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20年代，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國古典文學的主要塑造者，已屆古稀之年，作為大文豪享譽歐洲；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1785—1873），意大利浪漫文學作家，正值壯年，以組詩《圣詠》（Inni sacri，1815）在文壇嶄露頭角。兩人素未謀面，卻造就了德意文壇一場難得的“相知”。

《圣詠》早讓歌德注意到曼佐尼的才氣。兩人因曼佐尼的首部悲劇《卡爾馬尼奧拉伯爵》（Il Conte di Carmagnola）結緣。早在1818年11月，與曼佐尼交好的意大利作家卡塔內奧（Gaetano Cattaneo，1771—1841）預告將寄送曼佐尼的悲劇。兩年后此事成真，《卡爾馬尼奧拉伯爵》問世沒多久，歌德便收到一部。當年3月28日，歌德回信給卡塔內奧：

我在讀了《圣詠》之后，便斷定曼佐尼先生是位天生的詩人，在我的國人面前，我也是這么稱贊他的；在目前這部悲劇中，他同樣證實自己是位原創詩人，他的祖國可對他寄予厚望。

曼佐尼在悲劇前言中挑戰古典戲劇的“三一律”，宣告時間與地點的兩律無效。歌德對此在信中寫道：

他并不嚴格地遵守時間和地點的統一，我們德國人對此不能加以責備……與之相反，他認為第三個統一，即情節和關注的統一，必不可少，并時時加以注意……這值得我們為之鼓掌稱頌。

歌德許諾，一旦找到時間，便為這部悲劇撰寫書評。他遵守了諾言，當年撰寫長文《亞歷山德羅·曼佐尼創作的悲劇〈卡爾馬尼奧拉伯爵〉》（Il conte di Carmagnola.Tragedia di Alessandro Manzoni），刊登在自己主編的《論藝術與古代》（譈ber Kunst und Altertum）上。曼佐尼之劇以15世紀威尼斯和米蘭之間的戰爭為背景，基于大量的史實，勾畫了卡爾馬尼奧拉的遭遇：他，牧羊人出身，屢建戰功，被擢升為統帥，最后淪為政治陰謀的犧牲品。歌德評價主人公的性格：

他本想擁有高尚的計劃，但他缺乏應對這些情況所必須的偽裝術、佯裝的讓步、適時引起好感的品行以及其他必要的條件，他更多地是無時無刻都在顯示自己剛烈、執拗、固執的性格；人們很快預感到在他的隨意與威尼斯元老院的最高實用性之間將會產生矛盾。

歌德觀察到，卡爾馬尼奧拉是實干家，圓滑不足，而非陰謀家，逐漸被威尼斯元老院拋棄。緊接著，歌德細致介紹每一幕的情節，品評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品質，縷析主人公悲劇的原因：驍勇善戰的主人公對于元老院而言只是工具，“當變得無用和危險，得立刻被拋棄”。

因《卡爾馬尼奧拉伯爵》，曼佐尼受到本國評論家的批評，然而歌德欣賞其用功之處，為之辯護，將其作視為一部“一流作品”。他高度評價作家，認為他告別時間和地點的統一，“在新的軌道上那么嚴肅和平靜地前行，就此而言，人們甚至可以根據他的作品創立新規則”；宣稱曼佐尼“值得繼續擁有以一種有教養和悅耳的語言，對一群思想豐富的民眾發言和被要求發言的幸運”。《卡爾馬尼奧拉伯爵》頗得歌德之心，面對英國批評家對該劇的惡評，歌德1821年又撰寫《再論〈卡爾馬尼奧拉伯爵〉》（Graf Carmagnola noch einmal），駁斥了英國人的非議，再次維護了劇作家及其劇作。

作為后輩，曼佐尼1821年修書一封，向歌德表達內心的感激與崇拜：

即使文字的鞠躬致謝業已失信，但我仍然希望，您別鄙棄感激之心所作的坦率表達；在我寫悲劇《卡爾馬尼奧拉伯爵》的時候，倘若有人向我預告，歌德會閱讀這部作品，這對我會是極大的鼓舞，會給我一種意外獎賞的希望。因此，您可以想象我的感受，當我看到您親切地贊賞鄙人作品，能在觀眾面前給予這部作品如此善意的鑒定。

批評家對作品的解讀偏離了作家的設想，而眾人的批評和諷刺讓曼佐尼對自己的寫作能力產生懷疑。歌德的贊賞對他來說是莫大的鼓舞：“在這種尷尬的、乏力的不確定性中，沒有什么比聽到大師的意見更能讓我感到驚喜和受到鼓勵。”歌德的支持讓他倍感興奮：

這個聲音使我振奮，愉快地繼續做出這些努力，并使我堅信，最好的方法就是最穩當地完成一部精神作品，無需憂慮傳統規則，不為多數讀者大多轉瞬即逝的要求操心，心無旁騖地、頭腦清楚地、安靜地觀察正在處理的對象。

歌德欣賞曼佐尼的才華和真摯，1821年在《四季筆記》（Tag-und Jahreshefte）中稱贊曼佐尼為“一位真實的、有透徹領悟力的、內心敏銳的、洞察人性的、隨和的詩人”。1821年5月5日，拿破侖逝世，消息7月16日才在意大利傳開。曼佐尼是拿破侖的崇拜者，據說在得知消息后在三天內以驚人的速度書寫了頌歌 《五月五日》，7月18日收筆，26日便送審，首印于1823年。1822年1月12日，歌德從魏瑪奧古斯特公爵處獲得該詩。14日，他在日記中寫下：“夜里孤身一人。翻譯曼佐尼致敬拿破侖的頌歌。”可見，在詩歌尚未出版之時，曼佐尼已將詩歌寄給德國友人賞鑒。歌德譯畢，1823年將德譯詩歌刊載于《論藝術與古代》，在德國推廣了該詩。

另一部受歌德青睞的劇作是《阿德爾齊》（Adelchi，1822）。該作以意大利倫巴第王國被法蘭克人入侵為歷史背景，描寫了772至774年間王國的沒落。德西德里烏斯系倫巴第王國末代國王，公元756年即位，曾嘗試融合意大利的各民族，但不幸地與教皇產生齟齬；其子阿德爾齊王子在逆境中與敵人戰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場景相當悲壯。《阿德爾齊》出版不久，歌德便已閱讀。1822年12月8日，歌德日記記載：“已讀曼佐尼最新戲劇《阿德爾齊》。”因已有福里埃爾（Claude Charles Fauriel）法譯本，且施特雷克富斯（Karl Streckfu覻）曾將部分譯為德文，歌德認為無需像推介《卡爾馬尼奧拉伯爵》那樣詳細介紹每一幕，因此直接評論。在《歌德對曼佐尼的關注》（Teilnahme Goethe’s an Manzoni，1827）中，歌德發表了如下看法：

在近代作家中，曼佐尼獲得了一個光榮的位置。他那充滿魅力和真實詩意的天賦源于純粹的人文意識和感受。至于他所塑造的人物的內心，正如他現在完全真實并與自己保持和諧一致。那么他覺得，他用詩歌形式表現和創造出的歷史元素同樣包含無可指摘的、通過檔案確認且前后不會矛盾的真實事件，這絕對有必要。他努力使道德與美學方面的要求與真實的、不可避免的已存在之事相一致。

《卡爾馬尼奧拉伯爵》已說明，這位意大利作家著迷于歷史研究，處理歷史題材時注重真實史料。為了創作《阿德爾齊》，作家細致地搜集了史料，研究了倫巴第王朝的歷史。歌德評判：“沒有一行是空洞的，沒有一著是不確定的，沒有一步是意外的或由任一次要的必要性決定。”

曼佐尼研習史料，洗濯繁蕪的世界史元素，用超凡的想象力駕馭極其豐富的歷史素材。如此，其悲劇另辟蹊徑，既有文學的生動又有歷史的扎實。正如歌德所言，成為“罕見的作品”，“集道德和美學教育于一體”。歌德斷言，曼佐尼為作品“鋪墊細微到極致的、順理成章的歷史古跡”，而這種寫作方式使之成為“獨一無二的詩人”，而這一切，曼氏天性使然。這已是至高的評價。

此外，歌德鼓勵施特雷克富斯翻譯曼佐尼的作品，甚至為《約婚夫婦》找到譯者丹尼爾·萊斯曼（Daniel Le覻mann）和愛德華·馮·比洛（Eduard von Bülow），推動這部小說的德譯。

歌德不予余力地介紹曼佐尼，并推動其作品的翻譯，與其晚年的構想“世界文學”相關。歌德之世界文學具有“普遍” “跨民族間合作”等要素，他提出：“每個民族文學如果局限于自身，不通過外國文學的滋養而得以更新，它自身的活力就將枯竭”。雖然歌德于1827年才正式提出 “世界文學”這一概念，但他與曼佐尼的交往早在此之前開始，可見，“世界文學”理念系歌德與其他文人交往過程中逐漸成熟，是長期默默耕耘的結果，而《論藝術與古代》是其孵化世界文學理念的溫床。歌德的翻譯和推介在各民族文學之間架起橋梁。這場德意文壇的“相知”便是歌德“世界文學”理念中民族文學交往的雛形。

（作者單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