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佩德羅·巴拉莫》，也許就沒有《百年孤獨》

1985年3月，適逢小說《佩德羅·帕拉莫》出版30年，告別寫作近三十年的胡安·魯爾福罕見地寫了篇回憶文章。他真誠而不無謙虛地說，這部小說和他的短篇小說集《燃燒的原野》能在世界上流傳，不是由于他，而是由于讀者。話雖如此，我們還可以補充說，他為數不多的作品能廣為流傳，由于他，也由于偉大的讀者。

這些讀者中就有加西亞·馬爾克斯，他曾稱魯爾福為“拉美文學王國中最早的國王”。在那篇《對胡安·魯爾福的簡短追憶》中，馬爾克斯寫道：“對于胡安·魯爾福作品的深入了解，終于使我找到了為繼續寫我的書而需要尋找的道路。”更廣為流傳的說法是，沒有《佩德羅·巴拉莫》，也許就沒有《百年孤獨》，甚至連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登上歷史舞臺的時間都會推遲。

但馬爾克斯于1961年7月2日第一次抵達魯爾福的國度——墨西哥時，至少在半年時間里，自認為對文壇動向，特別是對美洲小說十分了解的他不但沒有讀過魯爾福的書，甚至沒聽任何人說起過他。他不無感慨地寫道：“這也許是因為胡安·魯爾福與那些經典名家不同，他的作品流傳很廣，本人卻很少被人談論。”

實際的情況是，那時魯爾福的作品，尤其是他的代表作《佩德羅·巴拉莫》，或許還沒有廣為流傳。魯爾福在回憶文章中說，這部小說的手稿曾先后取題為《竊竊私語》《月旁的一顆星》。等到他把書稿交給“經濟文化基金會”后，才確定為廣為人知的這個書名。1955年3月，這本書出版了，印數為2000冊，此后花了四年工夫，也只賣掉了1500冊，剩下的做了處理：誰要，就送給誰。

我們并不知道，馬爾克斯那位朋友阿爾瓦羅·穆蒂斯送給他，并大笑著讓他“讀讀這玩意，學學吧！”的那本，是他自己買的，還是魯爾福贈送的。我們所能知道的是，這本書出版后雖然銷量慘淡，但還是慢慢引起了墨西哥國內外文壇的注意，被翻譯成多種文字，于15年后獲墨西哥國家文學獎，并在1983年獲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王子文學獎。魯爾福病逝那年，198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翻譯家屠孟超的譯本，書名是《人鬼之間》。直到它被收入1993年9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安·魯爾福全集》時，才改回了從原文直譯的書名。

此后，《佩德羅·巴拉莫》在國內作家群中流傳開來。余華說：“雖然這是一部永遠有待于完成的書，可它又是一部永遠不能完成的書。不過，它始終是一部敞開的書。”蘇童贊嘆，這是一座文學高峰，只能仰視和默默攀爬。如今，在魯爾福逝世35周年之際，譯林出版社適時推出包括這部小說和《燃燒的原野》《金雞》在內的“魯爾福三部曲”，魯爾福的作品終于有望在國內也廣為流傳了。

他的寫作從不為成名，而是為了讓朋友更加愛他

魯爾福寫《佩德羅·巴拉莫》的時候，自然不會想到這部作品會有這樣的命運。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寫它們只是為了讓兩三位朋友讀讀而已。更確切地說，是出于需要。”巧合的是，馬爾克斯在紀念魯爾福的文章里也說，剛到墨西哥時，作為一個在當時已寫了五本不甚出名的書的作家，魯爾福的問題在于，無論在當時還是之前，他的寫作從不為成名，而是為了讓他的朋友更加愛他。而當馬爾克斯后來出版《百年孤獨》時，卻幾乎重復了一遍《佩德羅·巴拉莫》出版后曾遭遇的戲劇性歷程。

在那篇回憶文章里，魯爾福寫道：“1954年5月，我買了一個學生用的筆記本，寫了一部長篇小說的第一章。小說已經在我的頭腦里構思了許多年，我終于覺得為這本思考了很久的書找到了筆調和氣氛。但是現在我仍然不知道我創作《佩德羅·巴拉莫》的直覺到底是哪里來的。就仿佛有人對我口授似的。我在街上突然產生了一個想法，便立刻在綠色和藍色的紙頭上記下來。”

那時，魯爾福在“古德里奇—歐茲凱迪”公司廣告部上班，他下班后回到家里，馬上把記下來的東西抄在筆記本上。他用手寫，使用的是綠墨水和謝弗斯牌自來水筆。每次他都留下一個抄了一半的段落，這樣他就可以“為明天留下一塊未熄的火炭”，或者為明天準備一條可以接下去思考的線索。“從1954年4月至8月，在四個月的時間里，我積累了三百頁。我一面用打字機謄抄原稿，一面隨即把謄完的手寫稿銷毀。后來我又謄抄了三遍，等于把那三百頁壓縮了一半。”

當魯爾福覺得小說可以拿出手時，他依然是誠惶誠恐，猶豫不決。他把手稿帶到“作家中心”的課堂上，有人說寫得很好，但說不好的占了多數，最尖銳的批評莫過于說這本書稿簡直是一堆垃圾，一些應邀參加作品討論會的年輕作家也隨聲附和，更是有作家勸他坐下來寫一部小說之前先讀幾本小說。“可是我整個一生都在讀小說，還有些人說我的書稿‘很像福克納寫的’，但那個時候我還沒有讀福克納的作品。”魯爾福說，對種種批評，他都覺得沒有什么可指責的。“要他們接受一本以現實主義的外表，表現一位大莊園主的歷史的小說是困難的。”

接受起來有困難不假，但認真說來，這部小說既不具備“現實主義的外表”，也不只是“表現一位大莊園主的歷史”。而是如他自己所說：“實際上，它講述的是一個村莊的故事：一個死亡的村莊，所有的村民都死了，包括故事的敘述者。在街道和田野上走的全是幽靈，回聲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時間和空間里流動。”就像屠孟超說的那樣，魯爾福摒棄了傳統小說常見的有全知作者或借敘述人來講故事的做法，代之以獨白、對話、追敘、意識流、夢幻、暗示和隱喻等手法，使小說猶如由一塊看起來互不相關，實際上卻有著內在聯系的畫面鑲拼而成的畫卷。同時，魯爾福模糊真實與想象的界限，把陰陽之間的界限徹底打破，使得鬼魂在墨西哥蒼茫大地上晝行，而陰陽時空的轉換，非常流暢，沒有任何膈膜感。

既然從任何角度看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現實主義小說，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現代主義小說，小說受到種種批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換個角度看，魯爾福卻是說的大實話。只要深入理解拉美大地，我們就會發現，所謂“在街道和田野上走的全是幽靈”有其來處。在北美洲南部占墨西哥人數最多的一支印第安人——阿茲特克人里就流傳一種古已有之的觀念，人死后，靈魂得不到寬恕，便難入天堂，只好在人世間游蕩，成為冤魂。墨西哥人對死亡的看法也有別于其他民族，他們不懼怕死人，每年都有亡靈節，讓死人回到活著的親人中來。

而“表現一位大莊園主的歷史”，在魯爾福那里，也可以說是通過塑造佩德羅這個出身貧寒、狡詐殘忍，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同時也尚存愛意的莊園主的形象，表現一座村莊的歷史。他在另一篇題為《回憶與懷念》的文章中寫道：“當我回到童年時代的村莊時，我看到的是一個被遺棄的村子，一個鬼魂的村子。在墨西哥，有許多被遺棄的村莊。于是我頭腦里便產生了創作《佩德羅·巴拉莫》的念頭。”

魯爾福1917年出生于墨西哥哈里斯科州薩約拉城旁邊的小村子阿布爾科。他在這部小說里虛構的科馬拉，就在薩約拉附近。據評論家滕威考證，雖然是墨西哥自然條件最好的州之一，但由于政府對于墨西哥城所在的聯邦區之外的地區投入甚少，哈里斯科州既沒有搭上現代化、工業化的快車，也沒有分享到大革命的勝利果實，反而日益貧困，民不聊生。也因此，上世紀50年代，魯爾福回到家鄉，發現原來有七八千人的村莊只剩下一百五十幾人，厚厚的青苔和瘋長的野草占據了那些空無一人的房屋。此情此景不能不讓他百感交集。

回首往昔歲月，魯爾福七歲喪父，十一歲喪母，在成為孤兒后，由祖母撫養，后又被送入瓜達拉哈拉——墨西哥一座有濃厚商業氣息的城市的孤兒院。1933年，他曾嘗試進入大學深造，卻正逢罷課鬧事，只得另做他圖，遠赴墨西哥城。當時，魯爾福還不到15歲。因為進預科時，沒有查考他在瓜達拉哈拉的學業記錄，他只能作為旁聽生聽課。他在叔叔佩雷斯·魯爾福上校的照看下生活。“我誰也不認識。只有孤獨和我作伴，我只和孤獨交談，同我的痛苦和心靈一起過夜。我在移民局找到一份工作，并開始寫一部小說，以便擺脫那種感覺。小說叫《氣餒的兒子》，但只保留下來一章。這一章很久以后作為《夜晚的一刻》發表了。”

如果不是因為碰到同樣在移民局工作的詩人、短篇小說家埃弗倫·埃爾南德斯，魯爾福大概不是在不斷修改中把小說銷毀，就是修改完成后就鎖在抽屜里了事，但那位身兼《美洲》雜志主編的埃弗倫偏偏不知通過什么渠道知道他喜歡偷偷地寫作，還鼓勵他把寫的東西給自己看看。也因為埃弗倫的鼓勵和支持，魯爾福發表了第一篇作品《生命本身并非那么嚴肅》。”也是從一開始，魯爾福就寫鄉村故事，雖然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城市里生活，但他只寫那些根據他在自己的村鎮和村民中耳聞目睹的事情想象出來的故事。他又寫了《我們分得了土地》和《馬卡里奧》兩個短篇小說，刊登在瓜達拉哈拉的《面包》雜志上。

再后來，埃弗倫還為他發表了《科馬德雷斯坡》《塔爾葩》《燃燒的原野》和《求他們別殺我！》。魯爾福寫出這些小說，和他于1946年至1952年在“古德里奇—歐茲凱迪”公司當推銷員不無關系，他借著推銷產品的機會走訪墨西哥各地，在鄉村中，他聽老人們講述最老土、最純樸的事情，獲得不少靈感。但如果你以為魯爾福由靈感觸發，寫純真、浪漫的田園牧歌，就錯了。他原本是可以那樣寫的。他坦言，自己非常懷念童年和小時侯住過的地方，但生活在現實中，他卻很不情愿地看到，事情并非象自己原來認為的那樣。他遇到的是另一種現實。

這“另一種現實”，當然包括魯爾福回到家鄉看到村莊的衰敗，從大背景上看，亦如滕威所說，他終其一生都必須面對發生于1910年至1928年的墨西哥大革命留下的創傷與“債務”。墨西哥大革命雖然催生了在1917年制定的《墨西哥憲法》，這部憲法卻沒有保護農民，尤其是印第安人的生存權利與民主權利，更談不上給他們帶來任何幸福。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在魯爾福筆下，革命者并不具有道德優越性，“革命者”與“反動派”之間沒有絕對的界限，而那些揭竿而起的農民，也是麻木不仁、人云亦云、完全沒有主體意識的烏合之眾。《燃燒的原野》就寫一支因不堪殘酷的封建剝削而奮起反抗的農民起義軍，由于缺乏明確的行動方向和正確的領導孤軍作戰，在政府軍的鎮壓下，最后失敗了。

也因此，作為“墨西哥文學系列”之一種，由“經濟文化基金會”于1953年編輯出版的《燃燒的原野》里的那些短篇小說，都或多或少包含了內在的矛盾性，并由此產生巨大的敘述張力。就像書評人思郁說的那樣，因為懷舊，魯爾福的小說具有了一種虛幻的特征，總是彌漫濃烈的詩意和懷舊的情結，但同時也像《燃燒的原野》譯者張偉劼說的那樣，他用詩意的筆調表達出來的，卻是殘酷、絕望、孤獨、冷漠，等等。這也決定了雖然魯爾福寫的是農村題材，卻會有不一樣的表現手法。何況如張偉劼所說，他也有意識地在形式上做一些探索。一些在《佩德羅·巴拉莫》里得到了成功運用的現代派技巧，已經在這部小說集里初露鋒芒。

在完成了一場極為深刻的激情之后，魯爾福便沉沉睡去

《佩德羅·巴拉莫》發表后一年，魯爾福回到墨西哥城寫商業電影腳本，不久后完成《金雞》。在這部具有電影特征的小說里，魯爾福講述迪了奧尼西奧·賓松這么一位憑運氣一夜暴富者的故事，并由他的故事延展開去，描繪出一個完全屬于勞動人民的世界：牧民、廟會、斗雞、賭牌……小說以“拂曉”開頭，某種意義上又以“天亮了”結束，體現了魯爾福小說里常有的環形特征，亦可見他對于未來的悲觀態度。在這之后，魯爾福便絕少從事小說創作了。

從推銷員崗位離職后，魯爾福進入墨西哥國立印第安研究所工作，致力于墨西哥原住民文化傳統的維護工作。他似乎把對窮苦人的關懷默默地灌注在了平庸的、日常的公務工作中，他的敘事才能也像是已經耗盡了，或者如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所說，在完成了一場極為深刻的激情之后，魯爾福便沉沉睡去。此后他與寫作有關的插曲不過是，《金雞》于1964年拍成電影，由馬爾克斯、富恩特斯聯手改編。1980年，同名小說出版。雖然憑借不到30萬字的作品，魯爾福依然成為拉丁美洲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卻很少在公共媒體中拋頭露面，直至1986年1月7日離世。

又過了13年，魯爾福的兒子胡安·卡洛斯·魯爾福回到故鄉“尋找”對胡安·魯爾福的記憶，那里的老人幾乎沒有人還記得這位魔幻現實主義開創者的故事了。他根據這段歷程剪輯了一部長達60多分鐘的、題為《胡安，我忘記了，我不記得》的紀錄片。其中，很多人都是以主要角色而出現的，比如魯爾福的遺孀，一位也叫胡安的作家，一群居住在圣加百利鎮上的老人們，畫外音是由魯爾福本人朗讀著自己的小說，尤其是《盧維納》。卡洛斯最想記錄的父親并沒有出現在畫面中，而紀錄片看后，卻總會讓你覺得他好像就存在于某處。

這似乎從另一個側面演繹了魯爾福的孤獨，和他對孤獨的深刻理解。魯爾福在他為數不多的幾篇回憶文章反復言說著孤獨。他說，孤獨迫使他寫作，也是孤獨在某種程度上讓他喪失了寫作的沖動。他也言說憂慮，當他寫《佩德羅·巴拉莫》時，他只是想擺脫一種巨大的憂慮。因為寫作是一件真正痛苦的事情。“從內心深處講，《佩德羅·巴拉莫》來自一個形象，是對一個理想的追尋：她叫蘇莎娜·圣胡安。蘇莎娜·圣胡安從來也不存在：是根據一個小姑娘想象的。我13歲的時候見過她一面，她從來不知此事。在我的一生中我們再也沒有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