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蘇拉·諾德斯德姆在哈珀出版社。?紐約時報

我曾經是一個孩子，而且什么也沒忘

發現桑達克和溫格爾，并督促他們不斷創作的，就是提前預付溫格爾六百美元的那位哈珀出版社童書部的負責人，厄蘇拉·諾德斯特姆。

她既有遠超同行的膽識和想象力，也是一位天生理解兒童的心理學家，同時成為嘗試全新風格的童書作者們的啦啦隊、輔導員和心理治療師。

倫納德·S.馬庫斯在厄蘇拉的書信集《親愛的天才》序言中提到：

在厄蘇拉開始其職業生涯之時，美國的童書界與整個西方世界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孩子們需要受到庇護，以隔絕日常生活中的嚴酷現實。關于死亡的話題，關于孤獨感與疏離感，關于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沖突，關于在更大的社會圈子中不同社群間的緊張關系，這些敏感話題處理起來要極盡微妙之能事，或者在大多數情況下是被完全回避的。

在圖畫書里，快樂的小家伙們總是無憂無慮。在青少年小說中所呈現的學校生活、運動和約會，都完全符合理想化的觀念。

厄蘇拉相信，兒童已經被誤解很久了。他們被認為是天真、空洞、大腦一片空白、等著被人灌輸的小東西。兒童讀者也被誤導了，成年人為他們供應的書多是基于虛假泛濫的錯覺和矯揉造作的虔誠，以摩爾女士為代表的老一派總希望用書籍教孩子如何做人，童書里的語言大都是浮華甜膩的假扮的兒童腔調。

出版界充滿了給好孩子的壞書，她要做為壞孩子們準備的好書，或者說，是給真正的孩子們的好書。這樣的童書應該能夠講述兒童的內心世界，那里有陽光也有黑夜，有智慧也有尊嚴。童書當然要用孩子可以理解的語言，但同樣要帶孩子去往星辰大海，品嘗人生百味。這對創作者提出的是更高，而非更低的要求。

厄蘇拉就像一個尋寶人，發現、鼓勵、呵護著每一個才華橫溢、尊重孩子、相信童年復雜性的創作者。桑達克、溫格爾、瑪格麗特·懷茲·布朗、謝爾·希爾維斯坦、E.B.懷特……在厄蘇拉的幫助之下，新鮮血液們成長為中堅力量。通過新一代童書，這個國家的人們重新認識了兒童。

對于這些剛入行，作品和主流童書格格不入的作者們而言，一位業內權威編輯的肯定尤為重要。厄蘇拉沒有讓他們失望。她勇于在同行面前力挺這些作者，表達自己的態度，公開和摩爾女士這樣的保守派唱反調。

當摩爾女士質問厄蘇拉有什么資格編輯兒童讀物時，厄蘇拉的回答是：“好吧，我曾經是一個孩子，而且我什么也沒忘。”

為天才提供庇護港

二十七歲的瑪格麗特·懷茲·布朗把自己的兩本書交給摩爾女士后，得到的回復是“這些是垃圾”。連《晚安月亮》都被蓋上了“專家不推薦購買” 的黑印章。

一次紐約市公共圖書館舉辦、摩爾女士參加的童書茶會上，瑪格麗特·懷茲·布朗因為沒有收到邀請而被拒絕入場。這時，厄蘇拉出現了，她帶著茶點和布朗席地坐在圖書館門前的石階上，享用她們自己的茶會。

每個要進出圖書館的人，都必須從她們身邊經過，看著兩位女士以這樣的方式向高堂里那個守舊的圈子表達抗議。

在一封給把桑達克的《午夜廚房》燒毀的同行的信中，她寫道：

我們這些站在極具創造力的藝術家和孩子之間的成人，難道不應該非常小心謹慎，不以我們成人的偏見和神經質來篩查這樣的書么？對我而言，作為童書編輯和出版者，這是我最重要也最困難的職責之一。孩子總是會對《午夜廚房》這樣的書做出愉快的反應，他們總是會做出有創造力的、健康的反應。只有成人，才會覺得桑達克的作品是個威脅。

厄蘇拉和桑達克一樣，是同性戀者，和她的伴侶瑪麗·格里菲斯過著平靜而又私密的生活。那個年代活躍的美國童書作者中，少數派性取向并不罕見。

《青蛙和蟾蜍》系列的作者艾諾·洛貝爾是同性戀，1987年死于艾滋病并發癥。《愛心樹》《失落的一角》的作者謝爾·希爾維斯坦是同性戀。《巫婆奶奶》系列的作者湯米·狄波拉是同性戀，雖然他曾有短暫的婚姻。《喬治和瑪莎》系列的作者詹姆士·馬歇爾是同性戀。為順從母親，他甚至在訃告中忽略不提他的長期伴侶，并將腦腫瘤而非艾滋病并發癥列為死亡原因。

在同性戀被認為是變態的那個年代，公開出柜并談論自己的少數派性取向對絕大多數人需要莫大的勇氣，更別說他們是給孩子們創作、工作的人。狄波拉就曾回憶說：“如果知道你是同性戀，你的胸口上會有一個紅色的大G（gay），學校就再也不會買你的書了。”

對社會和家庭隱藏真正的自己從來都是一種折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美國艾滋病流行，社會對同性戀群體的污名化更讓他們痛苦又憤怒。也恰因為此，他們體驗過對作為“異類”的自我抗拒和接納，到達過人性最光明和幽暗的角落，批判和深思過所謂“主流”對權力的濫用。

更難得的是，當他們把這些生命感受編織成故事，創作成童書，交給幼小的生命時，都在不掩飾沉重和黑暗存在的同時，交出了希望、勇氣和力量，傳遞給孩子對多樣性的包容和欣賞、對權威的反抗和對生命與世界的理解。

而厄蘇拉也以她驚人的見解、包容與能量，使哈珀童書部成為庇護這些天才作者的港灣。

1988年10月，厄蘇拉死于卵巢癌。《紐約時報》刊登訃告稱她出版的書是兒童文學路上的里程碑，而她，則是將童書從成人審批的道德說教，轉變為關注兒童的情感、想象力和困境的那個人。

思考童年觀

半個多世紀前，這場有關革新范式的較量深刻地影響了之后的童書發展。今天，世界范圍內最活躍的童書作者們回憶自己的創作啟蒙時，都會追溯到桑達克、溫格爾、艾諾·洛貝爾、謝爾大叔等當年的先鋒們。但，關于孩子究竟應該看什么書的爭論并沒有結束。

無論出于何種考量，這個問題的根源都和每個人不同的童年觀有關：孩子簡單么？兒童可以應該被成人完全保護到隔離于人生和社會的復雜性之外么？兒童和我們是平等的，選擇應該被尊重嗎？

我的觀念是：孩子不簡單，只是有成年人希望他們簡單。

“童年”這個概念最初并不存在。中世紀的歐洲繪畫中幾乎看不到兒童的形象，菲利普·阿里埃斯的解釋是沒有畫出來意味著不被看見，因為孩子并沒有被看成是一個區別于成人的群體，他們只是“小成人”，成人對兒童是漠視的。

到十五世紀，兒童出現在肖像畫和男孩裸像畫。十七世紀，獨立兒童畫像日益增多。十八世紀，現代的“兒童”概念才出現。那時的教育學家認為兒童需要保護、訓練、行為糾正、培養理智。

隨著科學的發展，不同學科都細化出專門研究兒童的領域。對兒童生理、認知和情感的探索越深入，科學家們也越驚嘆于幼兒精密、高效、又復雜的發展機制。比如研究嬰幼兒認知的學者總是對嬰童天然的學習效率贊不絕口，他們說孩子是最好的科學家，尤其是統計學家。兒童的“發現式”學習方法不同于成人的 “精熟式”學習方法，但在充滿變化和不確定性的時代，前者對解決人類共同的挑戰自有其優勢。

神經科學家知道四歲孩子的大腦已經長到成人大腦體積的百分之九十，其中發展最慢的是負責自制力、情緒管理、做計劃等執行功能的前額葉。也正因此，兒童更難控制沖動，在情緒的當下能量爆棚。但我們當然不能因為他們控制和計劃能力尚在發展中就否認其情感的復雜性。相反，正因為孩子對情緒的認知和管理能力尚在發展，他們更需要感到被理解、被接受、讓紛亂的感受得以安放。

兒童心理學家，教育者和養育者都知道，孩子的情感世界多么豐富多彩。他們當然有快樂、滿足、驕傲的時刻，但也常常悲傷、憤怒、崩潰、嫉妒、恐懼……他們對一切好奇，常孤獨沉思，有邏輯的推理和懷疑，對公正平等有強烈的訴求，對感受他人的情感格外敏感，并總試圖幫助和安慰。

桑達克曾說，他最大的好奇是，“所有的孩子如何一天天度過童年，如何克服無聊，恐懼，痛苦和焦慮，并找到快樂？”

想想嬰兒一天要哭多少次，孩子憤怒時的狀態又有多爆炸，“童年就應該天真快樂無憂無慮”，是成人的美好幻想，也是成人拒絕接受情緒的復雜性和抵制所謂“負面”情緒的結果。

為兒童權利付出畢生精力，最后死于納粹集中營的波蘭教育家雅努什·柯札克在他的《孩子有受尊重的權利》中強調，受尊重是孩子與生俱來的權利，不是大人的施舍，也不是討價還價的條件。他發現：

仿佛有兩種人生——大人的人生是嚴肅的、值得尊敬的，而孩子的人生不過是個玩笑。因為孩子比較小、比較弱、他們只不過是大人的玩具…孩子是未來的大人。所以他們長大才會“成人”，他們現在還不算是人。但孩子明明就在啊：他們活著、感覺著，思索著。

孩子是和成人處在人生不同階段的獨立個體，擁有作為一個人完整的權利。他們不是父母的歸屬品，也不應該是成人一切行動和選擇的被動接受者。我們需要學習尊重孩子的無知，尊重他認識世界和成長的全過程。兒童不需要也不應該被隔離于人生和社會的復雜性之外。

優秀的童書作者從不俯視，而是用人類學家的眼睛平視孩子。他們肩負的一個使命，就是對孩子解釋人生和世界的復雜性。從關注生命的開始到死亡，從一個孩子可能經歷的父母離異，家庭暴力，到貧困，種族歧視，性和性別，疾病殘障，戰爭難民，讓再黑暗冰冷的地方都有童書的溫暖陪伴。這些童書的存在，飽含來自成人世界的善意，智慧和勇氣。孩子當然享受在讀圖畫書的時候被滿足、被娛樂，但他們也渴望被看見、被寬慰，甚至被激發、被挑戰。

成年人是兒童閱讀的守門人，這是一種權力。一本童書抵達孩子，要經過重重關卡。我們是要幫助他們擦亮看見自己的鏡子，推開看向世界的窗戶，一起跨向更廣闊多彩的世界，還是收起鏡子，緊閉窗戶，囑咐他們“要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