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我們正處在后疫情這樣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原本固有的價值觀要重估，原本共享的生存體驗要重構。在此背景下，身在海外的華人作家們，又將如何寫作？所在國的本土經驗與蘊含故鄉情的母國經驗，如何在一個新的視角下建構共同經驗？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但每個成其為時代的那個根部或底部，所發出共鳴的相通之處又是什么？淘洗文化記憶，回望歷史境遇，如何在一個更具張力的語境下，寫好對中國的想象和對所在國的敘事？

基于這些問題意識，2021年4月25日，日本華文作家協會與《香港文學》雜志社聯合舉辦題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寫作”的線上講座。《香港文學》今年第四期推出七位日本華文作家的小說專輯，日華文學的歷史厚度與現實高度，日本華文作家的實力與熱望，在讀者中引起關注與反響。此次講座，七位不同代際的日本華文作家集體亮相，袒露心聲。陸士清、曹惠民、江少川、趙稀方、劉俊、張業松、白楊、王艷芳、戴瑤琴、張益偉、宋曉英、馮雷等華文文學學者出席會議。日本華文作協的部分會員、兩國的文學愛好者等100人連線參加了講座。

日本華文作家協會會長王海藍主持會議。她表示，此次活動是新世紀以來日本華文不同代際小說家的首次集體亮相，意義重要。同時她對《香港文學》《小說月報》以及支持活動的學界同仁表示感謝。

《香港文學》總編輯周潔茹在發言中表示，中國新文學的發源與日本有著重要關聯，日本華文文學的歷史厚度不應被忽視。近年來日本華文文學新人輩出，為整個世界華文文學界所重視。《香港文學》一直重視海內外文學創作，在今年第四期刊發了日本華文小說專輯，她對日本華文作協和王海藍會長的支持表示感謝。

講座中，七位主講作家——40后哈南、50后陳永和、60后黑孩與亦夫、80后陸秋槎以及90后春馬、琪官圍繞自己的創作與活動主題做了精彩發言。

個人寫作才更加適合這個“不確定”時代

海外華文作家的特殊境遇使得他們的“在地性”特別顯著。但如何表現這種“在地性”？“心懷”與“放眼”的大視野當然是一個表現。但注重身邊與日常的小視野是否也是一種“在地性”呢？60后的日本華文作家黑孩近年復出，陸續在《收獲》《山花》《芙蓉》《北京文學》等文學期刊上發表長篇和中短篇，并出版了小說《惠比壽花園廣場》《貝爾蒙特公園》。黑孩創作的最大特點就是注重身邊與日常，這一方面是源于她深受日本小說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她堅持用文字還原生命的真實使然。黑孩在發言中談到，由于時代不同了，每個人都有寫作的機會，“個人成了與世界直接相連的存在，可以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意見”。她還說，“表面上現在似乎是一個文學創作的‘小時代’，但從本質上來說，正因為文學不再偉大，所以這個時代的寫作就成了對作家的考驗。因為我們接受的信息越多元，對世界的感覺也就更敏感。”黑孩認為，在這樣的時代，個人的命運或者是這個時代的寫作都可以用“不確定性”四個字來概括，因此“個人寫作才更加適合于現在的時代”。黑孩坦言，她想把自己生活的世界自然地寫出來。她例舉了自己的新作“日本三部曲”，三部小說都有一個真實的日本地點與之對應，發生的事情盡管并不完全是對真實的還原，卻是以她自己的生活和感受為參照。她說，“我寫的不是自傳，而是小說。縱然小說中有許多從自己的生活中借鑒的素材，但也僅僅是借鑒而已，剩下的全部都來自于想象。”

出生于1990年的日本華文作家春馬，認為這個時代的寫作主要有兩個特點，一個是小眾化寫作，另一個是去時代化寫作。兩者相輔相成，互為前提。春馬在日本取得社會學碩士，連獲兩屆日本華文文學獎，不僅寫小說，也有詩歌、散文和文學評論發表。作品見于《青春》《野草》《香港文學》《星星》《詩歌》等。曾獲得第六屆青春文學獎的長篇小說《自逐白云驛》最近出版。春馬認為日本華文作家可以分為純文學作家、知日派作家和日常化寫作作家，“就像對海外作家的定義難以確定一樣，我也無法定義自己的寫作。”

是虛構，但又不等同純粹的自主虛構

出版了《土街》《呂鎮》《一樹謊花》《無花果落地的聲響》《咬你》等十多部小說的60后作家亦夫，畢業于北京大學圖書館系，從事文學創作30余年，曾獲得中山文學獎。在談及小說的虛構時，亦夫說虛構小說不等于是純粹的自主虛構，“在小說人物、環境漸漸成型和成熟以后，它就是一個有著自身歷史背景和民風民俗的社會，我總感覺小說人物有自己的邏輯和處事方式，作為作者的我總有一種被裹挾著往前推進的感覺”，因此他覺得小說寫作猶如在一個未知之地的探險般快樂。在談及寫作的個人意義時亦夫說，寫作對于自己而言，更大的意義“在于創造，在于它對生活本身的一種拓展”。這種拓展是對自己“生存想象和精神欲望的成全”。其結果就會影響到自己所選擇的文體和寫作風格。因為對過往的細節有著令人驚嘆的記憶，所以“對于細節真實而完整的記憶，給我寫小說帶來了豐富的收藏。”這種寫作的個人意義，在亦夫看來也是時代變化所致。他認為“文學過去所承擔的社會功能被逐步細化和分流，文學不再像昔日那樣萬眾矚目。寫作的門檻變得很低，或者說根本就沒有門檻。”因此，成為一個真正的作家就成了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為此，真正的文學需要天才。在這點上亦夫與黑孩的創作理念有所不同，他不太喜歡將個人體驗寫入作品，他追求作品的神性和靈性。

小說家就要關注人和人性

1982年畢業于福建師范大學歷史系的50后作家陳永和，是國內高考恢復后第一屆大學生,從大學時期就開始寫小說，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創作經歷了。近年來，她的作品發表在《收獲》《上海文學》《江南》等文學雜志，出版了《一九七九年紀事》等長篇小說，并獲得過中山文學獎。她研究人、關注人，擅長寫人性。她在發言中形象地比喻說，文學是從她身體里長出來的一棵樹，她的身體站在大地上，文學是一顆種子，在身體里慢慢長大。她說“文學已經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跟它的緣分已經無法割斷，我的寫作不為什么，只為喜歡，一個人一輩子能做自己喜歡的事，就已經別無所求了。”由于關注人與人性，在她的小說里，人性總是游走在歷史與現實之間，總是滲透于過去與現在的時間里，使得她的小說有著令人迷戀的深度和令人省思的寬度，獨樹一幟。

出生于1949年的實力派老作家哈南，從1978年開始文學創作，作品多發表在《收獲》《十月》《鐘山》等大型文學期刊，多次獲得文學獎項。他也在發言中談及小說之眼就是看如何揭示人性。他說，小說的主題固然重要，但更為重要和根本的是在小說中如何揭示人性。特別是在不確定時代，人性變與不變的那么一種交織和交錯，展示著現代人更為復雜更為不可琢磨的一面，這固然為小說帶來了精彩度，但也給小說家增添了新的難度，因為現實中的人性永遠難以窮盡，哈南說他之所以再度拿起筆寫小說，就是想在“異地”挑戰這個難度。

跳出生命體驗的類型小說寫作

陸秋槎是一位80后日本華文新銳類型小說作家。他從復旦大學古籍碩士畢業后來到日本，從事中日雙語寫作。出版了《元年春之祭》《當且僅當雪是白的》《櫻草忌》《文學少女對數學少女》等作品并獲獎。推理小說之外，陸秋槎也發表過兩篇科幻小說，他能駕馭多種風格，技巧嫻熟，別開生面。陸秋槎在發言中說，自己開始寫作時，80后作家已經穩居文壇，占據了青春小說的主體位置。為此他只能另辟蹊徑，開始嘗試類型小說的寫作。在受到漫畫文化和偶像文化等亞文化影響的同時，讀者也開始追求通俗化和娛樂性，這些都是他從事類型小說創作的重要契機。在他看來，類型小說的最大特點就是文體較自由，可以跳出作者本人的生命體驗甚至時代環境創作。

另一位90后日本華文作家琪官，大學就讀英語專業，在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做過編輯，現在日本攻讀博士。他的作品散見于《香港文學》《西部》《青春》《湖南文學》等文學刊物。與春馬的現實主義小說不同，琪官常用跳出生命體驗的超現實主義手法創作，文筆成熟老練，這緣于他在異國他鄉求學過程中對寫作的熱愛和堅持，“小說的價值并不是單單靠一筆稿費就可以衡量的”，“我寫小說不是為了賺錢，而是表達我對世界的態度”。他說自己來日本留學之前思考的都是生死問題，覺得過于沉重，所以開始用超現實主義的手法為作品做一些調整。來日本留學是他文學創作的重要轉折點，他開始寫日本的華人以及他們對自己身份的思考和自我認同，認為這也是這個時代多元化寫作的表現。

日華文學不應該被忽視

在談及日華文學的歷史和現狀時，趙稀方認為，日華文學有被當代海外華文文學忽略的傾向，而從近年來日華文學的創作成就看，這種傾向是不可取的。日華文學具有歷史和現實的獨特性。聽完作家發言，趙稀方感到日華文學已經超越了一般華文文學所自帶的異文化沖突階段，進入到新的領域。日華作品大多會寫日常的身邊故事或邊緣性人物。這種私人型、虛構性，注重小人物敘事的不同類型寫作，表明日華作家纖細性和多樣性的一面。他認為，日華文學的類別性還表現在作家世代的變化上。日華作家擁有的不同代際的作家，由此獲得不同類型寫作的一個基本點――不同的認知和不同的體驗。趙稀方提出一個問題：日本華文文學的特征究竟是什么？除了海外華文文學所共有的特殊性（如邊緣性、在地性等）之外，作為歷史和現實而存在的日本華文文學本身，還具有哪些特殊性？只有認識和理解了這種特殊性，日華文學的創作才能更上一個層面，日華文學才能在世華文學中擁有特殊地位。

張益偉的博士論文以日本華文文學為研究對象，他用“解密”和“接力”作為關鍵詞展開講評。所謂“解密”，張益偉梳理了從新文化運動開始到現當代日華文學的發展狀況，提出“與百年前相比，我們對當代日華文學的研究力度較為薄弱，應當引起重視”。為此，他對江少川主編的世界華文文學教材進行了增補，增加一節的篇幅講述日華文學的內容。所謂“接力”，張益偉提到華文作家的代際繼承緊密，一代代作家與一代代讀者完成了接力，但強調代際不應該成為評判作品的標準。張益偉還對陳永和、亦夫和黑孩的作品形式、主題和思想進行了挖掘。

日華作家們要干的事：用心講好故事

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今年4月1日出席其母校早稻田大學的入學式時，在為文學部和文化構想部的新生所做的祝辭中，說自己也不知道為何就成了人們所說的小說家。“但所謂小說，基本上對社會并沒有直接效用，即便發生了什么，小說也不會成為特效藥或疫苗。但問題是沒有小說，一個社會也不能健康地向前發展。真正能感動我們的不是意識不是邏輯而是更為廣遠更為豐饒的心靈。所以小說需要用心去寫。如何用自己的內心發現他人的內心呢？一個辦法就是講故事。所謂故事，就是在我們暗黑的心田里照射進光亮；所謂故事，就是把我們無法用語言表述的內心，用其虛構用其比喻加以再現。這就是我們小說家要做的事情”。

按照村上的說法，我們即便再如何定義何謂寫小說，再如何解釋其私密性、獨創性與共通性，小說只有一個出口，就是故事。用故事表明“我”的在場，用故事表達自我超越、自我叛逆。這對海外華文文學的創作是有啟發的。在離散生存體驗與歸屬生存體驗的嬗變之下，如何寫好具有歷史與現實維度的故事，就顯得重要。離散表明跨域或跨界。一旦跨域或跨界就要尋找歸屬，一旦尋找歸屬就盡顯雙重文化價值觀的交叉與交融。有時，這是一種尷尬，但更多時候是一種視角，是一種想象，它提示每位海外作家們既要用心寫好所在國故事，也要用心寫好中國故事。

最后的問答環節由戴瑤琴主持，黑孩、亦夫和春馬等作家先后回答了聽眾提出的各種問題。整場講座持續了兩個多小時，線上濟濟一堂，氣氛熱烈。

(日本華文作家協會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