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蓓佳

作為當代兒童文學作家，黃蓓佳曾創作過《今天我是升旗手》《我要做好孩子》等一系列現實題材的優秀兒童文學作品。從《野蜂飛舞》開始，黃蓓佳把視角伸向歷史深處，從歷史的維度反映抗戰時期兒童生活，為讀者帶來了新鮮體驗。這部《太平洋，大西洋》延續了《野蜂飛舞》的歷史視角，可以看作是《野蜂飛舞》的續篇。作者以丹陽幼童音樂學校為舞臺，描寫這一音樂群體在抗戰復員后的特殊年代，為民族文化復興和薪火相傳所做出的堅守與犧牲。他們的奮斗與犧牲，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民族在逆境中的崛起。音樂就像黑暗中的一縷亮光，帶給人溫暖、樂觀和希望。

故事從南京荊棘鳥童聲合唱團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一家圖書館大廳里舉行的一場“快閃”演出開始。一首《長城謠》引來了一位八十多歲的老華僑。小學生豐子悅讓老華僑想起了70年前，1948年在南京下關分別的童年朋友多來米。旅居海外后，老華僑曾多次尋找多來米未果，他希望來自南京的小朋友在他有生之年幫忙找到童年伙伴。為了實現老華僑的心愿，回到南京后，林棟、豐子悅和甘小田成立了“獵犬三人組”，開始了尋找多來米的行動。老華僑的回憶和“獵犬三人組”的尋找，把過去與現在接續到一起，使小說獲得了寬廣的時空維度。

小說以鎮江丹陽幼童音樂學校為舞臺展開故事情節。抗戰復原后，由于國民黨政府腐敗導致經濟凋敝、民不聊生，教育受到極大破壞，幼童音樂學校不僅缺少辦學經費，連吃飯都成問題，師生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大家仍堅守音樂這塊圣地，堅持教書育人，為國家發現培養優秀音樂人才，甚至一些外籍教師在岑校長精神感召下，也選擇默默堅守。然而在當時環境下，一所幼童音樂學校不可能得到真正的關注。無奈的岑校長只好帶領全體師生步行前往南京國民黨政府抗議，希望能為學校生存找到一線生機，結果等來的卻是絕望和解散。失望之余，岑校長等人最后乘太平輪前往臺灣謀職，不幸葬身大海，只有老華僑一人幸免于難。音樂學校的結局是國民黨統治的必然結果，因而太平輪沉沒這個結局也就有了更多的象征色彩和寓意。小說通過廣大師生在絕境中的奮爭，表現了那一代人為培養音樂人才、弘揚音樂文化所做出的努力，成功塑造了多來米、岑校長、華僑父親、老張等集體群像。

小說在結構上也頗具匠心，作者精心設計了兩明一暗三條線索。小說采用書信體的形式追憶過去，主線是老華僑童年時代與多來米的生活與友誼，以及音樂學校的生活。這條明線代表過去與歷史。另一條明線是“獵犬三人組” 尋找多來米的過程，代表了現在與未來。兩條明線不斷交替，過去與現在、歷史與現實、南京與都柏林不斷剪輯切換，時空穿插，故事時間和空間跨度大，使小說獲得了寬廣的時空維度。作者說：“昨天和今天，歷史和現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從前的講述和正在發生的尋找……我選擇了一種時空交錯的方式，把一段難忘的歷史呈現給孩子們。”書信體的運用也讓人感到親切、自然、真實。

小說中一條隱伏的暗線是寫多來米父母為抗戰勝利、民族解放與自由所做出的奉獻與犧牲。他們海外留學歸來，丟下三歲的兒子多來米，拋家別子，隱姓埋名投身抗戰，從事地下情報工作，最后多來米的母親為保護情報壯烈犧牲。多來米像小動物一樣被人藏在夾壁中才得以幸存。因為孤獨、恐懼，多來米只能半夜偷偷出來覓食，被老華僑父親偶然發現才回歸正常生活。多來米矮小瘦弱，甚至連名字都沒人知道，校長于是給他取名多來米，這個綽號從此成了他正式的名字。三條線索互相交織，既豐富了小說的形式感，又使小說內容更為豐盈，更有深度與內涵。

多來米是作者著力塑造的兒童形象。小說通過多來米的命運，表現了特定環境下人性的善良與美好，閃現出人性的光輝和人性之美，這是這部小說最為感人的地方。無論是老華僑“我”與多來米的無私友情，還是岑校長、廚師老張、老華僑父親和林先生等人對多來米的愛，都是發自內心的，閃耀著人性的光輝，體現著人性的詩意與溫暖。一向膽小、孤獨、自我封閉，甚至偽裝成啞巴的多來米，最后在溫情友愛的打動下，終于開口說話。在最饑餓的日子里，多來米主動讓人從荷花缸底下挖出一罐主人偷偷埋下的銀元，解決了燃眉之急。真正能讓多來米快樂的只有小號，小號與多來米幾乎二位一體，只有在小號中，他才感到快樂與安慰。他沉浸在音樂世界中，他用小號與這個世界對話交流，音樂成了他唯一的寄托、慰藉與希望，也照亮著他的未來。

書名：《太平洋，大西洋》

作者：黃蓓佳

出版年月：2021.3

出版社：江蘇鳳凰少年兒童出版社

ISBN：978-7-5584-0898-4

音樂在這部小說中始終是一條主線，把過去與現在，把形形色色的人聯結到一起。音樂在這部小說已經不是單純的音樂，而是一個巨大的象征。幼童音樂學校和音樂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民族文化，而文化恰恰是一個民族的血脈與希望，是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的靈魂。即使在那種忍饑挨餓的處境下，從岑校長到林先生，從多來米到張師傅等人，都在堅守著音樂，堅守著這個圣地，他們的默默堅守與犧牲，讓我們看到了文化的力量和民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