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赤橙黃綠青藍紫外，黑色也是最容易辨識的。當我無法辨析顏色時，我通常在夢中。像漩渦，像黑洞，像陽光無奈地被冰雹穿過。我有時候看見遠處的火，而且很快抵達那里，但那是一幢小屋，粉墻黛瓦。我沒有看到火的燃燒，在我眼前的是一堆灰燼，灰燼又似乎涂抹在粉墻上。于是我看到了黑色。我在黑色里又看到了人影的晃動，但我懷疑自己的感覺，我提醒自己，如果是影子，應該趴在地上，影子的顏色只會消失在黑色中。在陽光下，人站在什么位置上，影子才能折疊到墻上？我沒有被陽光照耀，我卻看到了影子。是我的，還是別人的？

我猜測我即使處境逼仄，也不會靠著墻邊站著。許多年前，我的老師說：你們這一代人沒有經歷過大事，甚至都談不上有什么挫折，你們對歷史和人性的理解可能比我們這代人淺一些。這是198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們一起從辦公樓走出去，他感慨地說。老師誠懇而善意，多少年來，他們這一代人是從大風大浪中過來的。這話給我很大觸動。余生也晚，在此前曾經的大事中，我這輩人是沒有思想的旁觀者。但我后來發現，經歷過大事的老一輩也未必就成熟，就能洞察歷史和人性。當然，成熟有時是以更世俗的方式生存著。在后來談到這個問題時，我說一個人的成長其實是自己內心深處搏斗的結果，它與是否親歷什么有時沒有直接的關系。我們未必有機會清算歷史，但我們時刻可以反省自己對待歷史的態度。

我通常在自己處事猶豫不決時會做夢，甚至午間躺在辦公室的沙發上也會短暫地夢到莫名其妙的景象。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我把夜晚提前到了午間。朋友說，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你的夢是什么隱喻。我不用作這樣的搜索。好像是在俞老家的客廳，他說到他之前的同事，1950年代中期的運動以后，這位同事走路的樣子變了。原先，同事總是夾著幾本書走在校園馬路的中間，后來懷里不夾書，手里不拿書，右肩背著帆布包。如果路邊是房子，這位老兄幾乎是貼著墻邊走；如果路邊是樹木，他就小心踩著落葉向前。俞老說：這位老兄從馬路中央消失了，除了上課，也很少說話，他是想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一個人把自己忽略不計，這樣的智慧、謀略和決心，都令人感慨和理解，但久而久之，正常或許變成異常。我問俞老這位老兄后來的結局，俞老說時間長了，大家都逐漸忘記這位老兄了，平平安安去世，直到訃告出來后，熟悉的人才想起這位同事。很長時間，我曾經想像這位老兄的樣子，和這位老兄所在學校的老師開會時，我還問起此人，答曰不知道有這個人。

和俞老說的這位老兄相反，一些人則用另一種方式在運動中“脫穎而出”。我供職的單位曾有所謂“四君子”，據說當年傷害過不少無辜的同事。我和他們熟悉時，他們都極其平和，即便是對待我這樣的后生也是微笑著。在知道他們的故事后，我留意他們的舉止，絲毫不見當年的影子。他們謙卑到讓你覺得不自在，其他同事和他們也客客氣氣，但只是表面上的招呼。開大會時他們坐在后面，開小會時三言兩語很得體。我不知道他們內心深處是否完成了今是而昨非的轉換，但他們低調做人處事，可能也是懺悔的一種方式。其中的一位，曾協助我做過學生黨員發展工作，盡心盡力。他患病時，我去醫院看他，他問我，他去世后遺體上能不能覆蓋黨旗。我說，我要請示上級組織。那天從醫院出來，我五味雜陳，覺得自己步伐沉重。走進校園時，我在青年學子的面龐上看到的是樸素和青春。這座美麗的校園，花開花落，云卷云舒，能夠留下來的是什么呢？這位同事病故后，他的家屬對我說：能不能在生平簡介上給他寫一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家屬又說：遺體告別儀式上，這句話也可以不讀，寫在紙上，我放在他的口袋里，讓他安心走。家屬特別強調說，這是他的臨終遺言。

人總會從別人的視野中消失，別人也會從別人的視野中消失。視野是洞見和盲視，或者視而不見，個人的風景與別人的視野構成了特定語境下的復雜關系。和俞老交談后的第二天，我午間做夢了。在秋日的陽光下，銀杏葉落了滿地，這是我們校園的風景。幾棵銀杏樹下空無一人。突然好像是俞老的聲音：你看那位老兄。一個手里拿著書的人站在銀杏樹下。這位戴眼鏡的先生怎么會出現在我們學校？還是他們學校也有銀杏樹？我疑惑之際，這人大吼起來。我在他的喊叫中醒了。我最初的分析是，夢中這位老兄大吼，應該是我下意識的結果。我可能認為他太壓抑了，太壓抑的時候，一個人會在自己以為四周沒人時大吼。我在護城河邊散步時就這樣大吼過，不像小時候在巷子里的吼叫若有回聲。

那位同事遺體告別儀式之后，我似乎開始思考個人與歷史的關系。我曾經以為這只是一個原則問題，現在它以不同的方式出現在我的生活中。或許因為他的悔過自新，或許因為他的臨終遺言，我修正了自己對人與歷史關系的部分認識，我覺得應該對歷史苛刻些，對個人寬容些。在一段相同的歷史中，每個人的表現確定了他當時的位置，如果這段歷史持續下去，這個位置大致可以維持著。但歷史不僅變動不居，而且會發生顛覆性的變化，于是有了個人命運的沉浮。我們有時候并不能洞察歷史，但可以在自己的周遭找到替代歷史問題的個人。時過境遷之后，歷史的復雜性被簡化，個人的問題也就成了政治與道德問題。或許如阿倫特所說，罪惡的實施者中不一定只有惡魔，還會有白癡和笨蛋。我想，白癡和笨蛋之外，還有聰明的投機者。另一個讓我不安的問題是，當我們用今天的認知去判斷既往的人和歷史時，往往是輕而易舉的，并在這一過程中又輕而易舉地獲得了某種崇高感。我們常常在對歷史和別人的檢討中疏忽了自己如果身處其中的可能性，包括趨向惡的可能性。我們自己未必能夠做到，但總設想在至暗時刻出現思想者。“即使時代黑暗，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照明，這種照明未必來自理論和觀念，而多是源于明滅不定、常常很微弱的光。這些光照來自那些男男女女，來自他們的生活和著作。無論境遇如何，這光始終亮著，光芒散布，照徹世界，照徹他們的生命。”是這樣，但為什么他們的生活和著作中會產生“光照”？

在陸文夫先生的晚年，我時常向他請教一些問題。陸先生睿智、冷峻、言簡意賅。談到丁玲時，我說起她辦《中國》雜志的貢獻。陸老師并不掩飾他對丁玲的批評性的看法，但他說不能因此否定丁玲的人生道路。他說，你可以不喜歡這個作家，不喜歡這個作家的某部作品，但你不能輕易否定別人的人生道路。我有時候也會用苛刻的言辭嘲諷一些人，陸老師的這番話讓我有所改變。在出版郭小川《檢討書》時，郭曉惠為她父親的另一種文字寫了“前言”，她說了家人閱讀這些文字的復雜感受，并直言不諱地提出了我們習以為常的問題：年輕人會問“他們為什么這樣啊”。她回答說：歷史深處似乎總有些說不清、道不白的東西，支配著人，扭曲著人。歷史中的個人，實在是一個和歷史本身一樣復雜的問題。

你還記得我嗎？我在校園門口邂逅了一位久違的長者。我想起來了，二十年前我在另一個工作崗位上，他到辦公室找我，提出他應該享受離休干部待遇。當年談話的場景迅速出現，我記得我當時詫異的神情。他大概是1947年出生的，怎么可能在兩三歲時就參加革命工作呢？我知道他出身革命家庭，已故的母親是我們單位的中層干部，因為工作的關系，我和她曾經有過一兩次交談。老太太嚴肅的神情和毋庸置疑的口吻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想，她在五六十年代應該是位不錯的干部。我跟他說：我見過你的母親，我們都很尊敬她。他說：我母親懷我時，出生入死，如果她當時犧牲了，我算不上烈士，但她生下我了，是帶著我一起革命的。這是他陳述的他應該享受離休待遇的理由。我不完全記得我當時的表情，我可能原則性地跟他說了，1949年10月1日前本人直接從事革命工作的同志才可以享受離休待遇。那天，我一直送他到辦公室樓下，他畢竟是在槍林彈雨里出生的。盡管我們在同一所學校，我們后來再沒有見過面。他站在面前，我看年近古稀的他，越來越像他母親晚年的神態。

你知道我夢見誰了？他問我，我不知道。這位老人是另一所大學的，后來合并到我們學校。在這之前，他也在我們學校工作過。我知道他曾經在茅山一帶打過游擊，但他很少講他的既往。他有時候電話我，或者給我寫封短信，約我聊天。在手機比較普及后，他如果想起什么事，便給我打電話。我在學院工作時，已經無法過問他關心的一些事情。可能因為每次相談甚歡，他還是習慣地一年中約我聊一兩次，通常是我去他家里。相處經年，老人在我臉上看到了風霜，也改口稱我老王。老王，你知道吧，我夢到那個女游擊隊員了。我曾經聽他說過游擊隊的故事，其中有一位女性。我只知道她犧牲了，老人在耄耋之年突然提到這位女游擊隊員，也許他和她不是一般的戰友，他的內心或許藏著什么故事。我冒昧地問老人，如果她不犧牲？老人沉吟片刻說：應該是我的愛人。在我覺得老人可能要繼續說下去時，老人換了話題。不久，我去國外訪學，回國后才知道老人心臟病突發，辭世了。我不知道，老人跟我說的夢是不是他最后一個夢。

你知道我見到誰了？我問他，他不知道。我見到了自己大學時的老師，在操場上，老師像往常一樣，圍著草坪轉圈。不一樣的是，她老年癡呆了，但還記得自己每天傍晚在操場散步這件事。她講授古典文學，可以從先秦講到明清。記得我讀書時，應該是1984年吧，“海峽之聲”邀請我們學校安排學生給臺灣東吳大學寫一封信，表達我們對臺灣同胞的思念之情。我是那一屆的校學生會主席，又念的中文系，責無旁貸起草這封信。寫完之后，我總覺得文辭上有什么不妥，便找到我的這位老師，她看了一遍后即作了修改，耐心地跟我說為什么這樣改動。因為這個細節，我們之間親近了許多。老師退休后常常去國外探親，每次回來后會約我談國外觀感，還會談到海外統戰工作的一些問題。她時常跟我說到的一件事是，她父母親在新中國成立前夕選擇留下來是對的。她很少談她的父母，在一所著名大學任教的兩位著名教授。我跟老師說，您應該寫回憶錄。她說，我正在寫。后來我陸續讀到了她完成的部分，但沒有讀到影響她一輩子的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這是我在讀大學時就斷斷續續聽到的故事，或者只是故事中的幾個情節。我只知道故事的梗概是，她愛著的老革命出問題了，她也因此受到牽連。這個故事她沒有寫進去，回憶錄也沒有寫完。

許多年后，我讀到了以色列作家奧茲的《愛與黑暗的故事》，這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部小說。奧茲在《中文版前言》中的一段話，讓我清晰地意識到我們的文學和文學回憶錄缺了什么。奧茲說，他把死人請到家里做客，他是主人，死者是客人。我們必須交談。我們有許多話要說。奧茲要問他們的問題是之前從來沒有交談過的：“沒有談論過你們的過去，也沒有談論過你們單戀歐洲而永遠得不到回報的屈辱；沒有談論過你們對新國家的幻滅之情，沒有談論過你們的夢想和夢想如何破滅；沒有談論過你們的感情和我的感情、我對世界的感情，沒有談論過性、記憶和痛苦。”我熟悉的許多長者已經往生，如果有一天，我也學習奧茲，寫這樣一本書，我會問他們什么問題呢？

又過了許多年，也許有后生夢到我。我希望他們夢中的我，舒展地躺著，或者站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