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回族女作家，馬悅的小說善于對鄉村回族人民的生活進行觀照和書寫，直擊生活的現場，貼近生活的本來面目，寫出了這個民族特有的人文情懷和精神面相。作家對自己民族的生活習慣和風俗文化等都是非常熟悉的，因此，她筆下的人物形象鮮明、精神飽滿，具有人間的煙火氣。作者用筆細膩，敘事節奏從容自如。她筆下的人物大多是富于典型性的鄉村弱者，她筆下的環境是傳統的、靜止的、富于倫理道德觀念的鄉村。馬悅用傳統的思維和觀念打量傳統農業社會的文化心理結構和生活方式，用傳統的筆墨書寫她視域之內那些人物的生死命運。當然，她也關注到了社會的變化，特別是鄉村的變化，寫到了鄉村人物在現代轉型期精神世界受到的沖擊和震蕩。

走進馬悅的小說，就是走進了一群女性的生命世界。這里的女人，生活貧困、艱難，承受著來自世俗觀念的禁錮和來自生活的磨礪。在《陪嫁》中，女人沒有生下兒子，承受著世俗的壓力、精神的折磨。“默默地活著，孤獨地活著，她承受了多少，隱忍了多少？”她的內心世界，又是那么地善良，她要求的很少很少，僅僅是男人能回到自己身邊，僅僅是在女兒出嫁時能牽著女兒的手走向婚車……但就這些小小的心愿也無法達到，讀后有一種透徹心腑的悲涼。《歸圈》寫的是米姐的心靈史。米姐嫁給了一個她并不愛的男人，但她得認命。這個男人老實厚道，兒子出事了，她得了病，但她不指望男人，她只是盼兒子早點回來。她沒有真正屬于自己的愛情，結婚就是為了過日子。她有一顆善良的心，她愛她的孩子和那一群羊。她善良、隱忍、認命，活得自卑而令人同情。《秀秀》里的秀秀是一個被遺棄的孩子，母親在她15歲時就把她許給了40歲的馬大北。可是，馬大北娶她僅僅是為了“挽回我作為一個男人的尊嚴”，在她嫁過去3個月后就出遠門了，從此音信全無。而馬大北為娶她欠了一大筆債，賬還不上，哥嫂不讓她進門。為了生計，她去小縣城打工，當過保姆，在裁縫店當過學徒，在餐館洗盤子……勞累一天之后，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她會想馬大北，那個她以為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她愛他嗎？說不上，但她希望他能出現在她的世界里，接納她。但當馬大北找上門來時，她又不敢面對。一個少女坎坷的命運、復雜的心路歷程，躍然紙上。

馬悅的小說大都屬于典型的鄉土文學、典型的鄉土敘事，只不過她在鄉土的大背景下添加了民族色彩，形成了自己的鄉土民族文學。在當前的語境下，我們的鄉土敘事肯定要寫現代化進程中鄉村的變遷以及人的精神變化。我想，它肯定不是靜止的，而是變動的；肯定不是詩意的，而是焦灼的；肯定不是完整的，而是破碎的。這應該是鄉土文學關注的焦點。馬悅以敏銳的藝術嗅覺，發現和感知到了鄉村人的心靈震顫，以及人在資本邏輯宰制下的心靈鏡像。

《三兒的禮花》寫的是一個弱勢者的蒼涼悲歌。三兒的爸爸利用三兒的殘疾，讓三兒去乞討，為他掙錢。當三兒的母親知道三兒還能掙錢時，就把原先拋棄了的兒子接了回去，為自己乞討掙錢。三兒是一個善良的孩子，他為了給媽媽掙更多的錢讓媽媽高興，對施舍者編造謊言，博取同情。直到三兒的母親要跟一個大款結婚了，認為三兒跟著她是個累贅，又將三兒扔給了前夫。就在新年的除夕之夜，三兒獨自搖著輪椅徘徊在他多年乞討的縣醫院門口，想看一看那炫爛的禮花，然后了絕自己的生命。就在這時，他的爸爸出現在他面前，接走了他。作者通過這個小說，鞭撻了殘酷的人性，讓我們看到了在社會轉型期一些人的精神世界。

美國批評家布斯認為，小說不可能沒有倫理尺度，“所有的敘事作品都是‘道德教誨的’”。任何小說家，都有他自己堅守的倫理取向。在這個集子中，我們清晰地看到馬悅為我們展示的她的倫理價值觀。比如《飛翔的鳥》，寫一位老人對逝者的祭奠和對宗教的虔誠。馬老漢為了給早死的妻子舉義而套到了一只呱呱雞，但最后，他卻放生了它。就因為鳥兒那目光，讓他老想起妻子臨走時看他的目光。一種觸目驚心的震撼，讓他似乎悟到了什么。是什么呢？也許是一種萬物平等的普世情懷，一種生命惺惺相惜的悲憫之心。這個小說的高明處在于，馬老漢領悟到了比舉義更重要的是生命不可剝奪的真理。這是一種道家所言的“齊物我、泯主客、一生死”的價值理念，一種現代社會的平等意識。

《一根紅絲線》寫的是一個心里裝了仇恨的人最后得以救贖的故事。趙學清被村里的會計喬慣戴了“綠帽子”，記恨在心。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仇人”喬慣腦出血死了。喬慣的妻子肝硬化死了。隨著他年齡增加，記憶把一切重新梳理，他發現他已經不恨妻子了，也不恨喬慣了。時間在這里成了醫治心病的良藥。放下仇恨，就是自我救贖和解脫。

《一枚米果》是一篇“城市生活”題材的小說。這篇小說讓我看到了馬悅寫作的新可能。馬悅可以超越自己的寫作半徑，走向更為廣闊的天地。她開始關注現代城市生活，表現城市人的精神世界。小說通過一個殘疾保安的視角，看到了單身女詩人郭小倩的城市生活：她的秘書工作，她的私生活，周圍人的流言蜚語……他也許看到了某種“真相”，但沒有人相信他。

馬悅的小說有自己的特色，有現實意義，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即現代性不足的問題。她需要更加深刻地審視傳統封建宗法制度的頑固性，勘探現代人的生存困境，特別是現代轉型期鄉村人的精神世界。馬悅正在嘗試著這樣的寫作，期待她的進步與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