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文聯干部、作家徐光文的駐村日記《走出大山》，是一部以微觀角度切入扶貧工作現場，通過細膩、生動的個人敘事來參與脫貧攻堅主題的作品。全書以“日記的形式，散文的筆調”，通過百余篇日記短文，記錄了作者從2019年7月至2020年5月在臨夏州東鄉族自治縣老莊村的蹲點扶貧工作。這部看似流水賬式的作品，似乎只能被定義為“工作日記”，但仔細閱讀，又會被書中的一篇篇文字所打動，體會到附著在平實、質樸敘事背后的“文學性”。

書中日記內容幾乎涵蓋了農村扶貧工作的方方面面，如統計基本數據、調研扶貧車間、調研綠色養殖合作社、組織畜牧專家講解養殖知識、參加脫貧攻堅能力提升示范培訓、組織農戶外出學藝取經、組織易地搬遷、動員適齡學生入學、籌集圖書、接受上級驗收、走訪農戶、調節矛盾糾紛、給山村的孩子上書法課……通過這些具體的工作，讀者既能了解脫貧攻堅這項民生工程的宏大與浩繁，也能看到扶貧工作的不易和艱辛。因此，這些記錄脫貧攻堅工作的過程性史料，也成為這項偉大工程的見證。作者的記述從工作實際出發，只寫具體的日常工作及其感受，避免了主題先行和人為拔高，寫得非常接地氣，保持了敘事的生動性和鮮活性，也增強了文章的可讀性。

書中每篇日記都穿插了一段寫景文字，這些文字通過三言兩語的輕描淡寫，交代了季節氣候、天氣、眼前的景色。這些文字看似是閑來之筆，實際發揮著濃縮的“文學性”能量，在表達作者的心情、總結工作的得失等方面起著畫龍點睛的作用。

本書的文學性還體現在語言特色上，全書中的語言表達始終與“日記”體裁相吻合，簡潔、明了，口語化、生活化、接地氣，以敘事為主，抒情的分寸把握得非常適度。讀這部作品就如同在與一位扶貧干部拉家常，令人感到十分親切、自然。作品還描寫了東鄉縣的一些民俗，使用了當地方言語匯和諺語，例如“東鄉平伙”“抓大頭”，東鄉族婚禮上的“戲公婆”等。這些地方文化元素的融入，不僅使作品敘事帶有濃郁的鄉土氣息，而且增強了文學色彩，提升了作品的美學價值。

徐光文“扶貧干部”的身份決定了他不僅與扶貧現場“零距離”接觸，而且以一種完全“融入”的狀態置身其中。他的寫作內容不是閉門造車構思出來的，而是在工作過程中不斷“生成”的，他筆下涌現的，可以說全部都是“素材”，而非故事。他所呈現的是原汁原味的扶貧生活本身，是一盤盤帶著泥土氣息、未進行任何烹調加工、未加任何佐料的“山野菜”。比如《群眾利益無小事》，作者在暴雨后勘查馬哈如給家坍塌的房屋地基、排查農戶住房安全隱患時，心中充滿了焦慮與擔憂；《扶貧日：我們在一線》一文，簡潔地列出了扶貧干部從清晨到深夜的作息時間表，反映出工作的強度之大。通過這些素材，作者還原了扶貧工作現場的細節，呈現了那些最質樸、純真的東西。可以說，“現場感”是這部作品的重要價值。

書中也有一些抒發情感的文章，包括親情和個人心情。這些文章緊緊圍繞扶貧干部“舍小家，顧大家”這一普遍的工作生活狀態，從個人的經歷出發，映射出扶貧人的大局意識和人民情懷。例如《月到中秋分外明》，“我”在中秋節前的深夜加班，當看著一輪明月時，想起了父母的身影、妻兒的臉龐，不禁淚濕眼眶。這些文字穿插在工作敘事中一帶而過，雖簡潔扼要，但感情真摯，場景感人，將扶貧干部的日常喜怒哀樂表達得非常自然，毫無造作之感。此外《襪子上磨了個大窟窿》《吃午飯》《乘車》《洗頭》等篇目描寫了扶貧干部的駐村生活狀態，尤其是遇到的種種困難和窘境，表現了樂觀積極的心態，其中還有一些苦中作樂的諧趣意味。作者通過這個一步步飽滿起來的“自我”形象，寫出了他身后的扶貧干部群像，寫出了這個群體普遍的工作感受與精神面貌。更進一步說，《走出大山》生動書寫了扶貧干部在工作過程中經受的困難、挫折以及喜怒哀樂，也寫出了他們在多方面所付出的的代價，更寫出了他們的吃苦耐勞、責任擔當和充滿希望、奮斗、喜悅等的心路歷程。

《走出大山》是一部緊跟著脫貧攻堅工作的進程完成的敘事之作，全書通過一位駐村干部一年多來精準扶貧工作中點點滴滴的工作瑣事，說明一個事實：正是因為有一批又一批像作者這樣的扶貧干部“走進大山”，才換來了大山深處的村莊和千千萬萬各族農民整體脫貧的成果，圓了他們擺脫貧困、邁入小康的夢想，這是這部作品最主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