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論文是科研人員的日常工作之一，而論文能否順利發表并獲得良好評價，會對科研人員的職業生涯產生重要影響。然而，對于許多科研人員來說，發表論文并非易事，被退稿的情況經常發生。近日，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副教授尼克·霍普伍德（Nick Hopwood）拍下自己辦公室里貼滿退稿信的玻璃墻，并將其發到社交媒體平臺，隨后收獲了大量轉發和“贊”。

當前，學界形成了一種“拒絕文化”（rejection culture），即論文投稿或科研立項申請的被拒絕概率比被采納概率高得多。霍普伍德表示，可以將被拒絕視為常態而非失敗的標志。但是，在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副教授凱莉-安·艾倫（Kelly-Ann Allen）及墨爾本大學教授約翰·哈蒂（John Hattie）等學者看來，在制度層面上改變“拒絕文化”比將拒絕常態化對學界更有益。

拒絕文化產生諸多負面影響

艾倫表示，從心理學角度來看，將被拒絕等負面經歷視作常態、接受“這就是工作的一部分”，是一種可行方案，構建復原力和應對機制在許多領域都廣受推崇。然而，這種思路卻將責任施加在了科研人員個人身上。考慮到論文發表對科研人員職業成功的重要性，當提交結果嚴重向拒絕而非接受傾斜時，可能出現一種有害的工作環境。

具體而言，“拒絕文化”會在以下三個方面產生負面影響。第一，科研人員失去了寶貴的學習機會。學習科學（learning sciences）告訴我們，有效的反饋和定義清晰的標準有助于實現高成就。當成功的標準明確、具體、可達到時，學習者會學得更快，學習效果會更好。然而，學術期刊的發文標準經常變化且不夠明晰，未能起到良好的指導作用。有效的反饋應該是時機恰當的、有任務導向的、非個人的、漸進的，且必須是雙向的。學習者良好地接受反饋后才能識別自己的現狀、目標、達成目標的方式方法。然而，學術期刊給投稿作者的回復通常只有接受或拒絕兩個答案，很少提供清晰的改善途徑。

第二，浪費大量時間，加重科研人員的工作負荷。已有多個調研結果顯示，科研人員感到工作量過大。此外，澳大利亞國立健康與醫學研究理事會2012年收到3727份立項申請，通過率僅為21%。科研人員準備一份新申請平均需要38個工作日，修改一份申請以便重新提交平均需要28個工作日，這3727份申請共花費了550個工作年，換算為工資約合6600萬元澳幣。鑒于澳大利亞國立健康與醫學研究理事會的立項通過率通常在20%—25%，大部分花在申請上的時間不能給科研人員或社會帶來直接效益，且機會成本巨大。

第三，催生科研人員的壓力和焦慮情緒。工作量是影響科研人員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準備投稿和立項申請在工作量中占據相當大的比重，而這些工作得到否定答復的概率非常大。同時，許多科研人員還承擔著教學和管理任務，多重壓力導致他們過勞和焦慮的風險很高。“拒絕文化”也會對科研人員的工作滿意度、生產率和總體幸福感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近些年的研究表明，科研人員普遍存在心理健康問題，這一現象日趨嚴重。

進行制度性改革

為了減輕拒絕常態化對學界的危害，使科研文化向更有利于科研目標的實現、對科研人員心理健康更有益的方向轉變，研究人員提議從三個方面開展系統性、制度性改革。

第一，降低拒絕的機會成本。如果存在具體、清晰、可達成的成功標準且能得到明確、及時、聚焦于改善的反饋，科研人員就可以減少在被拒絕概率較高的任務上耗費的時間。現在已有一些科研資助機構采取“向質量過關的立項申請有條件提供經費”的做法。期刊和資助機構評審人員不應該是論文和立項申請材料的第一閱讀者。可以由學者擔任初審者進行“提交前質量評估”，選出通過概率較高的文章和項目進入正式提交環節；還可以考慮向該輪申請未通過但受到高度推薦的項目提供種子經費。期刊編輯和資助機構直接聯系科研人員個人、“委托”任務，有助于節約各方的時間。據悉，目前已有資助機構這樣做了。不過，這種機制需要配合公平措施同步實行，避免出現資深學者受到偏愛、職業起步期學者機會不足的情況。

第二，改進期刊發文流程。首先，期刊編輯向同行評議專家遞交稿件時應加強篩選性。其次，快速回復拒絕信并附帶經過深思且有建設性的建議，以便幫助作者提高再次投稿的成功率或盡快作出其他安排。另外，學術期刊應實行“同行評議退稿意見分享”政策，即對曾被另一家期刊退稿的論文，參考當時的同行評議意見以及作者據此所做的修改，而非從零開始。目前，已有一些期刊在實行這種政策。

第三，改善科研人員心理健康狀況。科研機構應鼓勵同行指導與合作，特別是確保容易遭到拒絕的職業起步期學者擁有機會。已有研究顯示，同行指導可在教學、研究、職業規劃方面給被指導者帶來幫助，還能加強學術社群建設和社會聯系，同時提升指導者和被指導者的科研生產率。學術期刊可以考慮聘請資深學者在同行評議之前或之后指導年輕學者改進自己的研究成果，以此增加作者身份的多樣性及學術出版的包容性、公平性。但當前僅有少數期刊采取這一模式。有些高校也僅對多作者研究成果給予部分認可。

艾倫對本報記者表示，整個學術出版體系需要更新，學界應就此開展全面、透徹的討論。當前學術出版體系的運行基于以贏利為目標的商業模式，但又高度依賴科研人員的時間和合作意愿。現在，期刊編輯越來越難找到擔任同行評議人員的人，這會耽擱稿件的處理和刊發進度，讓作者無法及時收到反饋。她建議，設立一種“回報制度”，讓每位發表過文章的作者都為同一期刊審閱兩篇文章，以此解決同行評議人員匱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