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我對微信產生了恐懼。

可能是某一個夜晚。那晚白晝和黑夜的交替太過匆忙，以至于我突然發現自己的時間變成了黑色。在驟然的黑色的時間里，微信的即時性令我膽怯。我開始害怕一切即刻的回復，害怕解鎖熒屏時炫目的瞬間。我害怕沒有懸念的重復的對白，害怕我的生活陡然宣布在言語里隱退。

但也可能是某一個午后。我坐在雜亂的書桌前，決心看一會兒書。我從沒開啟過手機里的微信消息通知，所以每次都需要我匆忙而笨拙地點開綠瑩瑩的圖標才能登錄進去看消息，相當于登錄郵箱。我試圖為自己保證一小部分專心致志的時間。當然，這個過程也需要集中很大一部分的消極意志力，我必須努力克制自己不刻意點進去等待某個消息。但那個下午，我是坐在電腦前看的電子書，看的大概是拉辛的《菲德拉》，同時用電腦登錄了微信。就這樣，我驚恐地發現，我和家人朋友同事領導的重重對話順利地進入了古典主義劇本，菲德拉的痛苦與疏狂也輕盈地滲入了我毫無意義的日常。

至于我究竟為什么如此持久地恐懼微信，我也是大致清楚的。最重要的可能還不是即時性的問題，因為我畢竟只有在毫無防備地發現時間變黑的情況下，只有在那種夜晚才有的悲傷里，才會感受到“秒回”的壓迫感。我更害怕的是這個系統最初有關無限可能性的信誓旦旦。我害怕的是每次點開手機里微信圖標時，屏幕上那個孑立在圓鏡般地球影像前的人影。在5G信號或無線網速很快的情況下，停留在這個緩沖畫面的時間非常短暫。須臾間，畫面里只身面對浩瀚宇宙的獨影決然拋下了這個姿態原本屬于典型歐洲浪漫派主人公的縱恣與抒情，迅速地構建起一張張無窮無盡的現實主義的關系網絡。世界是無限的，那個獨影是這么說的：這種無限不是浪漫主義的崇高與無垠，而是隱藏在現實世界固有虛構性中無窮的可能，是敘述如何與他人發生關聯的無數種方法；人要認識自己，必須認識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因為有關個人的定義只有在與眾人的關系中才能得到實現。可是，當個人與世界發生關聯的可能性變得無窮無盡，當我們注定要與他人共在，一起陷入命運與歷史巨大的不確定性中，我們又要如何得償 “認識你自己”的古老夙愿？

不管怎樣，你已經與世界發生了關聯。獨影訕笑著說。打開微信的一瞬間，宇宙向你敞開，整個世界已經鋪展在你的面前，照進此時此刻你的全部生活。我討厭獨影語氣里不由分說的強勢，討厭用形容詞最高級和現在完成時點綴權威的形式修辭。微信讓疫情時代的隔離顯得那樣輕而易舉，甚至理所當然，因為微信本身就是隔離。所有無法真正共在的關聯存在，本質上都是隔離。可是要知道微信只不過是這個時代的媒介，很快就會被其他平臺軟件替代的，就像其他的社交平臺、之前的有線電話、再早以前的信使一樣。微信出現以前，我們也一直在等待。等一個電話、一封信，等一個未知的消息，一個與世界發生關聯的瞬間。那個瞬間很可能是令人膽戰心驚的，因為任何一場人與人的聯系都具有風險。偶然的危險肆意迸發，只有最無畏的賭徒才愿意無數次地把自己投擲到兇險的人際關系里。

我膽子不小，但實在不是什么賭徒。因此，我對微信向來保持警惕，沒想到后來還忽地演變成了畏懼。于是我開始試圖消解微信的強權。我嘗試取消微信不同于前數字時代媒介的實時性。除了屏蔽消息，我還故意拖延已經看到的信息的回復時間。我習慣性地拖延，按照個人對事件輕重緩急的判斷決定拖延的時間，從幾分鐘到幾小時到幾天幾個月幾年不等。這種做法的結果就是為我自己爭取了不少意外的時間權力，也就是延宕的權力。卡夫卡所有無名的主人公都在法的門前反復地提醒我們，世界上最強大的權力不是拒絕人的權力，而是把某一個人置于不確定狀態的權力，也就是命運式的懸而未決。小時候常聽大人勸導不能把話說太滿，尤其是在允諾他人的時候：辦一件不太能辦成的事，幫一個不太現實的忙，參加一場不太有價值的活動，見一些不太重要的人。你不能立即拒絕，他們總這么說，你不能立即把話說死。你必須拖延，不到最后一刻千萬不能給微信那頭焦頭爛額的人一個確定的回復——當你確定你擁有上帝般至高無上的時間權力時，就請肆意地揮霍吧。

但這么做不僅僅容易得罪人。這種行為本身就帶有蔑視他者的意味。不尊重他人的交往方式違反了世上大部分現有的道德準則，比如康德的定言令式：永遠要把人當作目的，而不是手段。當代德國人的預約（Termin）文化可能也可以算是在道德理性傳統下矯正人們濫用時間權力的天性。“預約文化” 里的“預約”不是大眾點評上隨時可以取消的預約，也不是上級對下級拖延到最后一刻的“隨時”的權力。預約文化就是要把話說滿，把話說死，把未來的某一天某一刻、某一段生命時間交付給彼此。預約文化里的人們愿意相信話語，相信言行必果。預約文化寄托的“信”不是信息，而是信賴與信念。

所以，曾在預約文化里生存的我總提醒如今來到微信文化的自己不能太過火。故意延宕的時候必須懂得分寸。畢竟我針對的只是傲慢的微信本身，而不是想要琢磨日常生活中的人際關系。我針對的是微信“隨時”聯絡的承諾，是這種數字時代交往無限可能性的最膚淺的表現形式。隨時隨地，你的整個世界、你的全部生活都在你的手機里；隨時隨地，不容辯駁的存在與時間。酒席上掃二維碼加微信的儀式總令我惴惴不安，尤其是在剛認識的陌生人發來一個名字、一串電話號碼和一朵玫瑰表情的時候。“隨時聯系，隨時聯系”——加微信還不夠，還要惠存電話號碼，還要確保在那些不會到來的、需要互相幫助的時刻，我們能夠隨時聯系。

或許其實是在這樣的時刻，我真正開始害怕微信。允諾的“隨時”和不容故意延宕的消息讓我看到了這個時代消解“即時”霸權的徒勞。也是在這樣的時刻，我看到了微信小人隱秘的憂傷與希望。存在是在時間深處漸入人群，在人群深處尋找孤獨。獨影滿懷希望地看著世界，憂郁地承諾著個人與眾數“隨時”的聯絡。“與人為群，在己無偶”，錢鍾書曾引曹植與李陵文詞中“眾裹身單”的憂傷，并置于海德格爾的 “獨在-共在”說：“孑立即有缺陷之群居，群居始覺孑立”——獨在是殘缺的共在，獨在的可能性正是共在的佐證。隨時聯系，時時刻刻，微信聯系。我在數字時代的“共在”中看到了殘缺的“獨在”。我看到了黑色的時間和危險的存在。

2021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