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漫話牛文化
復興之路絕非坦途,我們還面臨諸多困難與挑戰,更需要持之以恒、艱苦卓絕的努力。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牛文化的精神價值顯得尤為重要。習近平總書記在牛年即將到來之際勉勵全國各族人民在新的一年發揚“為民服務孺子牛、創新發展拓荒牛、艱苦奮斗老黃牛”精神,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奮勇前進。這正說明了無論什么時候都需要甘于奉獻、吃苦耐勞、勇于拓荒的精神。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我們在極不平凡的鼠年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磨難之后,對牛年比往常多了幾分期待。自古以來,中國人民對牛有著特殊而深厚的感情,以牛文化為代表的農耕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底色。牛作為一種廣受贊頌、尊崇的文化形象,具有多重象征意義。牛文化作為一個意涵豐富、體系龐雜的文化叢,以物質的和非物質的載體,根植于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形成了豐富多彩的文化表現形式,并隨著時代發展不斷演進,形塑著中華民族開拓進取、勤勞堅韌、甘于奉獻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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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遠流長的文化歷史
人類馴養牛的歷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早期,我國是家牛最早馴化地之一,東北、華中、華南等地區均有相關考古發現。在長達數千年的農耕文明發展史上,牛的特殊地位和精神價值愈發凸顯,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留下了深刻印記。
我國先民對牛的崇拜早在史前就已存在,傳說中華文明始祖之一的神農氏就是“人身牛首”的形象;蚩尤“人身牛蹄,頭有角”;大禹每治好一處水,就要鑄鐵牛投入水中,以鎮水患。這些神話傳說中明顯帶有牛崇拜的文化信息。
同時,牛崇拜在我國很多少數民族同胞中也多有可見。哈尼族民間神話敘事詩《奧色密色》將“龍牛”牛視為天地萬物的本源;佤族、藏族、珞巴族都有牛化生萬物的神話傳說;哈薩克族和柯爾克孜族認為牛是支撐大地萬物的神;苗族、壯族、藏族、羌族等民族有將牛作為圖騰或始祖神崇拜的習俗,牛王廟、牛神廟遍布南北。
在傳統社會中,牛作為重要的生產資料,常作役力之用,也被民間視為財富的象征,用作交換媒介。在漢字中,與馴養動物、農業耕作相關的不少字都屬“牛”部,如“牽”“牧”“牿”“物”“犁”等,由此可見牛在我國先民生產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春秋戰國時期,牛與鐵犁的結合成就了農業社會一次偉大的技術變革,社會生產力產生質的飛躍,推動整個社會發生巨大變革,奠定了中華農耕文明的基礎。
歷史上,牛還是關乎國家安全的戰略資源,正如《風俗通義》中所言:“牛乃耕農之本,百姓所仰,為用最大,國家之為強弱也。”因此,我國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十分重視牛,《禮記·王制》記載:“諸侯無故不殺牛”,歷代刑罰中多有禁止屠宰耕牛的規定。在被視為“國之大事”的祭祀與戰爭中,牛的地位也十分重要。《禮記·王制》記載:“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鄭玄在《禮記注》中解釋:“牛曰太牢,羊曰少牢。”《說文解字·牛部》載:“牛,大牲也。”由此可知,祭祀之牲,以牛為重。在戰爭中,除了馱運軍用物資,牛還常被當作武器乃至戰術使用。戰國時代齊將田單的“火牛陣”,三國時期諸葛亮“活火燒夏侯”,都是軍事用牛的典范。
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牛有著極高的象征意義。《周易》中有“坤為牛”的記載,將牛視為負載生養萬物的大地的象征物。在中華民族藝術寶庫中,牛的形象幾乎隨處可見。人們以牛明志,以牛喻事,以牛喻人,創作出大量文藝作品,從詩詞歌賦到繪畫雕塑、音樂舞蹈、戲劇等,無所不包,生動地反映出社會生活的某一側面,體現了先民非凡的創造力和想象力。
隨著時代變遷和社會發展,牛也從生存發展的工具深入到人們的精神生活,對人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審美取向產生著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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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多彩的民俗活動
自古以來,從中原大地到西南山區,從雪域高原到東南沿海,無論是農耕民族還是游牧民族,崇牛敬牛的習俗在各民族中廣泛流布。牛崇拜深深嵌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在民間傳說、民間藝術、風俗儀禮等方面多有體現。
不少民族為牛設立節日,開展豐富多彩的慶祝活動,如牛王節、牛王誕、牛王會、牛神節、牛魂節、浴牛節、頌牛節等,從北到南均有流傳。
華北地區春秋時代就有祭祀牛王的習俗,至今,陜西、山西、河北等地的牛王廟會仍十分興盛。自宋以降,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和大規模水稻種植的興起,與牛相關的節日活動在華南、西南地區廣泛流行。這些節日的節期與不同地區的耕作時間相結合,往往在開耕前后、莊稼生長期間或收獲之后,一般在農歷四月初八舉行,也有在農歷二月初八、六月初六、十月初一舉行的。由于華南地區水稻種植多為一年兩季,一些地方就將牛節分為兩個階段,如廣西巴馬壯族的牛魂節分為農歷四月和六月,云南麗江納西族的 “洗牛腳會”則分為農歷六月和九月。
各地牛節的名稱、習俗各有不同,但均以愛牛敬牛為主要內容,伴以祭祀、民間游藝娛樂活動。節日當天,人們祭祀牛神,讓牛休息,打掃牛欄,清洗牛身,并給牛喂食烏飯、麻糍、麥餅、雞湯、肉湯、蛋、酒等,為牛補充體力。由于春耕中人們不免有鞭牛、叱牛之舉,六月的牛節常有給牛叫魂的儀式。十月的牛節儀式更多體現的是秋收以后對牛的犒勞,人們給牛戴上紅花,或在牛角上粘糯米粑粑,表達對牛的感謝。可見,牛節實際上是連續性的節日,人們通過一系列儀式活動表達對牛的重視和崇敬。
在各地各民族其他一些傳統節日中,也有不少與牛有關的古老節俗。如立春的“鞭春牛”習俗,又稱鞭春、打春、迎春牛。在山東民間,人們把土牛打碎,爭搶春牛土,謂之搶春,以搶得“牛頭”為吉利。在浙江民間,人們將搶得的春牛土帶回家撒在牛欄內,以祈望耕牛多多繁殖。隴東南地區的“春官說春”和“務牛”習俗,四川威遠的越溪牛燈舞,都是通過模仿、再現牛的生活習性及耕種過程來提示人們春耕將至。廣西的侗族、壯族、瑤族盛行春節期間舞春牛習俗,每逢春節前后,民眾自發演出,祈求五谷豐登,六畜興旺。這些習俗都是古代鞭春牛儀式的演化,意在提示農人春耕即將開始,是反映農耕社會生活與牛文化的生動畫卷。
斗牛習俗也有廣泛的文化根基,從南到北均有傳播,最典型的就是浙江金華斗牛和云貴地區的苗族、侗族斗牛。在日常生活中,斗牛極受優待,被精心喂養。斗牛場上,勝牛披紅掛彩,主人也感到無比光榮。斗牛不是戲牛取樂,而是以這種方式傳承和展示人們對牛的信仰和情感。
此外,民間還流傳著大量與牛相關的藝術形式,如陜西、山西的民間舞蹈牛斗虎,頌揚老牛忠厚善良、不畏強暴的獻身精神。皖西大別山區的山歌“慢趕牛”,則是人們揚鞭趕牛時即興吟唱的一種自由、悠揚的歌調。人們通過豐富多彩的藝術形式表達尊祖宗、敬天地,對農耕、畜牧等農業活動的重視與祈愿心理,這些古老習俗綿延至今,在民間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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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故納新的精神傳承
在中華民族歷史上,人與牛形成了親密的共生關系,人們將任勞任怨、奉獻、勤懇、敦厚等優秀品質賦予牛,形成了大量有關牛的隱喻表達,通過文藝作品不斷強化和廣泛傳播。如唐代柳宗元的《牛賦》中“抵觸隆曦,日耕百畝”“牛雖有功,于己何益”,歌頌牛低頭耕耘、不計回報的精神。臧克家筆下的“老牛亦解韶光貴,不待揚鞭自奮蹄”,歌頌牛任勞任怨、甘于奉獻、自強不息的精神。魯迅筆下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則歌頌埋頭苦干、不計得失、為人民服務的人,這些特質構成了牛文化的精神內核,對中華民族精神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隨著社會發展變革和文化交融,傳統牛文化也隨之變遷,其所負載的部分農耕文化信息隨著現代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日漸式微,而其蘊含的精神文化價值卻以極強的生命力在中華民族復興之路上愈發凸顯。回望過去百年,中華民族在苦難中不屈,在黑暗中尋路,在危難中圖強,不斷抗爭,艱辛探索,自強不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進程中,中華民族鑄就了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鐵人精神、拓荒精神、抗疫精神等一系列時代精神,這些精神無不體現著傳統牛文化的精神內核,并隨著時代發展不斷吐故納新。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牛精神總能匯聚起磅礴的發展力量,充實、拓展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內涵,給人們以無窮的力量。
如今,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但也應看到,復興之路絕非坦途,我們還面臨諸多困難與挑戰,更需要持之以恒、艱苦卓絕的努力。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牛文化的精神價值顯得尤為重要。習近平總書記在牛年即將到來之際勉勵全國各族人民在新的一年發揚“為民服務孺子牛、創新發展拓荒牛、艱苦奮斗老黃牛”精神,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奮勇前進。這正說明了無論什么時候都需要甘于奉獻、吃苦耐勞、勇于拓荒的精神。
牛是勞動者的寫照,是實干者的化身,是開拓者的典型,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每一次偉大飛躍,都是奮斗出來的。“老牛亦解韶光貴,不待揚鞭自奮蹄。”我們要繼續弘揚傳承艱苦奮斗、苦干實干、星夜兼程的“三牛”精神,在新時代新征程中續寫華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