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亭集序》(神龍本)局部

魏晉風流擅雅情，千秋名序費猜評——這里說的是東晉名士王羲之的《蘭亭集序》。短文不過324字，卻引發歷代學人持續千年的熱議。“《文選》未錄此序，自宋逮清，臆測紛紜。”（錢鐘書語）近百年來，更是洪波鼓蕩，沸沸揚揚，卷進來許多學術名家，包括海外學者。叩其原因，自與《蘭亭集序》為名篇、《昭明文選》（又稱《文選》）為名著、作者編者為名家直接相關。爭辯的議題，林林總總，書法方面不算，單論文章，概言之主要集中在兩方面：本序何以未能進入《昭明文選》；作者與莊子思想的分野。

一

《文選》編者在先秦至梁武帝普通七年近八百年間浩如煙海的各類詩文中，擇優拔萃，最后選定129人的752篇作品，盡管不無遺珠之憾，但迄未獲致魚目混珠之譏，殊為不易。如所周知，衡文選篇盡管總有公認的統一標準，例如《文選》即以“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為懸鵠，但實施過程中，由于缺乏純客觀的量化手段，終難擺脫主觀感受即所謂“選家眼光”的影響。從前有“文章自古無憑據，唯有朱衣暗點頭”“千古文章中試官”之說，選家所扮演的正是所謂“朱衣”角色。

有鑒于此，研索《蘭亭集序》落選原因，我們首先想到了主其事者昭明太子蕭統。《梁書》本傳載，太子博學嗜書，“數行并下，過目皆憶”，“壯思泉流，清章云委。總覽時才，網羅英茂，學窮優洽，辭歸繁富”。本傳還記述：“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眾經”，“招引名僧，談論不絕”。這使我聯想到錢鐘書先生《管錐編》中判定落選原因所援引的幾則史料——

晁迥《隨因記述》：“吾觀《文選》中但有王元長《曲水詩序》，而羲之《序》不收。昭明深于內學，以羲之不達大觀之理，故不收之。”“內學”這里指佛學，從太子崇信佛寶、法寶、僧寶即所謂“三寶”可知。喬松年《蘿藦亭札記》：“六朝談名理，以老莊為宗，貴于齊死生，忘得喪。王逸少《蘭亭序》謂‘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有惜時悲逝之意，故《文選》棄而不選。”宋人韓駒也說：“王右軍清真為江左第一，意其為人必能一死生，齊物我，不以世故攖其胸中。然其作《蘭亭序》，感事興懷，有足悲者，蕭統不取，有以也。”

唐人耿湋詩中有“內學銷多累”之句；而“世故攖其胸中”“有足悲者”等等，既是“多累”的表現，又屬“多累”的成因。《蘭亭集序》剛寫到“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便筆鋒一轉，次第呈現“感慨系之矣”“豈不痛哉”，最后落腳于“悲夫”。這自然入不了耽于內學的主編的法眼。現代學者王瑤先生認為，《蘭亭集序》之“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是羲之對于“死”的悲觀，故不為篤信佛法的昭明太子所貴。而清初文學評論家金圣嘆的詩，講得就更直白了：“逸少臨文總是愁，暮春寫得似清秋。少年太子無傷感，卻把奇文一筆勾！”

二

《文選》選文，著眼于思想內容和表現形式兩個方面。那么，《蘭亭集序》的文學品位、藝術水準又如何呢？總體上看，絕大多數論者還是認可的。特別是從文體、風格方面，肯定其美學價值。認為真率蕭閑，隨意揮灑，一掃虛浮雕琢之弊；清婉有致，于蒼涼感嘆中顯現風情逸趣；運用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交織、抒情敘事議論結合的結構形式，以清新簡樸的語言直抒胸臆，不失為一篇優秀短文。也有部分論者，在總體認可的同時，指出其修辭、用語方面的瑕疵，如“俯仰”等詞語重復，后半部分論理不夠明晰。還有的覺得，“天朗氣清”用于春日不確，但金圣嘆不以為然：“三春卻是暮秋天，逸少臨文寫現前。上巳若還如印板，至今何不永和年。”個別論者對此文持否定態度。日本學者福本雅一指斥“理論上充滿著矛盾和曖昧”，“文字重復錯亂”；國內學者施蟄存先生認為，從“向之所欣”到“悲夫”這一段文字，七拼八湊，語無倫次。

當然，若就能否入選來講，東晉與南朝人士對于詩序文學水平的看法應起主導作用。當代學者宋戰利指出，王羲之的文學成就如何，綜觀現有史料，東晉南北朝人士的著述，包括作為南朝時期重要的文學批評著作《文心雕龍》和《詩品》等，均未曾論及。值得注意的是，宋文緊接著提出一個觀點：“可能是其書名太盛，遮掩了文學光芒。南北朝思想家顏之推有言：‘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顏氏家訓》）”

這又引申出一個可供研判的新的猜想：本序之未能入選，也可能是被遺漏了。顏氏說的“自蔽”，屬于人才學范疇，這種自己遮蔽自己的現象，歷史上并不少見。從前有“詩文名盛書名掩”的說法，比如陸機，《晉書》本傳說他“少有奇才，文章冠世”，其實他還是一位杰出的書法家，所作《平復帖》是我國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法書真跡。反過來，書名遮蔽文名，也時有發生。《顏氏家訓》還談到：“蕭子云每嘆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跡得名，亦異事也。’”作為文以書傳的《蘭亭集序》，遭致漏選，不無可能。這里附綴一筆：顏文“子云”應是“子顯”之誤，二人為昆仲。

三

論者一向都是把《蘭亭集序》中的“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視為對莊子的批判；而羲之《雜帖》中的漆園“誕謾如不言也”的譏議，也印證了這一點。這樣就引出一個話題：素以蕭散曠放見稱的逸少，即便不是莊子之徒，起碼也不至于揮戈相向，那他這樣做，其故若何？

且看史料記載：“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世說新語》）“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軍將軍,又推遷不拜。”他說：“吾素自無廊廟志。”后來雖為江州刺史、會稽內史、右將軍，恐亦非其所愿；去世后，朝廷“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辭不受”。（《晉書》）

《世說新語》另有一條記載：“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

綜觀史籍，前二與后一所載，判若兩人。“坦腹東床”、多次辭官不就、“素自無廊廟志”者，竟發表一通縈心時政、經世致用的高論。

應該說，羲之乃藝術大家，而非成熟的思想家。其人生觀雜糅儒、道、玄學多種質素,進與退，仕與隱，政治與藝術，理想與現實的沖突、矛盾集于一身。作為藝術家，他的人生態度有傾向莊子的一面；而作為官員，則體現為黃老用世與早年接受的儒家經世思想相結合的玄學，屬于儒學人格的玄學化。湯用彤先生說過：“世人多以玄學為老莊之附庸，而忘其亦儒學之蛻變。”從道家體系看，王羲之中晚年所接受的更多是黃老一派的思想。

錢鐘書先生指出：“蓋羲之薄老莊道德之玄言，而崇張許方術之秘法；其詆‘一死生’、‘齊彭殤’為虛妄，乃出于修神仙、求長壽之妄念虛想，以真貪癡而譏偽清凈。識見不‘高’，正復在此。韓駒病其未能曠懷忘憂，尚淺乎言之矣。”

四

寫作歷史文化散文，使我養成“讀史通心”的習慣。所謂“通心”，就是設身處地，把歷史人物放在當時歷史情境中去考察勘核，“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錢鐘書語）。在我看來，鑒于羲之人生觀之駁雜、叢脞，前述詆斥莊子種種，除了思想信仰的分歧，也可能與其人生際遇、現實感受有直接關聯。

羲之身當亂世，命途多舛，又遭逢“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常檢，事無定價”，思想多元化之變局。六歲那年，其父作戰失敗，不知所終，在“母兄鞠育”中長大；賢惠的嫂子待他極好，竟不幸病死，使他痛徹心肝；自己又體弱多病，中年喪子，特別是姨母辭世，他更是悲慟難抑。這在反映其日常生活的《雜帖》中得到充分展示，諸如：“喪亂之極，先墓再離荼毒，追惟酷甚，號慕摧絕，痛貫心肝，痛當奈何，奈何！”“頃遘姨母哀，哀痛摧剝，情不自勝。奈何，奈何!”“頻有哀禍，悲摧切割，不能自勝，奈何，奈何！”有學者檢索《全晉文》，發現他的《雜帖》中，“憂”字凡106次見，“痛”“哀”“傷”字分別出現58次、35次、30次，“嘆”“恨”“慨”字分別出現51次、30次、21次。在飽受痛苦熬煎與精神刺激的情況下，適值絲竹觴詠、百感中來之際，對“一死生”“齊彭殤”之言展示抵觸意識、反感心態，應是情勢使然，未必完全基于思想信仰。

肖鷹教授在《〈蘭亭序〉與莊子生命觀》一文中指出，王羲之既好“服食養性”，并且崇奉張道陵的天師道，又對莊子哲學懷抱著特別的信仰。羲之初任會稽內史，名僧支道林意欲與之結識，在遭到拒絕后，通過講解《莊子·逍遙游》，獲得了羲之的青睞，“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肖文中還談到，傳世的《蘭亭集》中，載有王羲之詩作兩首，均以莊子哲學立意，足見其服膺莊子的思想取向。

與此直接相關，肖鷹先生截斷眾流，獨抒創見，斷言：“一死生”“齊彭殤”絕非莊子之論，而是后世晉代清談家對莊子哲學的虛化偏議。“一死生”，首見西晉郭象《莊子注》；而“齊彭殤”則是《蘭亭序》中首提，當是對魏晉清談家的言論轉述。在莊子的話語體系中，從無“一死生”之說，只有“知死生存亡之一體”（《大宗師》）。二者不能簡單劃一。莊子說的是，有生必有死和生死循環相續，即《德充符》中的“以死生為一條”，《知北游》中的“死生為徒”。“死生一體”，是指生命在世界運動的時間序列中的連續性和循環性。在莊子哲學中，死生不僅不是同一的，相反，人生的真諦就是要免于社會與自然的刑害，而“保身、全生、養親、盡年”。肖文指出，莊子的生命觀是順應自然中的任性率真；王羲之感懷傷世，痛惜無常的生命，而發出“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的真率之言，正是莊子“喜怒通四時”的生命精神之“真”的通達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