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收到《上學謠》的書稿，編輯們感到驚喜又意外。驚的是整部小說采取全物化視角的寫作手法，在原創兒童文學領域可謂獨樹一幟；但對于這樣的表達方式是否能夠打動讀者，大家心里并沒有把握。懷著這種興奮又忐忑的心情，我們開啟了與胡永紅的首次合作。

物化視角寫作的全新嘗試

無論從何種角度來看，《上學謠》都是一部另類的原創兒童文學作品。胡永紅在作品中別具一格地采用了物化視角的寫作手法，調動起27種壯族元素，以27種視角綴連起整部作品。這些壯族元素中，有鄉間生活的日常——斗笠、水牛、木屐，有亦真亦幻的神話傳說——雷公、雨神、太陽鳥，有嶺南地區的自然風光——南竹、香禾、芭蕉，也有壯族特色的文化基因——標話、嘹歌、壯錦……它們既是故事的講述者，也是參與者和旁觀者；既承載了壯族獨有的文化記憶，也推動故事向前進展。一朵荷花被繡在頭巾上，就看到了阿嬤的眼淚；一條小溪從燕巖溶洞中流過，就見證了火龍在洞中對阿爸傾吐思念。大抵是少數民族天然擁有與天地對話的能力，他們的先民信仰萬物有靈，從大自然汲取靈感，創造出自己的精神圖騰與光輝燦爛的民族文化；而文化同時也反哺于自然，歌詠著自然。因此，胡永紅采用物化視角的寫作手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正是迎合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是真正將萬物有靈的敘事方式與壯族文化土壤相結合的一次大膽嘗試。在編校過程中，我們最擔心的，莫過于多重視角的切換可能會給讀者造成閱讀上的隔閡。因此，我們請插畫師為每個章節的壯族元素一對一繪制題頭小圖，并在題頭處添加說明文字，幫助讀者沉浸式、無障礙地進入閱讀情境。

民族元素的全景式掃描

民族性和地域性也是這部作品最具標志性的特色之一。編劇出身的胡永紅把整部作品打造得好像一部壯族民俗風物志，用一種近乎虔誠的筆法，將嶺南地區壯族鄉民的日常生活、神話傳說、民俗習性、飲食起居等各方面勾勒得淋漓盡致，極富畫面感。它既有日常生活的維度，也肩擔民族文化普及與傳承的重責。對一名作家來說，創作一部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并不難，但如此細致充分地對壯族文化進行全景式的掃描，如此自然熟稔地在作品中流露出對壯族文化的認同感、敬畏感，對于并非壯族出身的胡永紅來說，絕非一件易事。為了不辜負作家的苦心，精準匹配文本的少數民族特色，我們特意約請壯族畫家鄧航新來繪制插圖。大到插圖色彩的搭配、場景的描繪、畫材的選擇，小到壯族服飾的款式、元素拼貼的手法、民族細節的把控，均經過細致打磨。至于封面圖的繪制，畫家選擇了壯錦這一極具壯族代表特色的意象，以壯錦的形象勾勒出壯鄉人民脫貧攻堅的康莊之路，極力彰顯作品的民族風韻。

關于“我們”的濃情敘事

細數胡永紅歷來的兒童文學作品，會發現她總是偏愛社會邊緣相對弱勢的兒童群體。不論是《我的影子在奔跑》中的艾斯伯格綜合征少年修直和母親田桂芳，還是《瑞喜愛小白》中的智障母親何瑞喜和女兒秦小白，她的筆下總是閃現出對特殊家庭孩子所面臨的親子關系的思考，這次也不例外。火龍自幼失去雙親，與水仙阿嬤相依為命。書中寫到有一次，水仙阿嬤讓火龍把名字寫在斗笠上，以防丟失。火龍沒有寫自己的名字，而是寫了“我們”這兩個字。他指著斗笠上的“們”字比畫道：“這是一個人站在門邊邊，就好似講我們家兩個人。”在審稿過程中，我總是被這個情節所打動。較為普遍的親子關系通常由父親、母親、孩子三方面組成，而《上學謠》及類似題材視域中的“我們”，是更為脆弱、珍貴的一對一的關系。這種“我只有你”的情感羈絆，使得二者之間建立起更為牢不可破的連接，而關于“我們”的濃情敘事，便是在這樣特殊的情感連接中生發出來的。說到底，不論是艾斯伯格綜合征的天才少年修直和他的母親，還是留守少年火龍和水仙阿嬤，胡永紅在她的作品中所要探討的，一直都是關于“我們”的濃情敘事。我想，這也是她的作品之所以珍貴，且一如既往打動我們的精髓所在。

現實主義兒童文學的苦難書寫

我常常在想，現實題材的兒童文學作品究竟應該向兒童展示怎樣一個真實的世界。《上學謠》或許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路徑——它不回避苦難，但在生命真實的哀痛之中也孕育著新的生機和希望。火龍自幼便遭遇了阿媽的改嫁、阿爸的死亡；物資的匱乏，經濟的拮據，水仙阿嬤的日益老去，也是橫跨在他面前的生活難題。但火龍不是獨自長大的，他貧瘠的少年時代，是在水仙阿嬤和族親好友的幫持下度過的。饑餓的時候，他們照黃鱔，包涼粽改善伙食；需要錢的時候，他們捕撈蝦子，編織檀香籽手鏈淘換錢。大自然賦予壯族鄉民的饋贈是多么富饒啊！而他們的精神世界又是多么精彩紛呈！即使在相對貧乏的生活之中，他們仍然沒有放棄族人特有的精神生活，沒有放棄愛與美的訴求。他們敬畏自然和神明，有跳不完的舞蹈，嘹歌唱遍山野；他們以神話傳說中的竹子、太陽鳥自比，始終保持著昂揚向上的姿態。壯族身份賦予他們的，不僅僅是先民傳承下來根深蒂固的文化血脈，更是守望相助、自強不息的精神底色。苦難與救贖是文學永恒的命題。面對少年火龍的困頓處境，胡永紅選擇直面苦難，并以一種更為輕盈、柔軟的姿態回擊了苦難，以族親之愛治愈、填補了火龍生活中的缺失，這一敘事策略或許也為原創兒童文學的苦難書寫提供了一種新的探索路徑。

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不應是無根的浮萍，胡永紅在這部作品中沿著時代發展的蓬勃軌跡，寫出了一名作家應有的價值堅守與社會擔當，這樣的作品無疑是獨特而有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