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群（黑白木刻，1940年） 古 元 作

牛犋變工隊（版畫，1944年） 胡一川 作

古往今來，在中華文化文藝創作的歷史中，愛牛、重牛、頌牛的“牛文化”“牛藝術”一直有著獨特的審美意味與精神指向。“老黃牛”“孺子牛”“拓荒牛”“初生牛”等各有不同之“牛”題材美術創作，無不體現了中華民族傳承千年的精氣神。特別是進入20世紀以來，此類創作更是以多樣的表達展現了時代變遷對社會與人的影響，賦予了這一題材美術作品以嶄新的現代內涵。

在我國古代美術作品中，“牛”或被認為是生肖瑞獸、通“靈”神獸，寓意吉祥如意或借之鎮邪避災，如作為隨葬品出現在墓葬中的《十二生肖俑》；或被視為與人共同勞作的伙伴，寄托著人們對于農桑豐收、美好安定生活的向往，如唐代畫家韓滉創作的《五牛圖》；又或被理解為古代文人追求隱逸野趣的牧牛生活的精神意象，如明代沈周的《臥游圖冊——水牛》等。

進入20世紀，隨著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和革命歷程，藝術家對“牛”的精神價值的認識和理解也在發生變化，并鮮明地體現于中國美術的視覺塑造中。尤其是在20世紀前半期的革命語境下，牛更被賦予了不同于傳統的、與抗戰現實和革命精神相呼應的嶄新意蘊。如張樂平的《逃難圖》（1944年），就刻畫了農民一家五口牽著牛羊逃難的情景。位于畫面中心的瘦骨嶙峋、背井離鄉的黃牛既是對農民苦難生活的真實寫照，也傳達了對侵略者的強烈控訴。同時期，在革命圣地延安，胡一川則創作了另一件著名作品《牛犋變工隊》（1944年），反映了延安軍民在日軍“大掃蕩”背景下開展大生產運動的恢宏場景。作品畫面構圖呈對角線延伸，三組牛犋縱向排列，以熱火朝天的激昂氣勢進行著耕地作業，黃牛們腳下的土地以蒼茫之勢綿延開來，完美表達了集體化生產方式所迸發出的生產激情。這幅作品曾懸掛于毛澤東在延安的會客廳之中，成為延安形象、延安精神的象征。古元的《牛群》（1940年）也是延安木刻的一件代表作品，作者通過對農民家中牛群的刻畫，表達了延安翻身農民的新生活及其對家畜的樸素情感。作品刻出以后，古元還分贈給當地村民，鄉親們看后有人還能認出畫中刻的是誰家的牛，新興木刻藝術在陜北農民中間開始受到歡迎。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的成立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革命理想開始轉化為美好生活的現實。李可染1951年創作的《新分黃牛牽到家》中，一頭在土地改革中分配的黃牛牽到了農民自己家中，兩個孩童對這一新家庭成員倍感新奇，用青草跟黃牛玩耍，預示著美好富足的新生活即將開啟。此外，李可染創作的系列牧牛圖亦可謂經典，作品塑造了美好詩意的家園，如《牧歸》（1960年）中，樹蔭下池塘邊一位戴著紅領巾的牧童正在牧牛的愜意場景，就表達了對和平富足的新生活的贊美。

藏牦牛也成為當時一個嶄新的創作題材。在董希文的《春到西藏》（1954年）中，遠方新開發的公路上一輛紅色的汽車駛過，馬達的聲音驚動了前景中正在勞動的藏族姑娘；中景部分有耕牛正在犁地勞作，所謂“春牛耕春”，畫面配以美麗的西藏景色，共同譜寫了一曲歌唱解放、建設新西藏的宏麗贊歌。不久，董希文又創作了另一件著名作品《千年土地翻了身》（1963年），畫家以樸素的畫風和真摯的情感表達，表現了西藏農奴翻身做主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的喜悅心情。正如他自己所說：“被犁頭翻起的新土閃閃發光，熟褐色的濕土、可可色的干土需經形象加工，使它們散發出難以形容的芳香。”畫面中，那牛角高揚、雄健激昂的藏牦牛及其翻出的烏金般的黑土地，與遠方廣袤高聳的雪山構成了鮮明對照，體現出對西藏民主改革后嶄新社會圖景的熱情贊頌。也是在此意義上，同期劉開渠的大理石雕塑《牦牛》（1960年），也恰塑出了一座慶賀西藏邁入民主改革新時代的雄偉紀念碑。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紀元。“大包干”“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恢復高考”等舉措，使一股改革開放的春風席卷了中華大地。何多苓的《春風已經蘇醒》（1981年）就極為敏銳地把握到了這股春風。畫面中，靜靜臥在草地上直視遠方的牧牛似乎與前面的女孩一樣，顯得那么弱小、憂傷，一同渴望著春風帶來的新消息、新希望。透過這幅作品，何多苓開啟了不同于羅中立的《父親》（1980年）、陳丹青的《西藏組畫》（1980年）之鄉土寫實主義的另一個創作面向，表達了畫家對鄉土生活中個體生命、情感以及人性之復雜豐富的深切體悟。類似的作品還有孫為民的《歇晌》（1984年），畫面中一頭黃牛安靜地臥在一所灑滿陽光的溫馨的農家庭院，畫家在日常化生活的敏感捕捉中，表達了對鄉土純真與自然的向往。同樣是1980至1990年代，吳長江的多幅石版畫《西藏組畫》也表達了對藏民樸實淳厚的風土人情的關注，蘊含了畫家深沉的精神感悟。此外，楊堯的《牛、農民、土地》（1981年）也是一件頗具精神厚度的作品。畫面中，那頭橫跨畫面低頭沉默吃草的黃牛的雄偉姿態，那蹲坐在草地上的農民淳樸憨厚的背影，以及遠方肥沃廣袤的土地，構成了相互倚靠的緊密關系，似打開了中華民族文明史詩的視覺畫卷。畫家通過大膽簡潔的構圖和明快濃烈的色彩，賦予了那頭沉默雄健的黃牛以中華民族精神的永恒象征。

1979年，黨中央、國務院批準廣東、福建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決定在深圳、珠海、廈門、汕頭等地試辦經濟特區，深圳這個沉寂多年的小漁村終于被犁開荒，翻開了新的篇章。潘鶴的青銅雕塑《開荒牛——獻給深圳特區》（1984年）便生動刻畫了改革開放后創建特區的時代偉力。作品塑造了一頭身體前傾、肌肉緊繃的公牛正猛烈拉動著身后盤根錯節的樹根的情形，構成了破土開荒的一幕歷史圖景。鄧穎超同志在深圳看到這件雕塑作品后非常感動并評價說，《開荒牛》不僅是深圳特區的標志，也是共產黨的標志：拔掉窮根、埋頭苦干。

改革開放以后，少數民族題材美術創作也迅速崛起，“牛”尤其是藏牦牛形象成為畫家描繪民族風情的塑造對象。如吳作人的《藏原放牧》（1981年）中在草原上快樂奔騰的牛群，喬十光的《青藏高原》（1984年）中雄偉健碩、淳厚安詳的婦人和牛群，孫景波《阿佤山人》（1980年）那奏樂前行的人群和牛，都充滿著輕松、明朗、歡樂的情調以及對原始生命律動的感知。這些作品中獨特的形式語言、強烈的裝飾色彩、抒情的藝術風格在當時都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最大程度地滿足了人們對審美的追求。這些作品表征了藝術本體和審美本體的回歸，預示著藝術春天的到來。此后，以牛為形象主體的少數民族題材美術創作繼續發展，又產生了許多優秀作品，如杜滋齡的《牧場之冬》（2009年），刻畫在風雪彌漫的高原環境中牧民與牦牛、草原相互依存、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他曾感慨，西藏“更為人稱道的是有一群擁有堅定信仰、幸福快樂的藏族同胞。吾自畫藏族生活已廿余載，深感藏胞之質樸、毅勇，古老的藏族文化、宗教、醫術，都是吾之傾情感動的，西藏——大美的西藏”。

新時期以來，牛題材還演繹出藝術與科學“對撞”互融的創新激情。1989年，應著名科學家李政道之邀，李可染創作了斗牛圖《核子重如牛，對撞生新態》，以兩頭牯牛猛烈相抵的畫面，表現李政道為他描述的重離子碰撞的科學奇觀。畫面中，兩牛以蹄蹬地，四角相抵，牛尾高揚，正斗得難解難分，氣氛驚心動魄，體現出強烈的視覺沖擊力，就連李政道觀后亦發出“何等生動”的贊嘆。2007年，在李可染誕辰百年之際，這幅作品中二牛相抵的形象被轉塑為一座雄偉的青銅雕塑矗立在清華大學科技園。通過這一藝術形象，科學家們深刻地體會到“造物聚合成變之妙機”，并引申到“科學與藝術互融之理念，并昭萬化之幽玄”，進而“彰巨擘之澤潤，嘉創新之勛業，勵群英之勤恪”。

概之，傳統中國延續了數千年的牛題材美術創作，自現代以來已逐步形成了新的牛文化和牛藝術。20世紀美術作品中的牛，往往聯系著勞動、土地、豐收、家園的想象和表達，也寄寓了畫家的革命理想、個體情感以及精神追求。藝術家們在創作上孜孜以求，也持續更新著我們今天對牛文化的認知和藝術感悟。其中所體現出的嶄新內涵、革新精神，也將繼續激勵著艱苦奮斗的力量、迎接挑戰的信心以及開拓創新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