超過了現在的王安石等新黨。但是，當處于時代激流的交匯點上，當真的有一位改革人物挺身而出的時候，他卻和舊黨人士站在了一起，痛心疾首地進行反抗。這其中必有深刻的緣故，往好一點講，是因為后者有更全面更深入的對于民情國情的體察和理解，希望越是重大的改革，越是要配合完整和適當的步驟，不可以表現出峻急和狂躁，這會讓人無法承受；往不好一點講，則是出于黨派政爭，是感情用事，是一些情感因素干涉和參與了清晰的理路，最后導致沖突愈演愈烈，難以平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一起升級，勝利的一方逐步表現出不留余地的壓倒之勢，而更久遠的后果，還將不停地發酵演化，令整個政治事件變得愈加嚴重。

我們在歷史上很難看到這樣的情形：沖突雙方能夠尋到一個高明的裁決者，而這個人依靠自己的地位和德望，將兩邊的爭斗加以平衡和綜合，把他們的合理部分交織起來，成為一個歷史的平撫者與溝通者。這樣的人物在開始時或許將要出現，但很快被攻防兩方激烈的反抗、無與倫比的鋒銳和出乎預料的熱情給吸引，最后不得不選邊站。整個天平就此傾斜，歷史走向了難以挽回的跌宕之期。

蘇與孔孟管荀

將蘇東坡作前后一致的觀察，好像給人這樣的印象：道從孔子，文從孟軻，物從管仲，理從荀子。然而讀過他的全部詩文，特別是《荀卿論》《管仲論》之后，又會懷疑這樣的判斷和印象過于籠統，甚至有些不對榫。蘇東坡讀到的《管子》其實一直被視為“偽書”，實在不能算管子的著作，所以他引用管子的論述也就大打折扣了。他心中的管子，作為一個至為理想的人物，并沒有體現在以之命名的那本書中，那是后來的儒者想當然或別有用心的撰寫，目的不過是為了將一國良相對于物質社會無與倫比的貢獻，歸結到儒家的正統之下。實際上，管子正是因為對這種正統的叛逆，才出現了一個物質主義的齊國。

對于荀子，蘇東坡則多有貶語，甚至極端化地認為荀子之所以能夠教導出李斯這樣的學生，一切并非偶然。荀子是儒家當中的銳意改革者，在這方面，曾有過很多激烈的言辭；荀子關于儒學的守護，被更大的現實方面的變異和具體施行而沖蕩，帶來的是可怕和慘烈的結果，這些全都體現在他的幾個學生身上，比如李斯輔助秦始皇之禍。在蘇東坡眼中，李斯那種極端的實用主義的冷酷，其老師荀子負有很大的責任：荀卿圖一時之快而發出的言論，通過學生李斯這個中間鏈條延伸傳遞出去，最終導致了秦國變法的天大災難。更可怕的是，這一災難直到今天的北宋、或許還有未來，都會有一些膽大妄為者加以效法。他說：“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還說：“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于此也。”（《荀卿論》）

我們知道，蘇東坡作為一個忠實的儒家信徒，也不乏改革的豪志。他進仕時的那些文字，還有后來許多的奏呈和上表，都表現出不安于現狀的進取的銳利，這一切和荀子當年是多么相似。但是現在我們見到的蘇東坡本人對荀子的指斥，卻是如此苛責。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荀卿對于秦國以至于后代的變法者提供了諸多理論支持，而且最殘酷的變法者與之有著師生關系。就是這樣一個直接的線索，引起了詩人的反思和警覺。由此看來，他沒有明說的、近在眼前的那些峻急者，其實就是北宋時期的“商鞅”和“李斯”，這是他最為恐懼和痛恨的。秦國那些變法者除了維護“人主”的權力，哪里還顧得其他，他們為了這一渺小而眼前的功名物益，對黎民是何等決絕，甚至制定出百姓不得經商、不得離開土地、不得識字、不得接受一切文明教育，將天下文明的結晶、所有開愚的文字，通通集中燒毀；以官吏為師，以刑法為據，當時因離開土地而受酷刑的人比比皆是：所謂的“商鞅變法”，渭河之水盡染血色。總之商鞅李斯之流是文明的大劫，歷史的大劫。

今天北宋王安石他們所做的，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的關系。

國庫的豐盈，朝廷財力人力和物力的強大，皆要取之黎民，這就偏離了儒家的“仁”字。這是蘇東坡等舊黨反對“新法”的理論依據，也是他們所秉持的崇高的道德法則。從理論上看，荀子其實主張發展經濟與社會治理相結合，在一定程度上是調和儒法的，應該與北宋舊黨有著很大的共鳴點。蘇東坡的《荀卿論》中對荀子多有質疑，但將其全部立論和行為結合觀之，又會覺得他并不完全拘泥于原儒。就像荀子一樣，他在實際施政的過程中有許多現實主義的選擇，同樣對原儒給予了必要的更易。蘇東坡在《論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桓三年）》中，對荀子再次給予了駁斥和質疑，相反，對齊國的宰相管仲卻給予了熱情的贊揚：“及至管仲相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管仲論》）聰慧如東坡者，不會不知道管仲與原儒的巨大分野，不會不知道孔子一生的東游沒有到達齊國腹地，只有在臨淄聽了盛大的《韶樂》演奏，而后有“三月不知肉味”的記載。物質娛樂主義的齊國與孔子的理想差異甚大，它們遠不是一回事：短暫的不可以持續的物質豐裕并非目的。

實際上齊國既興于管仲，也亡于管仲。整個國家在一種奢靡的物質追求之下，志糜骨酥，已沒有什么遠行的力量，果然，不久就在野蠻的秦國攻伐面前潰敗喪國。

蘇東坡在《孟子論》中盛贊孟子，這完全不出所料。他對荀子的結論是：“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荀卿論》）還說：“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論管仲》）我們將這些論述比較一番，可以看到蘇東坡的思路還是不夠周密和公允，也許在當時北宋的黨爭與現實沖突的格局中，他變得多少有點偏執。蘇東坡既是一個恪守儒家精神和道德原則的人，又是一個多多少少的物質主義者、享樂主義者，這也使他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偏向管仲的理念，缺少對物質主義足夠的清醒和警惕。孔子當年也曾經贊揚過管仲在物質方面的圖強和發奮有為，肯定其做出的貢獻，甚至說如果沒有這個人，我們到現在還穿著難看的土著衣服：“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論語·憲問》）但這只是一事一議，還不能概括孔子關于人事和國政的全部看法。

蘇東坡在新黨眼里具有縱橫家大言蠱惑的風格，比如文章很有孟子風采，有戰國時期那些說客辯士的格調：這些人華而不實，以超人的言辭蠱惑力來混淆視聽，干擾清晰的理路，只能給當事者的務實和求真造成諸多迷惑。這是他們詬病蘇東坡的一個重要依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收到了效果。

干練與豐腴

王安石與蘇東坡有很大不同，兩人在許多方面都是這樣地界限分明：一個嚴厲、干練、果決、冷峻；一個豐腴、溫和、飽滿。但他們兩人都是北宋王朝的能吏與文豪，而且都是清廉為政之人。這兩個人在各自的方向上都有些極端化，好像上蒼有意送給這個時代兩個典型人物一樣，讓他們雙雙對峙，并且在很長時間里成為不同的概念和符號。不過新黨中的王安石畢竟不同于另一些人，他比周邊的那些同黨要純粹得多，也要深刻得多。他的作為之大以及出發點之純正，都是有目共睹的。北宋的這個時期，以及后來，都深深地烙上了王安石的印記。后來舊黨把宋代的羸弱和凋敝、甚至最后的覆滅，都從那場轟轟烈烈的改革之中尋出端倪，認為是一個久病在身的國體被施用了有毒的猛藥，從此才走向虛敗和潰散。這樣的論斷或許不夠公允。

在新黨一派，有一個人與王安石稍稍接近、其實又是大為不同的人物，這就是后來同樣做了宰相的章惇。這同樣是一個下手銳利、堅毅不屈、為大宋王朝做出重要貢獻的人。但他遠遠算不得一個純謹和潔凈的人，他身上的那種刻薄和陰鷙，王安石是沒有的。章惇還不配與蘇東坡作為一個對立的人物加以研究，而這樣的一個人，似乎只有王安石才可以充當。我們將從他們兩人身上找到太多的同與不同，這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工作，一個很有意義的工作。

蘇東坡的父親蘇洵對王安石有些苛刻，在這方面蘇東坡是不能茍同的。隨著時間的延續，隨著那場劇烈的黨爭漸告平息、王安石告老還野，蘇東坡也變得理性多了，對待這位曾經高居相位的人寬容多了。王安石也同樣如此。他們之所以在后來能夠有一些交往、有一些非常動人的時刻，也完全是因為一個最重要的人性基礎：二者皆擁有純粹的生命品質，也都是極有趣的人。他們都能夠多多少少地脫離和超越“私敵”的范疇，彼此之間都有一些欽佩在。這對于曾經作為極其尖銳的一對政敵來說，當是一種十分罕見的現象。政治往往是你死我活，而王與蘇最后竟能走到禮讓和諒解、甚至是相互崇敬的地步，實在也令人驚訝。

蘇東坡當年對于王安石變法之峻急絕不通融，而且奮力抵抗。王安石就像一塊堅硬的石頭，在舊黨密集的火力之下不僅沒有破碎，而且頑硬如初，成為整個新黨堅實的核心。他具有法治人物最可貴的品質，同時也有這類人物最大的缺憾和特質，即整齊劃一與嚴厲苛責。這一點，甚至在其追隨者身上也可以看出端倪。比較一下，我們會發現蘇東坡的所有弟子都呈現出各自生長的狀態，而王安石的弟子卻處處遵循師長，成為一種模板性格之下的復制品和犧牲品。蘇門弟子中不乏名垂千古的大文人，而王安石的門生中留有文名的似乎只有一個王令。沒有比藝術創作更需要自主開放和多元包容了，而這種爛漫生長，與法家的那種生硬和強固是格格不入、難以兼融的。弟子皆要服從老師的單一標準和模式，審美志趣也就變得單調，生活方式及政治立場也會如此。

記載中的王安石有許多怪癖，或者說異趣，一如他的為政風格。他是如此樸素如此清廉，但對日常生活之美沒有什么追慕，竟然可以長時間不洗澡，因臟氣而多被詬病。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卻能寫出那么好的詩句，成為一個風格特異、意蘊深邃的文人。無論是為文還是為政，他都算得上一個大有成就的歷史奇人。干練與恪守成為他的短板，也成為他的特質，使他走向自己的成功和卓爾不群。

王安石和蘇東坡一樣深結佛緣，都對佛經佛理深感興趣。他們都屬于思路清晰、求真求實之人，都關心國政，勵精圖治，恪守儒家治世思想和至高的道德原則，而且都一樣正氣充盈。后來的朱熹評價王安石，認為他文章和節行都高人一等，尤其是在道德經濟這些方面最有作為，只是對他的用人不敢恭維，說：“引用兇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楚辭后語》卷六）在這個方面，朱熹之論算是公允的。舊黨的代表人物司馬光是王安石從政的死敵，他評價王安石也比較公允，說：“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在這里，“不曉事”三個字顯得有趣，不曉事理、不通融，像個執拗的孩子。蘇東坡的摯友和最重要的弟子黃庭堅評價王安石說：我曾經反復觀察過這個人，他真是視富貴如浮云，從來不貪婪錢財酒色，是一世的偉人。能有這番評價，實在是中肯而感人。

蘇東坡本人對王安石的最高評價表現在《王安石贈太傅敕》一文中：“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于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這番話鏗鏘有力，絕無敷衍虛妄之辭。這讓我們想起中國現代的兩個大文人，通常人們把他們作為兩極人物、甚至是不可調和的兩大陣營中的代表人物來對待，就是魯迅和胡適。這種看法其實是一種不求甚解，是出于某種目的而強行劃分出來的兩大“陣營”，實在荒謬之至。他們二人盡管常常表現出不盡相同的文化與思想傾向，那也屬于知識人的“和而不同”。當有人惡毒褊狹、不留余地中傷魯迅的時候，胡適即大為反感。他后來還說“魯迅是我們的人”，對魯迅給予了至高的評價。古往今來，凡純潔之人總是執守中庸，實事求是，許多時候能夠施以仁慈和公允。這實在是衡量人格的一個重要標準。

比起喜好熱鬧、頑皮多趣而又極愿享受物質的蘇東坡來說，王安石的日常生活是那樣樸素。這個人不修邊幅，一件官服可以穿十幾年，對吃的東西從不挑剔。有人曾發現：他坐在飯桌旁，哪個菜離他近，他就只吃這一個菜。他當年貴為宰相，接待親戚卻未曾大擺筵席，記載中飯桌上只有一小碟肉和幾塊胡餅，還有一壺酒；被招待者不高興，喝了幾杯酒，把餅掰開，吃掉中間的瓤，剩余的就扔在桌上；王安石二話沒說，把扔下的部分拿過來吃掉了。這個細節包含的東西太多了，雖然是一個局部場景，但通觀一事，即可以作為他的行為風范去看待了。他去世后留下的遺產極少，其夫人不得不靠親戚的幫助才得以維系生活。王安石一生不近女色，這與蘇東坡也大為不同。蘇東坡對異性的美是敏感的、熱情的，甚至也不乏貪婪，這是他生活中的重要色彩之一。對于世間的斑斕顏色，蘇東坡全都是著迷的、沉浸的，從自然到人生，常處于一種飽覽和探究的狀態，并作為一種性格特征被固定和確認下來。王安石和妻子吳氏相守一生，妻子出于當時的習俗曾給他買來一妾，當這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的時候，王安石卻不無驚訝地問對方是誰。當他知道女子是因欠官債而被迫賣身時，不僅沒有收她為妾，還送了一筆錢幫她還清官債，讓她離去。他的獨生兒子患了精神病，犯病的時候就要打妻子，王安石非常著急，竟說服兒媳和兒子離婚改嫁他人，足可見出理性與仁心。比起蘇東坡，王安石在許多方面實在更接近于一個現代人。

水性人

“女兒是水做的骨肉”，這是《紅樓夢》中的一句妙語。作者有此一說，似乎將女人和男人的區別講個分明。然而以此論斷性別還嫌籠統粗率，其實一切單純隨性之人無不水性十足：不濁不污，不奸不藏，就會表現出十足的水性。蘇東坡曾經說：“天下之至信者，惟水而已！”（《滟滪堆賦并敘》）蘇東坡身為男子，卻絕非一個木石之人，更非一個土人，而實在算得上一個“水性人”。我們覺得男子如水，有些太過柔軟，但這只是一個方面；水的剛性和頑韌則是另一面。水既能浸泡和撫摸，也能夠“卷起千堆雪”，能夠毫不畏懼地沖向堅硬的巖壁，撞碎自己，這也是水。

蘇東坡愛水，自小到老，其生涯幾乎很少離開水。他深諳水性，曾為大水作賦，且大半生都在水上游走，如他自己所說，是一條“不系之舟”。他對水一生依戀和摯愛：“我性喜臨水，得潁意甚奇。到官十日來，九日河之湄。吏民笑相語：使君老而癡。使君實不癡，流水有令姿。”（《泛潁》）他知潁州，到任十天竟然有九天是在河邊徘徊，以至于當地百姓笑自己的“使君”又老又癡。他笑辯自己其實并不癡，而是因為流水的美好姿態對他構成了深深的吸引。何止如此，水之品質一如心中理想人物的性情：包容與隨和、洗滌和清潔，能夠從善如流，且在必要的時刻激越而起，發出咆哮。他伴隨水流而行，感受著無比的愉悅和快活。

蘇東坡像水那樣順勢而變，有一顆莊子所說的“應物”之心，同時又是一顆透明的心，單純爽朗，隨遇而安，這一切無不是水之特性。對比之下，我們會想起另一個極端人物王安石，這個同樣需要贊譽的人杰，無論如何卻不能以水做喻。他更像一個堅硬的木石，一個鐵人。我們還可以把他比喻成在海風中屹立的瘦馬，有錚錚鐵骨，有毫不畏懼的冽風中挺立的身姿。如果說到王安石同樣屬于多趣之人，那么也算是頑耿之趣。《宋稗類鈔》中記載：“子瞻初謫黃州，布衣芒屩，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為娛樂。”大驚初定的黃州日月，詩人多么依賴這條江水，與它相伴，為之豪歌。他在《水喻》中總結人與水的關系，并且回憶往昔，說：“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幾句話即活畫出一個頑皮的水中少年，而后又發揮道：“必將有得于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于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他將南北方人與水的不同關系做了對比，并引申出人生至理。

蘇軾一生都注目于道家莊老思想，其中極重要的表述還是圍繞一個水字，所謂“上善若水”，這種思想對蘇東坡有著很大的影響和啟迪。他由少年的生存環境到后來一生的奔波，對水皆有依賴，這渾然統一的個人經歷和自然環境或明或暗地塑造了他、設定了他、規范了他。我們總覺得蘇東坡是這樣一個形象：他在水邊徘徊，發出水一樣的朗朗笑聲，他游戲于水、取之于水，整個生命與水密不可分。當他初離南方來到干燥少水的密州做太守時，最初真的感到了不適。他在詩文中表達了此地與蘇杭一帶的對比，這時多少有點落寂和苦澀，好在他有水的性格，能夠隨客觀環境起伏漫流，調整適應。他最終找到了密州之樂：騎馬，奔馳山崗，挽弓狩獵，寫出了“左牽黃，右擎蒼”那樣一首壯詞。就是這樣的一位人物，即便置身于干燥之地，也不會被風干，而一直能夠保持自己的充盈與豐腴。

張煒，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山東省作家協會主席，萬松浦書院院長。茅盾文學獎獲得者。著有《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