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詩人娜仁琪琪格的詩歌中有大量關于草原和蒙古族文化的書寫，雖然詩人離開出生地——內蒙古的時間較長，但身體里仍流淌著蒙古族的血液。成長地遼寧則是詩人詩歌啟蒙的地方，也正因為有著這樣多元的生活環境，形成了她詩歌中較為多姿多彩的文學地理空間，這種空間主要通過詩中所建構的詩語意象表現出來。這些意象包含了詩人對血脈所至的草原的追溯和民族文化的探尋，不僅能夠展現出她對山川、草原等自然景觀的真摯書寫，而且在凸顯民族特性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與此同時，這些意象生成于獨特的蒙古族文化空間中，飽含著深厚的蒙古族文化內蘊。

詩歌不是情緒的宣泄物，也不是簡單的文字排列組合，詩之旨在于體察萬物、抒寫性靈、物我融合，詩人若只是“隔靴搔癢”，泛濫情感當然不能寫出好詩。所以詩人在寫作中要用切身的體驗感受來為詩歌注入靈魂。

對于詩人娜仁琪琪格來說，寫詩已成為生命的一部分，詩歌是詩人與自我、與世間萬物對話的產物。作為女詩人，她的視野開闊，詩歌意象種類繁多，有著蒙古族的大氣、從容，也有著女人的細膩溫婉，兩相融合，詩歌韻味便深厚起來，給予讀者諸多愉悅的讀詩感受。雖然詩人生在內蒙，成長于遼寧，但蒙古人的血脈依然在身體里流淌，草原人的精神也無時無刻不在散發魅力，這些特點凝聚在筆端漸漸融合為文字，既有地域性也有民族性，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召喚著詩人，隨著年歲的增長則變成了對“故土”的尋找與回歸，詩行中也會透露出一種強烈的民族認同感。

她是一位行走的歌者，帶著詩歌走進自然、敬畏自然的同時得到自然的饋贈，讓自己的心境更加開闊，同時在與自然近距離的接觸過程中更容易抒發自我內在的真實情感。新詩集《風吹草低》中收錄的詩歌散發著自然的味道，腳步所到之處都能用詩歌詠，以一種別致的方式記錄當下。

草原的月色，奔騰的駿馬，花香和牛羊，悠揚的馬頭琴都在召喚著詩人。正如她在詩中寫道：

有誰能理解，一個放逐天涯的人

她全部的情感。一出生就向遠方行走，走出了草原

丟失了母語。而她的血液，她的身體

裝滿的是草原的種子。

——《我總是在母語的暖流里，淚流滿面》

詩人把自己當作“被放逐天涯的人”，離開了草原，丟失了母語，有一種遺憾落寞，但筆鋒一轉卻表現出了對草原的思念與依賴，血液身體里都裝滿草原的種子，有種子就有希望，詩人滿懷希冀，“尋根”的想法總是難以掩飾！作為女詩人來說，她對這種“根”的尋求如同女兒對母親的依戀，懷有一種真摯的想念之情，渴求在那片土地上找到屬于本民族獨特的文化符號，但她對歸屬感的探求，有別于男性詩人強烈的血統溯源和族群認可。

像詩歌《草原月色美》《被月光牽引》《星光璀璨的扎魯特草原》中都有“月亮”意象的出現。“月亮”自古以來是文人表達懷鄉之感的必選意象，在詩人娜仁琪琪格的詩中，自然也包含有這層意思，但詩中的月亮不單含有思鄉懷古之意，還能指引眾生，富有諸多女性化的色彩。

從女性的視角連接起人與自然萬物的關系，跳出單純的寫景抒情模式，并從中感悟諸多人生哲理，這是娜仁琪琪格詩歌的一大特色。除此之外，流暢的文字如同安靜溫婉的詩人自己，她將自己的性格融入詩中，沒有過分的喧鬧，也不會肆無忌憚地以書寫自我為目的，她的詩歌往往是從自我出發，而又跳出狹小的自我空間，雖有諸多女性化的色彩，但不是“唯女性”，所以更能引起讀者共鳴。女性詩歌若是簡單地將男性與女性進行二元對立，那么這樣的詩歌肯定是視野狹窄的，娜仁琪琪格的詩很巧妙地規避了這一點，所以詩的格局很大，包含天與人的對話、人與自然萬物的融合。

正因詩歌意象選取天地萬物之景，使得詩歌感情更加飽滿且充滿了靈氣，可能這也是詩人作為女性特有的魅力。此外，四字詞語和形容詞的使用也是整個詩集的一大特點，大量修飾詞語的使用增強了詩歌的表現力，極具繪畫美的特點。

舊時的文化中，對性別存在一定的偏見，僵化地認為女性的思維缺乏理性，不易擺脫自我的精神空洞，且喜歡用情感宣泄的方式創造作品，因而所寫之物空洞乏味。娜仁琪琪格的詩歌創作在詩歌情緒化、自我化這方面有了突破，雖然從女性的視角進行寫作，但不僅僅局限于女性自我，更多的是從個體體驗展開思索，從世間萬物中汲取靈感，在女性自我體認的基礎上實現女性詩歌的轉向，用文字本身去實踐和證明女性詩歌的存在價值與意義。

作為蒙古族詩人，那片一望無垠的草原寄托了她諸多的情感，因而地域性也成了她詩歌創作的重要標識。地域差異帶來的不同文化思維使得詩人在創作中潛意識地對意象群進行篩選組合，在相應文化環境的滋養下寫出具有地域特色的作品。

從某種意義上說，不同的地域環境會形成各具特色的地理意象，這些意象立足于詩人豐富的自我生命體驗和個體認知，其自身包含了諸多可抒寫的詩學內涵。娜仁琪琪格的詩歌創作中有許多鮮明的地域特色，經常出現諸如“扎魯特草原”“科爾沁草原”“大青溝”“蒙古包”“戈壁灘”“成吉思汗”“菊麗瑪”“穆瑤洛桑瑪”等極具西北地域特征和蒙古族文化特色的地理意象。這些意象都凝結著詩人對本民族文化的喜愛與思索，同時也是詩人行走天地間的一種感悟，正如詩人自己所說：“我一直認為，詩人就是行走天地間的使者，就是神與人之間不斷搭建橋梁的那個人，他們有著人神共有的特質，以敏感、超驗、精微，甚至是幽冥的感知力來體察、洞悉、感受一切，而后傳遞著彼此的信息。”她的詩歌是對大自然的禮敬，也是對自然萬物的感恩。

詩歌《發現自己的那匹馬》描繪了蒙古族人民特有的競技活動——賽馬，展示了蒙古族人民的文化特色：“在觀禮臺 終于等來了那一刻/禮炮燃起 繽紛絢麗的煙花/拉開萬馬奔騰的序幕 當號令響起/風涌而出的駿馬 每一個都是離弦的箭/騎手們不是端坐于馬上 而是飛身躍起/勒緊馬韁 在馬背上表演風馳電掣的絕技”。氣勢磅礴的場面頓時浮現在眼前，在感受賽馬的同時，更能體會到詩人對草原、對自由的熱愛和對族群強烈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顯然，獨特的地域意象形成諸多可供書寫的詩學空間。作為蒙古族詩人，娜仁琪琪格在感受這種地理意象的時候，較常人有更多發言權。又因詩人從小離開這片草原，此刻是以一個探尋者、拜訪者的身份踏在這片充滿親情的土地上，所以她表現出的情感更加濃烈真摯，也更為復雜深沉，每一處能映入眼簾的景，詩人都倍感親切。如詩人所寫：

草原之上是墨綠的叢林，而后就是連綿的山巒

一個人走向海日罕，濃郁低矮的灌木

向我交出了神秘。咻咻的小獸的喘息

近在咫尺

——《遠山裝著巨大的神秘》

從一個觀察者的角度將目之所及的景色記錄下來，如同一幅畫卷那般緩緩鋪展開。似曾相識的景在讓詩人欣喜的同時，也會有淡淡的憂傷涌上心頭：而我的心已經飛上了，高山頂上的敖包/五彩的經幡，在向我招手，我聽到了/遠遠的呼喚——/水汽攜帶著草原強大的信息/向我襲來，我是一個急于撲向父母懷抱的孩子/寂靜、空闊，我一個人向遠方行走/在青草更深處，把紅色的絲巾披在了/勒勒車上，雙膝跪下/敬拜長生天，敬拜草原上的諸神。（《雨后扎魯特草原》）一個走向遠方的孩子，此刻正在“父母”的懷抱中享受這片刻的靜謐安寧，詩中“高山頂上的經幡”“敖包”“勒勒車”“長生天”等這些蒙古族地理意象正是在“西北”地域景觀中生成的，既表現了詩人對草原景觀的贊美，又體現了詩人對回歸草原的渴望，同時這些意象結合詩人自身的身份和彼時的情感傾向又會形成一種獨特的詩歌風格。

又如詩中的曼德拉山，已不是單純的自然景觀本身，而是遠古以來，蒙古族歷史與文化的見證者，能夠永恒地記錄下滄海桑田的變化，在上天提供的紙張上，書寫下一個民族的過往：“那些來過的記憶，被抒寫，被描繪，被鏤刻/那些巨石，黑亮的玄武巖/是滄海桑田后，上天提供的紙張？//這些天書，如今被鎖在了鐵籠子里/它們是多么拘謹。夜幕降臨，萬星涌現的夜晚/封印的萬物，可否推門走出？/哦，這古代先民留在大地上的天書/被贊美，被詛咒；/被保護，也被拘禁。”“曼德拉山”本質的意義功能建構起了詩歌較為廣大的內部空間，當詩人面對這些景象的時候，她的寫作視角已經發生了變化，思考感受已不再局限為眼前那座立于天地間不動的山。

除此之外，蘊藏在詩歌中的民族性是娜仁琪琪格詩歌的又一特色，同時也是詩人理解和記憶本民族文化的一把鑰匙，畢竟“一部作品的民族化或區域化程度是與作者對本民族、本地域民族生活的理解深度成正比的。對于一個民族區域的歷史文化、生存狀況體驗愈深，他筆下的藝術造型也就愈洋溢著獨特的區域或民族的氣息”。娜仁琪琪格對于蒙古族的文化、生活有著深刻的了解，她與蒙古族的一些重要歷史之間更是形成一種雙向互動的關系，這就決定了詩人對本民族的特征書寫更具真實性和創造性，使其創作出的詩歌也更為自然真切。

如詩人所說：“詩人是被上蒼寵愛的孩子/ 滄海桑田/無論塵世如何紛雜沉重/依然保留著一顆簡單 柔軟 敏感的心”。在遼闊的草原上，詩人是盼歸的孩子；在詩歌的海洋里，詩人是擁有自由靈魂的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