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會現場

在一個短視頻的快資訊時代，我們還需不需要長篇小說？長篇小說有著怎樣的存在“合法性”？3月7日下午，一場名為“《有生》與長篇小說的尊嚴”的讀者分享會，在文軒BOOKS書店舉行。《有生》的作者、魯迅文學獎獲得者胡學文，與文學雜志《鐘山》雜志主編賈夢瑋，小說家羅偉章一起，探討了這部小說的創作、鑒賞以及長篇小說這門文學體裁的當下命運。這部帶有家族史詩氣質的小說主角，是一位歷經苦難風雨而變得睿智堅韌的中國農村女性，分享會恰逢三八國際婦女節來臨前夕，也格外應景。胡學文說，自己在寫作中偏愛女性角色，“女性相比男性，更柔弱，感知力更強，是人性和世界最敏感的探測器。”

“橫掃”多家純文學獎項

業界口碑：建議與 《活著》《白鹿原》等進行對比閱讀

《有生》首發于《鐘山》長篇小說2020年A卷。單行本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新近出版。出版僅兩個月，已迅速在多項重要文學評選中脫穎而出，榮登中國小說學會2020年度小說排行榜榜首、2020年長篇小說年度金榜、《揚子江文學評論》2020年度文學排行榜榜首、《當代》長篇小說年度論壇2020年五佳長篇。與此同時，該書還在全國各大排行榜中取得了驕人成績：入選南方周末2020年度好書榜虛構類榜首、2021年“中國好書”月度榜單、百道網年度好書榜、《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月度優秀暢銷書排行榜·總榜。

中國作協副主席，作家、評論家李敬澤說：“現代以來的中國文學中，民族寓言、家族史詩如群山連綿，胡學文偏向群山而去，以‘有聲’寫‘有生’，他為民族生活底部的、無名的‘元氣’賦形，他寫的是百年事、鄉土事，也為后疫情時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我們民族的自我認識提供了新的視角。”他還建議將本書和《活著》《白鹿原》《古船》，及莫言的一些作品做比較，以便在當代文學史的尺度里厘清《有生》的位置，明確胡學文和這個書寫傳統的關系，找到《有生》對于當代文學史的貢獻。

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評論家吳義勤認為，《有生》“捍衛了長篇小說這一偉大文體的尊嚴”。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評論家謝有順說《有生》“厚重、扎實、雄心勃勃。百年家族史的曲折繁復，祖奶形象的異樣光彩，喬大梅的承擔與反抗，共同講述了歷史苦難中個體的淚水和堅韌。”

在這次分享會活動現場，羅偉章認為，當今這個快節奏社會中，讀長篇小說是很有必要的，以《有生》為例，可以看到胡學文對底層、苦難、女性等很多相關問題所做的反思，比如：接生婆這樣一個職業在鄉村社會擔負的功能，這樣一種特殊的游走在底層、基層的，負責把生命引入鄉村社會的女性個體，“她”在鄉村倫理、秩序中起到的作用，以及這樣一個敘事主體投射到小說的結構上的變化，都應該啟發我們去重點關注和思考。這正是閱讀長篇小說的價值。

胡學文

《有生》完成后，胡學文第一時間發給了《鐘山》雜志主編賈夢瑋。來不及看完，按捺不住激動的賈夢瑋發給胡學文一條短信，大意是， 已經預感到這部作品是一部大作，胡學文將因為這部作品成為大作家。“這是我當文學編輯幾十年內，第一次給一個作家，作這樣的評價。”賈夢瑋說。

如此出手不凡，這部長篇小說到底寫了什么？

一個跨度百年的“接生婆”的故事

《有生》讓讀者容易想到余華的《活著》、莫言的《蛙》等。不過，在寫生與死方面，《有生》有著自己獨特的角度。在余華的《活著》中，人對苦難的態度是承受，在《有聲》中，則是一種對抗。因為小說中主角有一個信念——“對抗死的方法就是生”。

“我接生過上萬個孩子，沒有一個是笑著出來的，恰恰是哭聲證明了生命的誕生。”如果說短篇小說可以靠精巧的構思、美妙的文筆站得住腳，那么一部長篇小說的成功，就少不了要塑造了一個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

《有生》中的“祖奶”喬大梅就是一個人物角色。作為接生婆的她，一生曾接生過一萬兩千人。她是很多生命的引領者、見證者。這些被祖奶接引到人世的眾生，各自生發出自己的故事。他們的生死、情感、欲望，編織了一個壯闊而又浩瀚的文學世界。小說的敘事時間從晚清到當下，時間跨度有一百余年，被濃縮在祖奶一個白天和一個夜晚的講述中。這個祖奶本人，有著極其悲慘的個人經歷，從曾經要輕生到變得更智慧堅韌，善良包容，成為周圍很多人的精神榜樣和傾訴對象。

鄉村是現當代中國文學中重點表現的題材，也誕生了很多優秀的作品。從魯迅的《故鄉》《祥林嫂》到柳青的《創業史》，周立波的《暴風驟雨》，陳忠實《白鹿原》，路遙《平凡的世界》等等。在創作《有生》時，胡學文說，在土地、風俗等角度之外，他重點入手是從生命史、情感史的角度去表現鄉村，去挖掘表象之下的人的生命本質。

為何想到以一個“接生婆”為小說的主角，胡學文說，在現代醫學大面積普及之前，在農村，很多人都是靠接生婆的幫助才來到人間的。她們其實是默默無聞做了了不起的工作。而且，接生婆集女兒、妻子、母親等諸多身份集于一身，也非常適合展現故事。

長篇小說是“讓人靜下來的一種有效方式”

在碎片化信息傳播迅猛的時代，長篇小說的存在價值在哪里？胡旭文說，長篇小說是“讓人靜下來的一種有效方式。例如說，長篇小說中對人物命運河流的呈現，可以帶領人們深入一個場景之中，對人的情感是一種滋潤。而且閱讀長篇小說的節奏，對現代城市焦急癥是一個緩解資源。在生活同質化的今天，我們需要一個方法，來幫助我們進入到一種有別于日常生活的場域和樣貌之中。”

《有聲》全文55萬字，都是胡學文一個字一個字手寫完成，共花費了八年時間。《有生》浸潤著胡學文的心血，也表達著他對寫作的雄心，“我一直夢想寫一部百年家族式的作品。這樣的作品挺多的，如李敬澤先生所言，‘如群山連綿’，但我愿向群山進發。或許正是有群山的聳立才有磁石般的引力。當然，這很冒險，但寫作需要冒險，唯此才有創作的激情和沖動，才能體味旅程的曼妙。這部作品寫起來并不累，而是很過癮。”胡學文說，“在寫作的幾年內，就好像住在小說里。”他還透露，長篇小說的人物命運雖然在寫之前都有周密的計劃，但在“控制之中，也允許適當的失控。因為寫著寫著，我會發現，筆下的人物有自己的行動邏輯，偏離了我此前的預設，但這也帶來了新的可能性 ”。

“鄉土不再是過去的鄉土，這種變化當然會影響到作家的創作”

胡學文現任河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著有長篇小說《有生》等5部，中篇小說集《麥子的蓋頭》《命案高懸》等16部。中篇小說《從正午開始的黃昏》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血梅花》獲第十四屆全國“五個一工程”獎等獎項。小說《奔跑的月光》被改編為陳建斌主演的電影《一個勺子》。《心急吃不了熱豆腐》曾被馮鞏改為同名電影。1967年，胡學文出生于河北沽源縣的一個鄉村，18歲考入張北師范，畢業后回鄉鎮任教。“所以我對鄉村生活是非常熟悉，也非常親切。如果我去寫一個鄉村的某個場景，很多東西馬上就在我的腦子里栩栩如生起來，哪個地方跑過一只雞，哪個地方有堵墻，都很有畫面感。”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如今的鄉村也正發生著巨大的變化。胡學文坦言，“現代化對鄉村影響極深，眼花繚亂的現實世界，勢必影響并改變鄉村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因而，鄉土不再是過去的鄉土，它以自己的方式改變著。這種變化當然會影響到作家的創作，再者，觀照的角度不同，鄉土文學也會呈現不同的姿態。”（轉載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