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抬頭望一眼初升的太陽，連綿的群山之外，有一個地方叫昆明。那里生產綠色包裝的春城牌香煙，故鄉的人們叫它“青蛙皮”，視若珍寶。火柴也出自昆明火柴廠，黑頭小鬼們齊排排簇擁著，抽出一根輕輕一劃就變成火焰。那時我以為火柴盒是魔盒。那時我在故鄉大涼山，從未想過有天會在昆明安身立命。

這世界有那么多城市，我們只能擇一棲居。就像這世界有那么人，只有一人能陪伴終老。這是我和昆明的緣分，是我兒時遙想它的回應。

2003年，一輛風塵仆仆的客車將我吐在菊花村客運站。樓房如林，讓人眩暈。可是，我要像一株羞怯的稗子，在這堅硬的土地上開始新生活。我的背包里有兩本發表過我作品的文學雜志，這微弱的夢想一如多年前的火柴之光。

那時的滇池路還算是城郊，低調的別墅掩映林中；渣土車橫沖直撞，黃塵滾滾；44路公交車從海埂公園開往昆明站，需要和同一路線的私營中巴搶生意。而我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車。那時年輕，雙腳便是馬達。滇池在幾公里外。小商販在大壩上賣裹了雞蛋清的油炸小白魚。一轉身，在水里看見它們那些幸運的同伴，我吃不下了。

當時我的職業是房產經紀人。一群和我一樣來自鄉村卻不甘平庸的同行，狡猾如黃鱔，刻在心上的就是4個字：出人頭地。白天帶人看房，看得心里哀傷——這城市，這么多房子，沒有一間屬于我。而夜晚卻不一樣。拉下卷簾門，10平方米的辦公室，屬于卡夫卡、杜拉斯、庫普林、勞倫斯等人不死的靈魂。有時候白天也讀，不忍釋卷，難免錯過客戶。我的中篇小說《四〇一》正是源于這段經歷。

我的寫作始于抵達昆明之前。但是這座城市讓我堅定了寫作的道路。我曾有一段出沒于一二一大街的經歷，那里有著名的西南聯大舊址。當年的教室還在，不遠處是聞一多的衣冠冢。一二一大樓里有朱自清的蠟像，還有他出的試卷。如果時光倒流至1937年，我會在這條街上遇見劉文典、陳寅恪、沈從文、錢鍾書……幾十年后，畢業于這條街上的云南大學的著名詩人于堅在《昆明記》里寫道，“昆明是座詩人之城”。

我在昆明度過了最好的年華。年輕、消瘦、沖闖、倔強。當有天從涼山轉走了戶口，我知道，這一輩子都要生活在昆明了。“好在”是一句昆明話，舒適之意。昆明好在，我選擇在這里居住。我清楚記得我住在某個地方時，寫下了哪些作品，我們相互見證。它知道我如何一步步成為一個寫作者，我知道它2003年后的變化。至于更早的昆明，在于堅的《昆明記》里，在羅養儒的《云南掌故》里。

身處昆明，回望涼山，我的小說就產生于這個空間里。昆明和涼山，我的兩個家鄉。一個用來回憶，一個用來生活。仿佛隔得遠了，那些人物才會在記憶里活起來。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大概不會寫出跟昆明有關的小說了，因為我沒有離開的打算。

（作者為《滇池》文學月刊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