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被稱為文論的世紀。俄羅斯的文學理論家堅持實證的科學精神，在對文學、民俗學、人種學、民族學、文化史諸方面文獻資料的挖掘整理、考據論證的基礎上，比較研究各民族文學在世界文學形成發展過程中的相同點或相似點，探索這些“雷同點”隱藏的實質性、規律性以及不同的因果關系，理論紛呈，流派迭出。中國問題作為一種重要的異質性文化——“自我”的“他者”——走進了越來越多的俄羅斯文論家、文學家特別是漢學家的視野。

對20世紀俄羅斯乃至世界思想文化產生巨大震撼力的思想家巴赫金，其理論的基礎支撐材料資源是俄羅斯和歐洲各國的大量文學、語言學等人文科學經驗，卻沒有把中國問題當成其研究對象。不過，20世紀50年代巴赫金擬定的那份較為詳細的教學提綱《中國文學的特征及其歷史》（收入文集《美學遺產與現代性》，1992），卻顯示出他對中國文學的認知和興趣。

巴赫金這篇提綱首先提出，“一、同中國永遠友好的政治意義。國際上的中國問題。二、沙皇時代的中國文化研究。擴張主義。”這是對俄羅斯“自我”與“他者”中國歷史與現實關系的關注，實際上也指出了18世紀以來俄羅斯—蘇聯漢學研究兩個極端傾向：中國中心主義與歐洲中心主義。因此也不難理解20世紀30年代中國精神思想研究家А.А.彼得羅夫對俄羅斯的中國問題研究的尖銳批評：極盡美化“西方文明”及十月革命前關于俄國向東方擴張合理化論調，特別是他對瓦·巴·瓦西里耶夫（王西里）院士中國觀的否定。在彼得羅夫看來，瓦西里耶夫的著作《東方的宗教：儒、釋、道》（1873）“呈現的主調是瓦西里耶夫一貫的懷疑主義……它充斥于對中國古代史、文字起源、古典文學等等的論斷中，簡直就是無處不在。孔子是個書生，‘一個流浪的冒險家’，一個兜售其想法的‘腐儒’等等”。瓦西里耶夫“在以一種懷疑和輕蔑的老爺式的腔調對儒家道德學說進行闡述”。蘇聯漢學學派的創立者瓦·米·阿列克謝耶夫院士同樣指責瓦西里耶夫對中國文化的“譏諷腔調”以及他過分的“自我”。阿列克謝耶夫甚至認為，不應該把瓦西里耶夫的書作為蘇維埃時代學生的教材。他說：瓦西里耶夫的《中國文學史綱》（1880）里“與歐洲和中國的各種理論進行的無休止的爭論，對初學者來說晦澀難懂，現在已經完全過時了”。

蘇聯科學院尼·約·康拉德院士在研究韓愈、柳宗元等唐宋文學家、思想家學說的基礎上，在世界文明史總體發展進程的框架下，提出了“東方的文藝復興”論說。康拉德認為，中國唐宋時期的文學家、思想家“開創了新人文主義范式”，當時的“復古”和古文運動是“中國文藝復興的開始”。這一運動從8世紀的中國開始后，向中亞和近東拓展，13世紀到達歐洲。他說：“14世紀意大利最早的人文主義者彼特拉克、薄伽丘并不知曉，遠在中國的他們的同道早在六百年前已經走上了他們所走的路。”雖然康拉德的論斷遭到中國文學翻譯家、研究家費德林通訊院士的質疑，后者認為中國文學文化的獨特不適用于歐洲模式和標準，但是康拉德的論說顯示出俄羅斯學者基于歐洲文學史發展理論對中國唐宋文人思想、中國文學和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價值認知。這種認知打破了以往認為的“唐朝時的中國無法與前資本主義的歐洲相提并論”的看法，恰恰體現出20世紀俄羅斯的中國問題研究中阿列克謝耶夫倡導和堅持的反“歐洲中心主義”的學術研究傳統，實際上是對囿于或者夸大中國文化特性而將其隔絕于世界文化之外的極端的“中國中心主義”傾向的糾正。正如中國文化研究家М.克拉夫佐娃教授坦率指出的：“從В.М.阿列克謝耶夫院士開始，俄羅斯漢學研究者中很多人都持有中國中心主義立場。為了與歐洲中心主義觀相抗衡，В.М.阿列克謝耶夫有時也會夸大中國文化傳統的獨特性質。”“這種中國中心主義立場常常導致的是對于中國文明進行某種異域的神秘的描繪，而非深刻的闡釋。”

俄羅斯的中國問題研究當然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國中心主義”或者“歐洲中心主義”的。20世紀的“中國中心主義”概念作為承認中國文化價值、避免其受到西方文化破壞和替代的同義詞，強調的是中國傳統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對俄羅斯社會思想文化的影響以及對全人類發展的重要性，是俄羅斯社會自身發展、俄羅斯精神思想構建變革需要的反映。這就如同俄羅斯著名作家列夫·托爾斯泰推崇儒家學說、老子思想，“將其作為新教育體系的基礎”，并成為托爾斯泰主義“道德的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惡”論說的佐證。難怪季塔連科院士要說托爾斯泰是在“透過儒家學說對貝多芬的音樂和莎士比亞的戲劇進行‘道德清洗’”。

20世紀的俄羅斯漢學家以跨文化的多元視野，運用自身的本體理論范式對中國本相進行解讀和闡釋，更加具體多面地展示了作為文化“他者”的中國問題。譬如，李福清院士運用普羅普功能敘事理論的“情節單元結構說”對中國古典文學進行解析。他將《水滸傳》中“楊志賣刀”分解為13個情節單元，揭示中國平民生活綜合情節具體化的“生動性”；將《三國志平話》中很多動態描寫分成由一個個動作舉止完成的間隔，探尋這些舉止構成的一個個具有因果關系的統一結構，說明“在走向情節化敘事的道路上，平話顯然是前進了一步”。他還以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家蒂尼亞諾夫“結構的大小決定結構的法則”為理論支撐，研討了《三國志平話》“微小的結構（自然是與未來的演義比較而言），同時又必須拉長敘事線索使之與巨大的時間距離相適應，這就迫使作者不得不運用這種‘記錄式’的敘事”特點。“正是由于李福清的著述，中國學者高度評價了俄羅斯的學術經驗，并接受了諸多新的理論視點和民間文學分析方法。”

作為文化“他者”的中國問題在俄羅斯的學術呈現方式并非隨意的主觀選擇，而是俄羅斯自身精神文化、學術傳統和社會思想發展的需要，是在人類共性認知基礎上尋求文化共性、異質文化間對話的努力，是俄羅斯社會和中國進行文明對話、對中國認知等長期客觀需求的反映。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俄羅斯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