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5月22日到23日，為期兩天的“作為歷史課題與思想課題的‘青年’”會議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舉辦，此次會議希望通過文學、歷史學、哲學、社會學等多學科學者的討論，推進對20世紀中國革命史和現當代文學史中青年問題的深入理解。本文是青年學者李靜在該會議圓桌討論中的發言。

李靜，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中國現代文學館第九屆客座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文學史、當代文學與文化批評。曾在《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二十余篇，著有《更新自我：當代文化現象中的個體話語》。

一

今天圓桌的主題是“作為歷史課題也作為現實課題的青年”，我們的討論已經由1920年代延伸至當下，逐漸聚焦到對現實課題的討論。我常會遇到兩種討論當代青年問題的途徑：一種是在生活中。我是1989年出生的，同齡人的聚會很容易演變成訴苦加吐槽大會，從工作壓力到經濟困境，從人際困擾到養生技巧，充滿了不安全感、匱乏感和焦慮感。最后總會有人看不下去了，跳出來說：何必垂頭喪氣，往后肯定越來越好！大家也會作附和狀，可這時整場談話也就駛入了終點，仿佛“越來越好”等同于一個空洞的休止符。在場諸君懷抱種種憂慮，望不見“未來”的具體圖景。

不知從哪天起，周圍的許多同齡人不再那么地相信成長過程中所接受的“奮斗敘事”“人上人敘事”。記得小時候有句如雷貫耳的話，“你奮斗十八年，就可以和別人坐在一起喝咖啡”，長大后才發現“條條大路通羅馬，而有的人就住在羅馬，就出生在羅馬”。

所以這樣的線下聚會主要是宣泄情緒，當然也會產生一種短暫的連接感，然后重返各自的困境里。

另一種觸及青年問題的途徑是互聯網。青年群體是互聯網文化的最主要的生產者、傳播者和受眾，同時也是消費時代里電商產業最重要的消費群體，所以網上的輿論焦點經常圍繞青年展開，自是情理之中。

一個很突出的現象是，從2019年年底開始，許多描摹青年現狀的網絡用語噴涌而出，比如社畜、打工人、內卷、“后浪”“小鎮做題家”和“985廢物”等等， 還有最近的“躺平學”。今天已經又有了一個新的詞：“卷心菜”——無心參與內卷，所以顯得很菜。

這些詞在社交媒體上彼此“傳染”，儼然成為社交時尚，以至泛濫成災，逐漸磨損了這些修辭原本令人不安的、揭破表層現實的嘲諷力度，變成輕飄飄的玩笑話。畢竟當明星都可以自詡“打工人”的時候，這個詞的所指也就徹底虛無了。不可否認，這些詞的流行背后有著真實的集體處境乃至無意識，有著想要定位與表述自身的愿望，但正如項飆老師的提醒，它們更多地反映了中產對于階層下移的恐懼。泛濫的熱詞，無法真的切入我們的現實。很多時候，不是我們在說話，而是話在說我們，語言失控的后果之一，就是使得公共交流在平滑籠統的修辭之間空轉，越來越遠離事物的真實情況。

二

互聯網輿論對于青年的態度大概可以分為幾種，一種是非常諂媚，這并不是真的以青年為重，反而是把青年當成工具（消費者/勞動力等），去實現自己的目的；另一種態度則是說教，網上的說法是“爹味”，指的是站在青年的問題脈絡與情感世界之上，橫加指責，試圖灌輸和復刻自己那一代的成功經驗；而剩下的態度更多是漠不關心，潛意識里過早進入“中老年心態”，認為青年問題并不存在或并不重要。

相比上面所說的日常生活和互聯網這兩種討論青年問題的模式，這兩天論壇所提供的反直覺式的、反情緒化、反熱點、具備歷史縱深與思想能量的討論方式極為必要且難能可貴。這兩天的討論里面所呈現的1920—1960年代青年們的人生道路與心靈世界就彰顯出了意義，這種嚴肅的彰顯本身就是意義。相應的，大家只要看看當前“大陸青春疼痛文學/電影”，就知道所謂的大眾文化產業對于青年的理解和想象是多么的貧乏和可怕。

當我把“青年議題”推向現實，試圖去構思今天的發言的時候，卻覺得非常困難。“當我開口說話，就感到了空虛”。因為作為青年的一份子，直接去描述和審視自己的處境變得很難。可以說的話好像很多，但又會很快覺察發現這些話都是被媒介或者其他東西塑造出來的，我們用別人的話描述自己的生活，在二手信息的海洋里流連，卻對當下此刻的自己缺乏起碼的理解力與表述力。

三

擺在我面前的第一個困難便是，如果要談論作為現實問題的青年，那么這里的青年是誰？或者說誰在定義青年？且不說85后、90后、95后和00后的代際區分，在更深的維度上，作為一個總體性描述的青年好像已經在裂解。

2020年五四青年節，B站曾推出宣傳片《后浪》，引起軒然大波。其中主要的分歧點是，中年既得利益者憑什么來定義青年？而且片中展現的青年是具備很強消費能力的都市青年，無法涵蓋青年的大多數。

“青年”的含義，史無前例地籠統而模糊：當人人都自詡“打工人”，真正的打工者仍然沉默；當“小鎮做題家”成為關注焦點，大多數小鎮青年依舊是隱身的；當我們痛斥系統對人的控制時，同時也作為系統的一部分，對外賣員和快遞員下達著指令，斥責他們還不夠快，而忘記了他們跟我們一樣，也是青年。吊詭的是，越來越為人共享的修辭下，是越來越細分的人群與互不相關的生活。

回溯19、20世紀之交，“青年”概念的登場，是與偉大的新生活、新世界的開辟同步的，是激進政治的重要載體。而在今天這樣一個去政治化、消費主義的全球資本時代，帶有共同體色彩的“青年”消失了。青年也許并不知道自己的使命和未來是什么，同時也很難感知和理解別的青年，無法形成一股合力，我們就這樣就被分化到各自的勞動流水線上，成為螺絲釘，或者分解到各自的小家庭里，化為互聯網平臺的用戶畫像，化為電商平臺的消費數據等等。每個個體的現實壓力都很大，因此任何求全責備或是高門論調，如果不能對接到現實，都顯得很蒼白。

四

看不見別的青年，這不僅是一種道德上的指責，也是一種結構性的困境。

我們這一代人的成長本身就是伴隨著各種各樣競爭機制起來的，你不去爭，就大概率要出局了。所以《甄嬛傳》這種極致的權力敘事與競爭模式，才會成為我們時代的影視經典。如果看看《甄嬛傳》的海量彈幕，會驚訝于這部劇眾多的十級“學者”對人與人競爭套路的熟稔與認同。總之，只增長不發展，個人要謀取應得的回報，爭得自己的一杯羹，自然會為彼此的共情與團結帶來阻力。

上面列舉的這些問題是很有限的一部分，但我覺得只有在做出一些前提性的清理之后，我才能嘗試去談談對于青年問題的看法。記得華東師大的倪文尖老師在分析趙樹理小說時曾說：“要用一個靠不住的自己去同一個沒有完成的對象去說話”，我覺得這句話，也同樣適用于去面對包括自己在內的青年問題。

互聯網公共討論的質量令人堪憂。互聯網輿論環境與信息質量的惡化，導致我們曾經幻想的地球村里分布著一個個老死不相往來的部落，我們曾經憧憬的信息高速公路上布滿了謊言和垃圾。個體所看到的只是相當單一的“現實”，而當下的對話機制又是相當不理想，很多時候都只是立場之爭，這些都導致了打開青年問題時的困難。

如何相對理性地探討當代青年的處境呢？我特別想強調兩點：

一是重視歷史的維度。討論青年話題時，離不開的參照系是五四、新中國建立之初和八十年代。那是青年被寄予厚望，高揚主體性的年代。我們與歷史經驗對話的方式常常缺乏彈性，也缺乏創造性轉化的能力。知識界在這方面做得不是很到位，而青年人在調用歷史經驗時只能非常抽象地比附，帶有強烈的情緒色彩。

疑問出現在青年生活世界的各個方面，充滿了挑戰。比如說人與群的關系，對于網生一代來說，數字化生存與虛擬關系更加真實、可靠和甜蜜。再比如個體和群體的關系，對于網生一代來講，他就不需要群，因為他在一個數字化的世界里面，那種虛擬關系帶給他們的可能更加的真實可靠和甜蜜。用他們自己的話說，他們可以沒有愛情，但是他們嗑的CP必須要結婚。

總之，今天充滿了對于歷史的濫用與誤用、似是而非的比附、情緒化與道德化的翻版，也帶來了許多意義不大的立場之爭。強調現實討論應該有歷史維度，并不是新鮮之見，困難的是在語境發生轉變、歷史經驗越來越黯淡為“他鄉”的前提下，如何轉化歷史經驗來增強對于現實的應對能力。

五

我想強調的第二點，是關于能動性的問題。相比起人們對于青年應然狀態的想象，當下的（或者是自詡的）低欲望狀態，或者剛才有老師說的“生命力的迸發”不夠的狀態，就特別引人注目。我自己也經常卷入這樣的無力感，捫心自問“怎么辦”。為了擺脫虛無和悲觀，擺脫冷氣“往上走”，當然需要一雙冷眼看清自己的位置，這離不開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總體分析，也要依靠跨學科的合作和更具總體性的當代研究。

除此之外，我認為探索自己的內在，在日常生活中不斷進行內與外、觀念與現實、思考與行動之間的對話撞擊，同樣是很重要的。從個人經驗來講，學校教育、社會生活設立了許多機制與框架，讓青年不斷減損內心的豐富程度，追逐外在的指標。而當生活被填滿的時候，當然沒有時間精力和自己相處。更可怕的是，空心化的自我與膨脹的自我往往是一體兩面，越是沒有內在的豐富性，那個自我的外殼越大，越容易膨脹為自我視線的中心。

另外，有沒有可能實現在一種跨年齡層的對話？青年的許多問題來源于涉世不深、經驗匱乏，但如果有跨年齡層之間的有效對話，而非說教，許多困惑就可以解決。在一個高科技社會里，老人總被視為落伍的，青年認為自己的問題是嶄新的，卻忘記了在人生基本問題上彼此共鳴與啟發的可能性。最近閱讀趙園老師關于老年的散文，很受震動，如果我們對于他人，對于人生不同的時段能多些共情與理解，自己的生命也會因之更加飽滿。如果有一種“生涯”的意識，如果能夠在人生的長度里面去慎終追遠，也許會打開青年討論不同的風景。

更何況，點滴的、有限的行動還是有空間的。能夠從日常生活里面發現的意義或者閃光點，發現平凡自我的一些可取之處，都是了不起的修身之道，足以療愈和填補那個逐漸空心化的“自我”。而我們身邊也不缺乏走向他人、社會的路徑，需要的只是邁出那一步，我愿意相信錢理群老師所說的，以韌性精神沉潛于可為空間，一切都會靜悄悄發生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