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開啟“五四”新文化運動算起，廣西文學作為現代中國文學框架和體系構成的一部分，也隨之走過了跌宕起伏而又波瀾壯闊的百年歷程。在這百年中，廣西文學不僅用自己獨特的文學資源和文化傳統豐富了中國現代文學話語體系，還在續接“五四”火種的同時保持著一種先鋒的異質性，不斷吸納現代性的敘事元素，積極進行多樣化的敘事嘗試和美學探索，漸漸在邊緣之地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鏗鏘有力的文學力量，并由此散射出與世界對話的信號。在這個過程中，以百年的歷史流變觀照當代少數民族的區域文學，事實上著眼的是一種方法與尺度的更新，試圖重新審視少數民族區域文學的多元文化傳統與多重文學脈絡。

回望百年浩蕩的發展歷程，首先不得不提及的是對“五四”傳統的承繼。盡管廣西在空間上與“五四”文化中心相隔較遠，新文學精神得以廣泛傳播的時間節點也較為滯后，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廣西同樣有不少先行者接過了新文學的火種，同樣有“走出去”的文人立志祛除其時文學的陳腐之氣，為本民族的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在他們的努力與實踐下，廣西這一邊陲之地也燃起了新文學的熊熊之火，從而不斷審視更新自身的文學傳統，在傳統與現代的彼此助推之下，探索出一種既有當地創作特色又有新文學品格的嶄新文學樣式。其次是對革命文學的傾情書寫。革命年代，作家的個人體驗與家國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見證過槍林彈雨的知識分子以筆當槍，記錄烽火年代的英勇與苦難。直至當代，廣西作家則以一種具有地域性與民族性特色的革命斗爭書寫，豐富了革命文學的敘事模式。再者是廣西文學在言說現代時所展露出來的美學自覺與形式創新。現代以來的廣西文學在人文主義與革命戰爭的雙重主題中不斷延貫，至于當代，在文學走入瓶頸之際，廣西的民族書寫以“尋根”的方式創造新的可能，廣西文學也開始不斷開掘民族地域的諸種資源，化為骨子里的一種野氣橫生的精神內質，并且攜帶著廣西各民族多元的文化形態及豐富的語言訊息，形塑了民族文學書寫的新的可能性。當然，這其中也充滿了需要理順廓清的蕪雜與曲折。

新世紀以來的廣西少數民族文學面臨著解構主義影響下宏大敘事的式微，日常生活及個人化敘事等固然豐富了文學的闡釋空間，使其獲得多元呈現的新質，但該如何處理隨之可能帶來的扁平、虛無與空泛，是值得思考的。在這個過程中，若是沒有深刻內在的歷史意識，很容易滑向瑣屑平庸，損害作品內在的厚重與深刻。因而，少數民族區域的文學創作更應該重構宏大的敘述姿態，結合時代歷史語境為其注入新的觀念與表現方式。由此抵御后現代的碎片化歷史對民族特色形成的淡化和消弭，并將市場經濟與物質資本的功利化影響加以轉化，從而在這樣一種利弊交織的矛盾機制中，真正守護民族的、文學的與文化的“根”。

廣西文學在其神秘豐富的民族傳統和獨特的文化地理基礎上，走過了從明清時期的積淀到承繼“五四”傳統的覺醒，再到民國時期烽火之下的抗戰文化城，乃至新中國成立后在很長一段時間對革命文學的重新征用，與后來的百越境界和文學桂軍的崛起，已經成長為文學之林里的一棵繁茂之樹。正如張燕玲所說，廣西文學“既植根于傳統，又別于前輩多拘于傳統生花的創作之路，各自創造了自己小說樣貌的獨特美感，或犀利勁道、野性先鋒，或豐潤深厚、靈動隱忍，既體現了文學作品的現實感與時代感，又實現了各自的美學建構，以及廣闊的藝術多樣性，成為中國文學別具一格的風景線”。可以說，百年來的廣西文學，不僅存在著對地域民族傳統的書寫，也呈現出與外部文化的摩擦融合；既有緊跟時代的同聲呼應，也有保持清醒的自主探索。回眸其百年之旅，以廣西為代表的少數民族區域文學更應保持文化自信，不斷探索創新，面對挑戰銳意突圍，在新的百年征程中，再攀高峰。

至于當下，廣西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經歷了從單兵作戰到游擊戰到陣地戰，現在已經到了一個正面強攻的階段。這是一個啃硬骨頭的過程，有幾個方面是不容忽略的：一是廣西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純度。廣西少數民族文學的當代作品中，壯族作家凡一平打通雅俗的嘗試；土家族田耳的小說以“聲色”入敘事，語言充滿了內爆點；壯族作家李約熱小說語言與內質的野性是深入骨髓的；瑤族作家潘紅日的鄉土書寫，尤其在扶貧題材中的新的敘事探索等，都頗值得關注。可以說，廣西少數民族文學的當代轉型，首要秉持的便是更純正的趣味，鍛造更具純度的文學觀念和敘事姿態。二是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難度。正面強攻難度固然是極大的，不是淺嘗輒止、娛樂玩笑能夠實現的，這個過程就像在鑿一口井，必須持之以恒，當然這個過程少不了作家的眼光和識見，重新審度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中難度測定與自我設定。三是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強度問題。與其抄千萬捷徑，不如翻一座大山。所謂“強度”，意味著不得不直面歷史的困境與當下的難題，從而在創作中加碼負重，否則，正面強攻將無從談起。

總而言之，廣西少數民族文學在新世紀的當下，更需要注意重塑文藝的邏輯，重審文化的脈絡，重鑄文學的精神。而這樣一個攻堅克難的過程，意味著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學寫作在堅守與開拓中的更新與再生、轉型與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