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兇手》

《南部的十字架》

《貴族樓層》

《天意之人》

《活人之城》

《鐘愛》

《沉默的形態》

《兩位友人》

《最后一口：切里奧的一生》

文學作品通常是現實與虛構相結合的產物，只不過每個時代的側重不同。自從歷史走入21世紀以來，文學中對人類真實經歷的回顧與反思之風日盛，無論是那些血雨腥風的慘烈時刻，還是如涓涓細流般的日常生活。作品中的主角或者是個體，或者是作為個體總和的社會本身。有些事情不會每天發生，也不會發生在所有人身上，但對于那些事件的主角來看，事情的發生卻又好像無法避免。而且，即使變換了主角，同樣的事情可能仍舊會發生。當一部作品賦予這些個體足夠的空間與關注時，才真正能夠稱之為文學。

在剛剛過去的一年，意大利的傳統敘事文學仍舊具有非常頑強的生命力。一方面，話題仿佛已經窮盡，但另一方面，現實又為敘事提供了無盡的資源。很多作品是作者多年思考和創作的延續，主要涉及集體與個體的歷史、成長問題、犯罪問題、親情與愛情等話題。作品中的人物自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也有自身獨一無二的特點。大部分作品都來自作家本人的經歷。他們或者講述自己的故鄉和家族，以及發生在自己、朋友或者同一代人身上的故事。每個故事發生的時代和場景，以及涉及的人物各不相同，從各個時空角度對人類社會生活進行剖析，使文學仍然作為叩問歷史與現實的最佳工具。

歷史的反思

民族史

從第一部小說《關于一把軍刀的推論》（Illazioni su una sciabola）開始，克勞迪奧·馬格里斯（Claudio Magris，1939-）就著力于表現現實的那種令人迷惑的創造力，因為它比虛構更加奇幻和出人意料。在新作《南部的十字架》（Croce del Sud）中，馬格里斯為我們講述了三段來源于歷史而又難以置信的故事。它們都發生在巴塔哥尼亞和阿勞卡尼亞之間，是拉丁美洲最荒涼和最遙遠的南部邊緣。那里風景迷人而又令人不安，是一片有待重新發現的土地。古馬普切人越過安第斯山脈來到這片土地上。他們由狩獵和采摘者迅速演變為農民，同時也是永遠的戰士，會將敵人砍頭并用頭顱作為酒杯。在故事發生的公元19世紀至20世紀上半葉，那里見證了對土著人民最野蠻的殺戮和滅絕，而書中的三個主人公都曾經以自己的方式捍衛它。

小說第一段故事的主角是斯洛文尼亞籍冒險家、人類學家和語言學家亞內茲·貝尼格爾德（后更名為唐胡安）。他潛心研究那片土地上失落的語言和文明，并編纂了斯洛文尼亞語-西班牙語-阿勞坎語字典。他還是空想社區的建筑師，在19年中以印第安人的帳篷為家，致力于日常中那些雖小但又具有決定性的變化，并為糾正發生在那里的不公而奮斗。他還瘋狂地熱愛著兩個女人，與她們有了16個孩子，并在遺囑中要求將自己埋葬在兩個女人的旁邊。第二位主人公，瘋狂的法國律師奧雷莉·安托萬·德·圖嫩斯（Orélie-Antoinede Tounens，1852-1878）是一個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他曾經宣布自己是一個并不存在的王國阿勞肯尼亞的國王。這位輕歌劇式的君主和19世紀的英雄，試圖統一馬普切人和巴塔哥人的王國，于是發起了一場荒唐、悲慘而又高貴的捍衛自由的戰斗。失敗之后，他流亡法國，在一個名叫圖圖伊拉克的小鎮上死于癌癥。恰恰是這個真實的人物，將歷史事件與離奇的故事緊密地結合起來。第三個故事發生在意大利蒙費拉托的修女安吉拉·瓦萊塞身上。南極的霜凍、太陽風的風暴，使這塊位于南美洲最南端的土地猶如宇宙的深淵。安吉拉是一個勇敢而富于冒險精神的女人，她將一生奉獻給火地島上受剝削和遭屠殺的土著人民。

作家馬格里斯也是一位嫻熟的考古學家，他在遺忘的冰層下發掘，用他的發現打動人們的心靈。《南部的十字架》是對未知世界展開的挑戰，將發生在南美大陸邊緣的故事與普遍歷史的宏觀世界結合在一起。三段真實而似乎不可能的生活，三個參加了當地人們以自由和尊重人民的名義奮斗事業的人物，都通過自己的行動與著作，將樸實與神秘結合在一起。作家借助文學之手，使這塊孤寂的土地重新回到人們的記憶當中。

家族史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文化傳統，西西里島始終是一片充滿厚重和神秘感的土地。以西西里為背景的故事層出不窮，而它們呈現出的現實與思考遠遠超出了其地理邊界。在2019年出版了索爾齊家族三部曲的第一部《苦澀的咖啡》（Caffe’amaro）之后，西莫奈妲·阿涅羅·霍恩比（Simonetta Agnello Hornby，1945-）又出版了第二部《貴族樓層》（Piano nobile）。故事發生在西西里最艱難和關鍵性的時代之一，也就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戰后重建（也可以說是美軍的占領）的時期。主人公恩里克·索爾齊躺在病床上，家庭的故事如電影般在他的眼前閃過。與此同時，親戚們聚集在一張大桌子邊上吃飯，席間充滿各種有聲的爭論和無聲的默契。就這樣，位于索爾齊宮殿“貴族樓層”的餐廳仿佛成為世界的中心，也像是在見證一個世界的衰落（聯軍的轟炸和法西斯政權的倒臺）和另一個世界的誕生。后者代表著希望，但也可能是另一種罪行。小說通過對話、畫面與回憶，展現了直到1955年為止在巴勒莫發生的集體與個人事件，充滿了激情、復仇與背叛。作家霍爾比將社會生活的整體畫面與個人經歷的細節緊密結合。政治不僅僅發生在王宮和議會里，也發生在其他人群匯聚的地方。龐大的索爾齊家族由40人左右構成，包括了各種社會階層與成分。這是發生在作家出生的城市和階層的故事。她堅持用外祖母的畫像作為作品的封面，因為書中的故事就是外祖母生活的年代。這種社會史與家庭史相結合的方法，使對歷史事件的敘述更加可信和具有人性的溫度。

在小說《在我們出生之前》（Prima di noi）中，焦爾焦·豐塔納（Giorgio Fontana，1981-）同樣為我們講述了一個家族的故事。它發生在意大利東部邊陲的弗留利大區，時間跨度從1917年到2012年。家族的第一代是毛里齊奧·薩爾托利，他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開小差，逃到弗留利農村，被一個農民家庭收留，繼而結婚并定居下來。隨后，他們的三個孩子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戰后的重建，第三代生活在混亂的六七十年代，第四代則安居今天全球化的米蘭。故事的起點是發生在作者曾祖父和祖父身上的真實故事，尤其是祖父的書信、日記，以及祖父在世時與他的交談，但其余的人物和時間都純屬虛構。在確保人物個性與歷史事件的準確性的同時，個人故事與社會歷史之間時而緊密相連，時而各行其是而互不牽連。這是一部歷史大合唱般的小說，涵蓋了20世紀的整個意大利歷史。與此同時，我們更應該關注作品在歷史為后世造成的困惑與痛苦層面的思考。曾祖父的逃兵經歷，令所有的后代子孫無法釋懷。當父輩的錯誤和不幸落到后代身上時，應該如何去擺脫它，從而拯救自己和整個家族呢？年輕的作者正是用自己的筆，用文學的武器，探索發生在我們出生之前的故事：它決定了我們這代人的生存環境與方式，是一種先天缺陷，還是一種優勢？這是無論社會還是個人都必須回答的問題。

個人史

《天意之人》（M. L'uomo della provvidenza），是安東尼奧·斯庫拉提（Antonio Scurati，1969-）反思墨索里尼和法西斯歷史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第一部《M.世紀之子》（M. Il figlio del secolo）已于2020年獲得斯特雷加獎。第二部講述的是從1926年到1932年的意大利歷史。1925年初，這位意大利和世界上最年輕的總理，謀殺馬泰奧蒂的“功臣”，已經在全國建立了法西斯獨裁，而且頒布了種族法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無上權力不容置疑，甚至教皇庇護十一世都宣稱“是天意讓我們與他相遇”。小說的名稱也是來源于此。同時，人性中的軟弱、恐懼和孤獨，也如同潰瘍一般侵蝕著他的內臟，折磨著他的精神。盡管如此，他是世紀之子，必須沿著既定的道路走下去，創造更偉大的歷史，那就是在非洲開展殖民戰爭和建立血腥的集中營。這部作品延續了第一部的框架，每一章在敘事后面都配有一些采訪錄音、資料、個人聲明等，這些歷史資料為故事提供了有力的旁證。作者通過對故事與史料的大膽編織，將這位世紀之子走過的道路呈現在我們面前，也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民族自省的機會。

與以上這位“世紀之子”相比，非裔女性拉法努的人生無比曲折，因此并不顯得平凡。伊嘉芭·謝戈（Igiaba Scego，1974-）的小說《非凡的拉法努》（La linea del colore）開始于1887年2月，是一部文化傳記，主人公的虛構故事來自兩個曾經真正存在的女人，她們是非裔美國人的雕塑家埃德蒙尼亞·劉易斯（Edmonia Lewis，1844-1907）和助產士莎拉·帕克·雷蒙德（Sarah Parker Remond，1826-1894），后者是推動人權和婦女選舉權的活動家，二人都生活在19世紀最后幾十年的羅馬。本書的作者是非裔意大利作家，但也具有索馬里人、羅馬人，甚至威尼斯人的特征。她熱愛音樂文化和兒童文學，主編了一部名為《未來》的非裔女作家短篇小說集。小說的主人公拉法努是一位生活在19世紀羅馬的 “繪制面孔的奇怪黑人婦女”。她出生在奇佩瓦的一個印第安部落，后被北美城市薩勒紐斯的一個被解放的黑人家庭收養，后來在好心人的幫助下來到意大利。拉法努過著有尊嚴的生活，遇到了真摯的愛，并實現了自己的愿望，但不時會受到“內心惡魔”的困擾。同時，有色人種的烙印，也使她無法避免厄運。1887年2月，入侵埃塞俄比亞的500名意大利殖民軍士兵被當地武裝殲滅。消息傳到羅馬時，這位非裔女畫家剛好旅行歸來。在火車站前，羅馬人將憤怒發泄在她的身上。種族主義和暴力仍舊是她無法逃離的命運。小說還有一條線索，也就是發生在現代非裔女性萊拉和她堂妹賓蒂身上的故事。她們講述了自己類似拉法努·布朗的經歷，并以她為靈感和榜樣。萊拉是第二主角，其生活軌跡將她生活的羅馬和故鄉索馬里連接在一起。雖然同樣是虛構人物，但明顯帶有自傳體的痕跡。在她生活的當代場景中，成千上萬的女性想要從非洲來到意大利，以便逃離命運的安排，但大部分人的夢想都被無情地破壞。作品中表現了普通人并不平凡的人生，尤其是以非裔女性為代表的弱勢群體與命運的抗爭。兩條主線并行的形式打破了一般歷史小說的結構，不僅使情節對當代開放，而且大量涉及文化和語言的各個領域，很大程度上拓展和超越了敘事的邊界。

現實的問題

犯罪問題

對于邪惡根源的探尋，能夠揭示現實和照亮黑暗的角落。尼科拉·拉卓亞（Nicola Lagioia,1973-）的小說《活人之城》（La città dei vivi）來源于2016年3月5日發生的一個真實案件。埃馬努埃勒是一個30歲左右的年輕人，邀請一位幾乎是陌生人的，名叫盧卡·瓦拉尼的23歲年輕人到家里做客。在三天的時間里，出身富裕階層的埃馬努埃勒與朋友馬可，在毒品和沒有來由的內心邪惡驅使之下，兇殘地將盧卡折磨和重傷致死。這件發生在“絕美”而又玩世不恭的羅馬的慘案，令作家拉卓亞受到極大的震動。在隨后漫長的幾年時間里，他對這一事件進行了抽絲剝繭式的調查和重建，不僅走訪了方方面面的人物，參觀了自己居住的這座城市的所有角落，甚至一度與兩個兇手中的一個保持通信。整件事情的荒唐與不可思議來自于動機的缺失：本案的兩名罪犯并沒有任何預謀，也沒有任何劣跡，是兩個“正常人”。表面上看來，他們是受到毒品的作用以及一系列其他問題的驅使。然而，從人性的角度來講，無論是毒品還是家庭不幸，都并非兩個年輕人所獨有的問題。那么，犯罪可能還有一個“人性化”的動機，那就是在面對這些問題時的軟弱。這種軟弱的另一個實例是：事發之后，其中一個犯罪嫌疑人不堪社會壓力而自殺身亡。兩個年輕人的行為揭示出人性中固有的惡，而殘酷的罪行其實源于一些瑣事：請朋友到家里做客，毒品和酒，做一些危險游戲的模仿，或者一個惡作劇。仿佛僅僅片刻的“軟弱”便會釀成大錯。文學要尋找人性的角度和詮釋方式：劊子手和受害者之間自然存在著本質的區別，但他們都是人。他們好像是著魔一樣，無法將自己已經開始的行為停止下來。這并非意味著我們都是潛在的殺人兇手，但能夠使我們更加看清我們內心更深處的那些結。

埃莉切·烏爾初洛（Alice Urciuolo,1994-）的《鐘愛》（Adorazione)，同樣描述了一個似乎“無法解釋”的兇殺案：拉齊奧大區南部的一個安靜小鎮，規矩的中產階級家庭，青年人恩里克殺害了女朋友埃萊娜。一年之后，這個案件仍然在折磨著一起成長的那群年輕人的神經，同時也成為隱藏在整個社區乃至整個小鎮內心的一道仍然隱隱作痛的傷疤。從他們在社交平臺上發布的信息中，你找不到任何邪惡的蛛絲馬跡，一切仿佛都那么“正常”。小說如同電影的鏡頭，帶領著讀者逐漸走進那些人物的生活，探尋問題的根源所在。書中所有人物都與“鐘愛”有關。這本來是一個褒義詞，意味著愛情、關注和照拂，但它也可能演變為盲目的崇拜，繼而引發某種爆發性的欲望；會蒙蔽人的思想，進而激起最糟糕的本能。人們或早或晚都會遇到這種“有毒”的情感，而它派生的暴力和壓迫，使異性戀關系中的任何交流歸于毀滅。小鎮窒息的氣氛使整個事件更加壓抑：眨眼示意，吞吞吐吐，影射，以及似乎不經意的評價和偏見。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作者出生的小鎮。她在描述欲望導致的罪惡的同時，還影射了外省與城市之間、落后與進步之間、循規蹈矩與欲望之間的沖突，以及不同年齡之間的無法溝通，進而揭露了意大利小鎮生活中的弊端與虛偽，并在一定程度上敦促人們去改變。所有這些延伸話題，令小說超出了對于單純“妒殺”的范疇，成為一個全面的社會學探討。

心理創傷

假如說對于犯罪動機進行分析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并非尋找兇手，而是在人類內心中挖掘犯罪的深層原因，那么對于心理創傷的分析也是一樣，而這兩種最令人擔憂的癥候，同時都折磨著年輕的一代人。

艾爾瑪諾·卡瓦佐尼（Ermanno Cavazzoni,1947-）的《母親兇手》（La madre assassina），有一個類似卡夫卡《變形記》的開篇：一天早上，22歲的年輕人安德烈·帕西尼從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一夜之間變成了人造的存在，也就是某種“具有運動和思想能力的機制”。安德烈是真身的替身，也是一個有意識的“超身”。“之前的他”可能已經被母親和她的情人（會計奧利維）一起殺死，并藏在一個地下室的冰柜中，還有一只被剝了皮的貓在那里游蕩。故事發生在米蘭一棟普通的房子里，人物包括一位做作的母親、一名會計師兼公寓管理員、一名交通警察、安德烈的女友，以及他唯一的盟友阿爾米尼醫生。公寓的鄰居們可能都是謀殺案的同謀，而如章魚般具有誘惑力的母親是一切的組織者。整本書是精神分裂癥患者安德烈的妄想，甚至來自太空的入侵者也進入到這個幻覺般的故事當中。幻覺、殘酷的夢境、人類對他的折磨、外星人的荒謬行為，都使整個故事的節奏迅速而又令人焦慮。曲折離奇而又完美連貫，同時充滿諷刺的情節，產生于一個偏執的大腦，尤其是那顆受到現代社會中的那種疏離感煎熬的心靈。

殘疾以及隨之而來的溝通障礙，也是造成心理問題的原因之一。在斯特法諾·科爾貝塔（Stefano Corbetta，1977-）的《沉默的形態》（La forma del silenzio）中，男孩雷奧在6歲時失蹤。他天生失聰，只能通過手語和家人交流。19年后，姐姐安娜已經是一名心理學家和代課老師。對她而言，雷奧仍然活在她的心里，而且深深地影響和改變了她與母親以及長期的朋友斯特拉等人之間的關系。一天，雷奧在米蘭聾人學校時的同學米歇爾來找她，說他知道并認識陪著雷奧離開的那個人。于是，安娜按照米歇爾的指點，開始了對弟弟的尋找，但有些事情使她無法給予朋友充分的信任。讀者只能依賴安娜賦予事物的意義，以及她對弟弟手勢和感覺的解釋來了解這個故事。所有的角色最終都變得沉默寡言，正是由于他們的沉默，掩蓋的真相一點點地變得清晰。“沉默的形式”，不僅關乎這個男孩，也包括充當他與世界溝通橋梁，卻沒能將他在學校的不適之感告訴父母的姐姐的沉默，以及無法處理與殘疾子女溝通問題的父母的緘默。正是所有人的沉默，造成了雷奧的心理創傷和失蹤。我們也是這個“沉默的社會”的一份子，而人與人之間的無法溝通正是這個社會各種傷痛的重要根源之一。

以友為鏡

在文學作品中，對于一個人物的介紹可以采用第三人稱的客觀手法，也可以借助于以第一人稱出現的敘述者，而且敘述者與被敘述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密切的關系，就如同一個了解內情的證人。在這種對話式的講述當中，敘述者幾乎總是那個比較安靜和理智的人，而被敘述者的性格更為獨特和鮮明，仿佛敘述者是讀者的同謀，幫助他貼近那個希望了解的人。同時，敘述者的描述并非完全客觀，而是會投入自己的情感和判斷。于是，就產生了通過對友人的回憶來記錄歲月流逝的別致手法。在自己與他者的對話當中，敘述呈現出幾種不同的維度，從而拉近了現實與虛構的距離，也賦予想象和虛構更大的空間。

埃瑪紐埃勒·特雷維（Emanuele Trevi,1964-）的《兩位友人》（Due vite, Neri Pozza）出版，這是一部傳記體雜文小說，講述的是兩位已故的親密友人的故事，他們是洛克·科爾伯尼（Rocco Carbone，1962-2008）和皮婭·佩拉（Pia Pera，1956-2016）。面對著青年時期的照片，作家以強烈的情感描繪兩位的個性和文學造詣，以及三人共同的經歷和一起走過的人生。兩位友人的性格是如此不同：前者的臉龐棱角分明，后者則具有英國淑女的魅力，不十分美麗但極具誘惑；前者常常被自己的憤怒羈絆，固執而又僵化，苛刻而又充滿仇恨，唯有時間能夠使他的心靈變得稍稍柔軟，后者則非常陽光而又可親，疾病也使她越發堅強。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他們之間的友誼，而這部分記憶尤其與文學交織在一起：青年時期，他們曾經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互相鼓勵，作為翻譯的佩拉還把俄國文學介紹給另外兩個人。同時，作為三個人中間唯一的女性，她也是三人友誼的潤滑劑，經常需要化解兩個男性沖動下發生的激烈爭執。其實，那些爭執也表明人與人之間的了解永遠要通過一扇“窄門”。每個人都有兩段生命：一段是他的生理生命，另一段則是別人對他的記憶。本書就是通過對友人的回憶，賦予他們第二段生命。同時，對于友人的回憶也為我們提供了曾經走過的人生的具體畫面，并促使我們探討生命、死亡、現代社會的各種悖論等命題，并且對于人生的短暫和它留下的創傷進行思考。所以說，書寫友人的生平，既是傳記，也是自傳。

假如說上面一部作品是在作者與朋友之間的對話，那么毛洛·科羅納（Mauro Corona，1950-）的《最后一口:切里奧的一生》（L’ultimo sorso. Vita di Celio）就是二者之間的合體，進而對自己的靈魂深處進行挖掘。作家筆下的人物切里奧是一個虛構的人物，或者說是很多人的總和：真實存在的山民切里奧，作家成長中遇到的其他“老師”，以及他個人的經歷，從而塑造出了他所需要的那個良師益友的形象。在童年時期，作者從切里奧那里得到庇護，得以對抗父親的暴力，同時了解到自然的神秘與智慧。切里奧是可信賴的鄉紳，也是一個堅忍不拔的人和叛逆者。小說中的人物始終一個人生活，沒有朋友和同齡人的陪伴，也沒有與他人的對話和交談，他的生命猶如一棵孤立存在的大樹。然而，大山為他提供了朋友、女人和家人沒有能夠提供的東西。只有大山能夠傾聽、理解和尊重他。如同十字架一樣背負在身上的孤獨，就像是在面對災難和痛苦時唯一的救贖。切里奧曲折的一生，如同鏡子一般映出了作者本人的影子，只不過前者生活方式更加絕對和純粹。切里奧是生活在阿爾卑斯山區一個小鎮上的普通人，那里是作者的故鄉。他將切里奧從人們的遺忘中拯救出來，也借助對他的描述來回顧自己的一生，尤其是作為生命縮影和源泉的童年時代，它被作者定義為“生命的鑰匙”。對于童年的回歸，是為了弄懂它以何種方式在指導自己之后的人生路線，也是在靈魂深處進行挖掘，以便找到人生中癥結所在，以及各種選擇背后的動機，進而與他人和自己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