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顆子彈與一部紅色經典》 高建國 著 作家出版社

16年前的夏天，我受原二十集團軍主要首長委托，去上海參加原二十軍老戰士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大會。走進延安西路64號宋慶齡創辦的中國福利會少年宮，來自本埠和杭嘉湖平原的新四軍抗戰老兵正絡繹不絕涌進會場。令我驚異不已的是，鶴發童顏的老戰士中，有好幾位拄著拐杖、坐著輪椅。我請上海新四軍歷史研究會二十集團軍分會會長劉石安統計，會場有26把輪椅，57副拐杖！

這個撼人心靈的數字，使我感受到鐵軍鐵一般的風骨。

看到幾位大姐相攜進場，我問她們是二十軍哪個單位的？

“我們是二十軍文工團的！”笑語朗朗，自豪充盈。

我立刻想起了原二十軍文工團團長陳榮蘭。這個1944年從上海奔赴浙東參加新四軍，歷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考驗的女戰士，1953年從朝鮮回國后轉業回上海，不久進入上海滬劇團任黨總支書記、分管業務的副團長。在她領導下，上海滬劇團大膽推進戲劇改革，由演“西裝旗袍戲”轉向反映火熱的現實生活，創作出紅色經典《蘆蕩火種》，后改為京劇《沙家浜》。

“陳榮蘭同志現在哪里？”

“她因車禍去世30年了……”

我的心沉下去了，眼前浮現出新華社記者攝于白雪皚皚淮海前線的一張照片，那是陳榮蘭在戰壕中對戰士進行現場鼓動的倩影。

主席臺上，我幸遇二十軍老戰士崔左夫。雖是初次謀面，但他所寫的《血染著的姓名》引發滬劇《蘆蕩火種》創作，早已傳為美談——

1948年9月我軍攻克濟南后，胸嵌敵人子彈、在陽澄湖養過傷的華東野戰軍第一縱隊副司令員劉飛率部隊南下，11月8日于江蘇新沂窯灣鎮一舉殲滅國民黨第六十三軍。戰后，新華社戰地記者崔左夫前來采訪。劉飛沒有給他介紹制勝秘笈，反而帶他去運河西岸看部隊。秋風蕭瑟，蘆花似雪，劉飛的蘆蕩記憶被喚醒，給崔左夫講起1939年新四軍傷病員在陽澄湖養傷的往事，囑他勝利后一定寫寫這些堅守蘆蕩、最終星火燎原的革命火種。1957年，崔左夫赴蘇南采訪寫出《血染著的姓名》。翌年，陳榮蘭在南京邂逅老戰友崔左夫，看到這篇文章如獲至寶，隨后組織創作了現代滬劇《蘆蕩火種》。

那天，我在主席臺還見到了劉飛的大兒子劉建華。嚴格說來，他并非劉飛長子——1944年，他的那個已會跟戰士出操的3歲小哥哥劉非常患了白喉，軍醫準備給他注射青霉素。劉飛趕來制止說：“這種藥是地下黨冒著生命危險從敵占區搞來的，是給戰士救命用的，我的孩子不能用！” 3天后，劉非常在媽媽懷里痛苦離世。

耳熟能詳的故事背后，竟蘊藏著這么多新奇瑰麗的原生礦藏！

會后，我第一次趕赴常熟沙家浜尋訪。雖說時令尚不是“蘆花放、稻谷香”的秋天，但朝霞映在陽澄湖上，白鷺在火焰般燃燒的湖面翱翔，烏篷船游弋在綠意盎然的蘆葦叢中……觸景生情，追尋蘆花朝霞中的紅色傳奇的創作沖動，從我腦海中奔涌而出。

2015年初，我開始創作長篇報告文學《一顆子彈與一部紅色經典》。我用心研究毛澤東有關論著和新四軍史料，再赴陽澄湖和劉飛養傷的上海同仁醫院等地采訪，掌握了大量生動翔實的第一手材料。謀篇布局時，我努力站在時代高峰透視這段歷史，用1939年起與劉飛生死相伴并成為他身體一部分的子彈貫穿全篇，憑借從歷史深處打撈出來的珍罕故事和細節，在戰爭與文化的雙重書寫中再現從子彈到經典的壯麗史詩，展現波瀾壯闊的戰爭畫卷和社會圖景。

創作中，我久久為東來茶館老板胡廣興的命運而嗟嘆。1940年冬，胡廣興找到常熟縣委書記任天石說：“我瘦馬負重，只能走到這里了。我到上海后做點兒正經生意，絕不會做一件不利于共產黨的事，我相信抗戰必勝。”在日偽圍困陽澄湖妄圖餓死蘆葦蕩中的新四軍傷病員時，中共常熟縣委地下聯絡站站長胡廣興，讓侄子胡小龍嘴銜蘆葦管換氣潛水，趁夜暗推船進入蘆葦蕩，連夜把傷病員轉移到張家浜。脫險傷病員中有開國中將劉飛和開國少將黃峰。胡廣興入黨前開老虎灶，娶有兩個老婆。組織上要求黨員一夫一妻，他無力改變現狀又愧對組織，遂與胡小龍兩家乘船去上海經商。滬劇《蘆蕩火種》中茶館老板最初以胡廣興為原型，是個男的。陳榮蘭提出，舞臺上都是一幫大老爺們，戲不好看，劇中老板才改為阿慶嫂。

東來茶館老板叔侄今何在？通過上海市公安局查找，弄清胡廣興在新中國成立前已謝世，胡小龍在上海奉賢區。我專程到奉賢看望他，給上海市領導同志寫信說，如果不是胡小龍冒險飛舟救出劉飛等新四軍傷病員，蘇南抗日斗爭乃至二十軍的歷史就要重寫了！在上海市領導親切關懷下，埋名幾十年的草根英雄胡小龍重享榮光。

《一顆子彈與一部紅色經典》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人民文學》在頭條摘編近9萬字，《光明日報》《解放軍報》《文藝報》等報紙用6個整版摘編內容或刊登創作談，《新華文摘》兩次轉載摘編文章和創作談，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播出作品。2017年，這部作品獲第六屆徐遲報告文學獎。

如今，《一顆子彈與一部紅色經典》與蘇州革命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嵌在劉飛胸中45年的那顆子彈，一起陳列在館中同一展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