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野的詩把痛苦寫得像幸福一樣，正是磨難造就了詩人“餓死不低頭，凍死迎風站”的剛烈性格，他說：“我只適宜在曠野上，一個人獨行/像一匹迷茫而憂傷的狼”。（《春雪》）北野受益于“生命詩學”以獨立的精神姿態和個人話語方式，潛身在歷史語境，詩意地處理個人生命意志、文明歷史和當下社會的綜合問題。他的詩歌既有對傳統的繼承性與揚棄，也有對潮流的抵抗和超越。北野寫作的及物性，讓整個燕山與之共舞。他持續的探索性成就了他的先鋒性，抵抗了消費性閱讀對其無情的掩埋。確因如此，才使他的詩在當下詩壇具有很高的文本辨識度。

研讀文本，北野的有我寫作和中年寫作是同一的，是圍繞我，尋找我，伴隨自我中心的確立而發生。詩人從我、從我們出發，也同時“分身”或“附體”在你、你們、他（她）、他（她）們。北野作品中在題目上或內容上寫“我”或與我的生存經驗、社會思考有關的詩主要是：《我挑選的萬物，要獻給時間的養主》《神是我的牧者》《我們要怎樣才能喂活一只上帝的母獅》《一九六五年》《我用身體活著》等。這些詩歌折射出特定時代、社會、個人經驗的波譜特征。

北野的許多以“我”開頭的詩都有一股“煞氣”，有足量的“自白性”和“極端性”，有尼采式唯意志的書寫的極致，而某些超驗、直覺、魔幻的智慧嵌入，令語言鮮潤、鬼魅、懸浮，讓人有“我終于成為自己的困境”的尷尬。詩人善于調動全息感覺去觸及世界，不僅僅是“我看到，我說出”，“我感受，我說出”、“我思考，我說出”，還依托“說出”，托舉“存在”，深入“此在”，挖掘“在”，產生“我說與他說”的共鳴，讓詩有了一種迷人的深度。

北野是想化作山脈的人，是吃了豹子膽的狂徒。他身上藏匿了豹子的品質，還嘗試站在燕山的懸崖上“用身體里的一聲長嘆，喚醒/沉睡在前世的另一只老虎。”（《秋天的廢墟》）北野的虎、豹、獨狼和牛漢的《華南虎》，里爾克的“豹”，姜戎的《狼圖騰》一樣，都是桀驁不馴的精神寄托。在個人細節和歷史語境的雙重視野下，詩人發現“我們是命中的工蟻，必須被命運驅使”。（《你拿的是毒藥還是葡萄》）這是宿命嗎？不是，唯有命運有人性的善惡張力。在詩人的人格構成中，懸崖是一種姿態和視角，讓詩人永遠處于臨界狀態。詩人相信“只有/懸崖上站立的人，在經歷著/脫胎換骨”（《迷山》），而孤獨是一種角色切換、可以分身，可以把一個人從一群人里獨立出來。當患有《孤獨癥》的人寫出《解放者》，詩歌“誘使”他心中的“豹子”重新在森林里恢復走動。只有不幸、磨難，對未來持有懷疑的孤獨者才說“我是自己的燈塔”。（《雪中山崗》）

在人面前看似謙卑、平和、寬容的北野，骨子里有一股傲氣。“分身術”讓北野成了身份曖昧不明、撲朔迷離的隱身敘述人。在詩人心理圖層，“分身術”無疑成為生存的技巧，讓詩人可以以不同身份，在不同視角看見別人看不見的。“分身術”讓詩人有一個反復轉世、飄忽不定的再生之臉。由“分身術”看，詩人是神靈附體者。詩神、酒神、薩滿與詩人人神同體屬于“分身術”。“分身術”是個人身份矛盾與人格的沖突、辨認。分身術還是一種生存技巧，就是詩人說的“如果身體里的苦悶是遼闊的/生活必須擁戴居無定所的人”。（《惆悵頌》）漂泊中“真我”迷失，有了“紛亂的肉身”。“分身術”就是輪回、投胎、再生的“還魂術”。

北野的詩屬于精神對象化，是從個人現實“想象變形”切換到“歷史語境”，突出生命意義和使命感。在北野的第一人稱敘事中，神話性、祈使性交叉進行，相互遞進，他借鑒神話、野史、寓言和童話等“共時性”敘事的隱喻書寫，演繹、把握“我、有我、無我和我在”的主體寫作。他生命直覺在最鮮活的感知，探索“如何讓神圣顯現出來”，使“詩思”與“寄托”有了虛實的景深和層次感。北野靈活操控“語言與世界關系的不確定性”，許多詩的結構是反諷型，糾結迂回、相互解構，以此體現出詩人精神、思想上的境界和超前預設及能動。詩人的排比的文字矩陣炫耀著魔性的語言魅力，緊張、沖突、縹緲的語義的湍流，常常擾動閱讀的慣性走向。大量的互文寫作，形成一種超文本鏈接的蒼茫、寬闊，建造出不可窮盡深層隱喻帶來“訇然洞開”的審美愉悅。他構詞的獨創性、奇異性挑戰我們的閱讀慣性。在詩的節奏和語感建構上，詩人耦合形式、結構內外，讓字的天然的音韻和心靈有機契合，出現人神共在的混響。

歌德說過：“你想了解一個作家，那你就應該到作家的故鄉去看看。”分析一個詩人，我們必須承認地理文化因素對個人心理態勢有自覺的傾向驅動。燕山用石頭教堂里的諸神，沉默的大地，共同承載了普通人與眾神之間的輪回。在“文化地理學”上，詩人“靈魂顯形，皆為燕山”。北野傾力寫就的“燕山”是文化意象，精神鄉愁。為此，詩人以父母的方式、以自己的方式、以童年的方式返鄉，他沉迷于“在我的故鄉，白云滿足于/童話一樣的身體”。（《白云之上》）

北野的史詩寫作受益于其民族源流的靈魂補給。史詩隱含神性，主題包括歷史事件、英雄人物、民族、宗教或傳說等，其特點是時間跨度大、背景龐雜、人物眾多、場面宏大。據此考察，北野的詩集《燕山上》已具備了史詩特征，有歷史縱深的“宏大敘事”和實踐。進一步的文本研究發現，其實，北野的史詩寫作從《身體史》已經開始，后又經歷了《分身術》《讀唇術》的碎片化建造，到詩集《燕山上》的《北國》《鮮卑白駁》《鮮卑母親》《烏桓傳》《塞罕壩：眾神在野》《燕山：石頭教堂》《燕山上》等詩的主體確立，已基本建構完成。

北野史詩中的意象：太陽、月亮、光、眾神、蚩尤、黃帝、西狄人、東夷人、簡狄、祖先、高山、河流、大地、懸崖、天堂、靈魂、神殿、教堂、寺廟、先知、生死、復活、獵人、英雄、獸王、皇帝、王子……這些意象地理色彩濃烈，焦點在民族精神，濫觴于宗教天啟。作為滿族后裔，詩人在燕山得到神的庇佑，一旦他說出他“夢見一個不睡覺的女神/在懸崖上，雕刻一座劇院”（《在懸崖上雕刻一座劇院》），燕山已成為宗廟、社稷、圖騰的隱喻。當他意識到“我一個人，站在山頂上/像卡在太陽的咽喉”（《夢境》），他和神再也沒有距離。于是，詩人說“萬物之靈啊，我們曾經/一起來到，我們還將一起飛回。”（《萬物生》）是的，只有史詩才能荷載日神、酒神、諸神意志及其生命氣象，再現燕山神話的第一滴水對北野靈魂的絕對引領。

北野的詩具有魔幻現實主義特征，他描寫神魔、鬼怪、巫術、幻景，能把現實與幻想融為一體。詩人在處理具體事物時常常把現在與過去、彼處與此處、現實與夢幻、陽間和陰間、人和鬼、獨白與對話、當下與回憶、原因和結果、你我他的界限打亂，超出時間與空間，外在與內心，真實和虛幻的種種限制，情節光怪陸離，人物神秘莫測。

北野具有魔幻現實主義色彩的詩歌主要包括：《鬼的現實主義》《亡魂引》《萬物生》《生死書》《我的巫術》《讀唇術》《分身術》《一只鳥也是有輪回的》《讀〈聊齋〉識眾女鬼》《玄鳥之歌》等，意象有：神、巫、靈、鬼、王、廟宇、廢墟、寄骨塔、烏鴉、鬼、魔、怪、妖、狐貍、蛇、薩滿女、啞巴、盲人等，這些意象多源自民族神話、傳說、圖騰、禁忌、巫術、宗教儀軌等等。北野故鄉地廣人稀，物力艱難，孤寂、封閉，多民族混居，信仰駁雜，放眼望去，原野上薩滿的木鐸、喚鈴不時響起，寺廟里鐘磬齊鳴，游方道士像一條條幽靈之水，悠然于草木之間，晚風吹來，月光迷狂，鬼魅唱和，加之詩人的滿族血統，合力出詩人看世界的姿勢和視角必然會異于他人，是魔幻產生的“天然沃壤”。

北野的魔幻寫作穿透了正常語義無法到達之境，即精神現實。在原始的宗教和泛靈下，詩人筆下的每一個靈魂都可以反復轉世，都有一張飄忽不定的臉。人神之間的同體招魂，讓語言和思考均達到陡峭、峻急，讓靈魂有失速和充血的懸浮感覺。原型意象啟示生命，挖掘并強化個體對生活的感應能力，讓人獲得神圣的高峰體驗。北野的魔幻結構敘事往往采取雙線、多線并行、交織，古今對話、呼應，紀實和虛構、現實和想象、現實與歷史、生活與文本構成亦真亦幻的奇妙交叉、纏繞，既縱深推進又四面開花，完成了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神的統一。

燕山風骨和血脈熔鑄了北野，讓北野的每一首詩都承擔了詩意的高貴。顧城說：“大詩人首先要具備的條件是靈魂，一個永遠醒著微笑而痛苦的靈魂，一個注視著酒杯、萬物的反光和自身的靈魂，一個在河岸上注視著血液、思想、情感的靈魂，一個為愛驅動、光的靈魂，在一層又一層物象的幻影中前進。”北野于此有深深的交集，這足以令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