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拉，1978年生。在《人民文學》《收獲》《十月》等文學期刊發表大量作品，入選國內多種重要選本。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余零圖殘卷》《思南》《金芝》《東柯三錄》《未完成的肖像》，中短篇小說集《生與十二月》《葬禮上的陌生人》《廣州美人》，詩集《安靜的先生》。

行星偏愛未知的引力

馬 拉

作為墓地的威尼斯

1996年1月27日晚，布羅茨基帶著手稿走進書房。沒有人想到，這是他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個夜晚。28日早晨，家人發現布羅茨基躺在書房的地板上，安詳地睡去，他沒有脫衣服。和他曲折的一生一樣，盡管他是一個被放在顯微鏡下觀察的詩人，他內心的軌跡依然是一個謎。沒有人知道布羅茨基準確的死亡時間，只能推測是在28日凌晨兩點左右。至于死亡的原因，可能是折磨他多年的心臟病。布羅茨基作為一個美國俄語詩人死去，最終葬在了意大利小城威尼斯。

美國著名評論家，也是布羅茨基的好友蘇珊·桑塔格說：“威尼斯是布羅茨基理想的歸宿，因為威尼斯哪兒都不是。”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論斷，重點在于“哪兒也不是”。它形象地概括了布羅茨基一生的歷程。從蘇聯到美國，這是一條看似清晰的軌跡，從精神認同感上，布羅茨基并沒有清晰的地理概念，對他來說，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深刻的東西，語言和精神的自由感。這也是布羅茨基流亡的內在動力。和出生一樣，一個人不能選擇出生地。葬于何處，也并不見得有真正的自由。遺囑寫在紙上，或者被說出，它并不具備行動上的效力。布羅茨基也沒有權利選擇他的葬身之處。可能是彼得堡，這曾經作為一個提議被考慮。選擇威尼斯，有偶然的因素，在布羅茨基好友維羅尼卡·施爾茨和貝涅杰塔·克拉維里的努力下，威尼斯市政局在圣米歇爾墓園給了詩人一塊墓地，他得以長眠威尼斯。

布羅茨基在和沃爾科夫的對話中曾談到這個墓園，美國詩人埃茲拉·龐德也葬在那里。布羅茨基可能沒有想到，有一天，他會成為龐德墓地上的近鄰。和布羅茨基不同的是，龐德曾長居威尼斯，而布羅茨基不過是威尼斯冬天的訪客。據詩人自述，他有兩次機會和龐德見面，卻都遺憾地錯過了。布羅茨基兩次接到意大利斯潑萊托藝術節的邀請，主辦方告訴布羅茨基，龐德想見他。第一次他還在蘇聯，第二次他已經到了倫敦，并且買好了前往斯潑萊托的票。第一次不能到訪出于顯而易見的原因，第二次來自更明確的抗拒。蘇聯駐意大利大使向藝術節組委會抗議，如果布羅茨基出現在藝術節上，那么，彼爾姆芭蕾舞團就不能來意大利。此時的布羅茨基已經完全自由，彼爾姆芭蕾舞團卻不是，這一次出訪機會對舞團來說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出于善意，布羅茨基放棄了。他和龐德錯過了最后一次見面的機會。同年，龐德去世。這是1972年。

1977年，威尼斯雙年展，布羅茨基和蘇珊·桑塔格一起來到了威尼斯。蘇珊·桑塔格在街上碰到了奧爾迦·拉治，她是龐德的女友。她邀請蘇珊·桑塔格去做客，蘇珊·桑塔格不想一個人去，她邀請布羅茨基和她同行。關于這次會面，布羅茨基在《水印》中有詳細的記載，和友人沃爾科夫的對話中，他再次談到了這次會面。這是一次不太愉快的會面，奧爾迦·拉治一直在為龐德的法西斯主義和反猶主義辯護，在她看來，龐德既不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更談不上反猶主義，因為“他的一些朋友就是猶太人，包括一個威尼斯的海軍上將”。考慮到布羅茨基的猶太人身份，他對這些言論自然會抱有天然的反感。盡管如此，布羅茨基還是給予了龐德在詩歌領域的客觀評價，畢竟布羅茨基很早就將龐德的某些作品翻譯成了俄語，這對布羅茨基來說并不容易。他一直是個苛刻而挑剔，同時帶有極端傾向的詩人，認可的詩人并不太多。

在對這次會面的回憶中，布羅茨基說“埃茲拉·龐德是個大人物，事實上，他就是個行業”，從措辭上看，布羅茨基無法壓制對這次會面的反感，尤其是對奧爾迦·拉治言論的反感，這當然有后期整理的影響。回憶往往會加強場景中的情感效果，從而讓部分感覺得以放大，獨自成立。對奧爾迦·拉治的描寫中，布羅茨基的用詞幾近尖酸刻薄，他寫道：“他（龐德）仍然被我的一些朋友欣賞，而我現在要去看他的老女人。”“只是出于禮貌，我沒有打斷這位女士；她講的那些都是垃圾，但她相信這些垃圾。”“這個老婦狀態很好，處境也還過得去；最重要的是，她從自己的信念中得到安慰——這種安慰，我覺得，她會竭盡全力維護的。”注意這幾個關鍵詞，“老女人”“垃圾”“老婦”。如果不是出于對龐德詩歌成就禮貌的尊重，布羅茨基用出更極端的詞也并不奇怪，他并不是一個忌憚極端用詞的人。就在《水印》中，他寫到了一個他討厭的人，直接用上了“人渣”這個刺激的字眼，而且不止一次。“他是個人渣建筑師，他的那種可怕的戰后信念對歐洲天際線造成的損害比二戰時期任何納粹德國的空軍還要多。”“后來，我聽說她和那個人渣離了婚。”布羅茨基對這次會面的厭惡感當然不是針對奧爾迦·拉治個人，而是她著力為龐德辯解的法西斯主義和反猶主義，它像幽靈一樣纏繞不散，這才是最核心的問題，實際上奧爾迦·拉治也是被傷害與被侮辱的對象。在這個前提下可以理解，布羅茨基真正反感的是極權體制對個人的侵害。這也是為什么布羅茨基看到詩人的胸像時“一種厭煩感突然堅定地攫住了我”的真正原因。所以，當蘇珊·桑塔格說出“但是，奧爾迦，你肯定不會認為美國人是因為埃茲拉的廣播節目對他發脾氣吧。因為如果僅僅是由于他的廣播節目，那埃茲拉將會是另一朵‘東京玫瑰’”這句話時，布羅茨基對這句話的評價是“這是我有生以來聽到過的最偉大的回復”。鑒于布羅茨基一貫的語言風格，通常的極端化傾向，此處的“最偉大”僅僅意味著強烈的認可，而并非實質上的最偉大。同時，在這句話里也包含了布羅茨基的態度，出于對詩歌的熱愛，他能夠理解龐德詩歌的重要性，卻無法接受政治或者社會學意義上的龐德。

從1940年開始，龐德連續在羅馬電臺發表講話，抨擊羅斯福，支持墨索里尼，這在布羅茨基看來是不可原諒的。1944年，龐德在意大利被美軍逮捕。1945年被押回華盛頓，面臨審判時因神經錯亂癥被送進瘋人院。龐德被關進瘋人院，顯然是出于保護策略，避免被處死的命運。布羅茨基對此應該感同身受，他也有類似的經歷。面對這樣一位詩人，布羅茨基感情復雜，他想到的是詩人的命運和政治權力之間的關系。在奧登看來，一個偉大的詩人如果犯了罪，應該先給他頒獎，然后再處死。這意味著，奧登認為詩歌與罪惡應該有一個區分，各自擁有各自的領地。他也是這么做的。奧登贊成頒給龐德波林根詩歌獎，而弗羅斯特則為龐德爭取到了赦免。正是在這兩位布羅茨基敬重和熱愛的詩人的努力下，龐德1949年獲得了波林根詩歌獎，1958年美國政府撤銷了對龐德的指控。這一切發生時，布羅茨基還處在他的童年時期。成年之后，他對龐德的態度也許受到了奧登和弗羅斯特的影響。即便如此，龐德也從未進入他的大詩人名單。1988年，此時距離龐德去世已經16年，布羅茨基在意大利都靈首屆圖書博覽會開幕式上發表了題為《如何閱讀一本書》的講話，在這篇講話中，布羅茨基向讀者推薦了上百位他認為值得閱讀的詩人名單，其中沒有龐德的名字。英語這個語種，他推薦的是弗羅斯特、托馬斯·哈代、葉芝、T.S.艾略特、溫·休·奧登、瑪麗安娜·穆爾和伊麗莎白·畢肖普。他對龐德的評價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作為一個詩人，他得到了獎賞。作為一個人，他也得到了他理應得到的東西。在我看來，他作為一個詩人所得到的東西，甚至超出了他理應得到的東西”。所謂超出的部分，可以理解為在布羅茨基的評價體系中，龐德作為一個詩人的偉大是有限的。

威尼斯可以說是布羅茨基最為熱愛的城市，他為它寫下了長篇散文《水印》。和這個書名一樣，這是一座舉世聞名的“水城”，到處都留下了“水”的印記，“水”是威尼斯得以存在的依據。對布羅茨基來說，威尼斯不僅是一座城市，它也是一個精神的地標。他對威尼斯的向往由來已久，這種向往帶有強烈的精神色彩，不光是建筑和人文風光。十二歲左右，布羅茨基讀到了米哈伊爾·庫茲明翻譯的法國作家德·雷尼耶的四部小說，有兩部小說的故事發生在冬季的威尼斯。不久之后，他得到了一本《生活》雜志，其中有一組關于威尼斯冬季的攝影報道，白雪覆蓋著圣馬可廣場。看到那組照片，布羅茨基的感覺是大腦短路了。稍后，布羅茨基生日，他熱烈追求的女孩送了他一套明信片作為生日禮物，那是女孩的祖母從威尼斯帶回來的。后來，布羅茨基又看到了維斯孔蒂和博加德的電影《魂斷威尼斯》，博加德坐在蒸汽輪船甲板椅上的長片頭深深打動了他。這四件和威尼斯有關的事件都發生在布羅茨基的少年時期，可以猜測，這讓布羅茨基對威尼斯產生了最初的想象和向往。這四件事中，只有一件和現實生活產生關系，他喜歡的女孩送了他一套明信片。對一個情竇初開的男孩來說，明信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儀的女孩送了他明信片。這個行動中，情感意味大于實物本身。只是碰巧，明信片的內容關于威尼斯。小說、攝影照片和電影，更多地和藝術發生關系，這是一種內在的審美判斷。那么，對布羅茨基來說，威尼斯顯然是一個審美對象，它有著內在的精神驅動力。一個有意思的巧合是，這里面多半提及的是冬季的威尼斯，而布羅茨基確實也更喜歡冬季的威尼斯。這和他的假期有一定的關系，他的教學工作對他的行動有所限制。除開時間因素，恐怕和布羅茨基的審美有關。對他來說，威尼斯既然是一個審美對象，必然會有美學上的要求，也有情感和生理上的原因。他明確表示：“總之，我將永遠不會在夏天來這里，哪怕是在槍口的威脅下也不來。我對炎熱的耐受力很差；碳氫化合物和腋臭氣味的充分排放讓我覺得更加糟糕。”“既然我已經把這個城市的臉審視了十七個冬天，到現在我應該有能力可信地完成一個普桑式的任務：畫出這個地方的樣子。如果不能畫出一年的四季，那就畫出一天的四個時刻。”布羅茨基果斷而堅決地排斥了夏天的威尼斯。讓人稍覺遺憾的是，他死后，他的靈柩6月21日才正式遷葬威尼斯的圣米歇爾墓園，那時正是夏季，離他死去快五個月了。

布羅茨基對威尼斯抱有固執的想象，多數時間他生活在紐約，卻像一只逆向的候鳥，每年冬天前往寒冷的威尼斯。最初對威尼斯的想象中，他想象如果有一天他能離開蘇聯，要做的第一件事將是去威尼斯。1972年，布羅茨基32歲。6月4日那天，他從列寧格勒飛往維也納，開始了他漫長的流亡生涯。就在那年冬天的圣誕節，他買了張從底特律飛往米蘭的來回機票，那是他第一次真正抵達威尼斯。此后，威尼斯成為布羅茨基冬天的圣地，只有兩次因為生病而沒有飛往威尼斯。有一年冬天，因為威尼斯的寒冷，布羅茨基生病了，他的女伴將他送上了開往巴黎的火車。那是他最有可能死在威尼斯的一次。在巴黎稍事調整后，他飛回了美國。他還是沒有死在威尼斯，他只是葬在了那里。他喜歡的水、鏡子、建筑的立面，和他的墓地產生了緊張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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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請閱讀《長城》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