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俄羅斯民歌曾唱道：“在貝加爾湖荒涼的草原/在群山里埋藏著黃金/流浪漢背著糧袋慢慢走/他詛咒那命運的不幸……他獨自在憂愁地歌唱/歌唱著祖國的苦難……苦命人已不痛苦，人世間他無依無靠。”

天才的白俄羅斯畫家夏加爾一生都在流浪。1887年他生于維切布斯克的一個猶太人家庭，在那里度過童年和少年時代。然而在夏加爾近一個世紀的生命旅程里，他生活在故鄉的時間加起來不過31年。有61年，他住在法國，其中22年在巴黎。他還曾定居美國，旅行柏林、波蘭、以色列、希臘、威尼斯等地。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歐洲的政治形勢迫使他一次次地遷徙家園。畫家的懷鄉情結在異國一次次地沉淀下來，轉化為畫之不絕的素材——以維切布斯克為核心的所謂“夏加爾領地”。40年來，他重復同一個母題，只不過他更多地去掉了俄羅斯民族慣有的感傷意緒，賦予其作品濃烈而溫暖的色調。

夏加爾的作品從風格而言，體現出與立體主義、表現主義相近的旨趣，卻又個性鮮明。1910年他剛到巴黎之初，便參與了法國一場特殊的藝術革命。他欽佩莫奈，理解了野獸派，還參加了立體派的畫展。但他又說：“對于眼前發生的事情，我置之不理；我的思想回到了我的祖國，那里才是我生命的源泉。”夏加爾不承認他的畫是想象，他曾拒絕加入超現實主義集團。他強調，依據現實作畫，不過是他的內部的現實。在常人看來，那些倒立的小人、漂浮的公雞、山羊、詭秘的雙面人不合現實世界的排列，多為夏加爾想象之物。而畫家心目中自有他的一個心像世界，這個世界的核心是他的故鄉，它不僅是四維、五維的，而且存在著只有夏加爾本人才能看見的秩序，別人只是看不見罷了。此外夏加爾是一個虔誠的宗教畫家，忠實于他所屬民族的風俗。他畫中線條的非現實性也是和猶太教取消圣像的傳統相一致的，細碎的線條與若隱若現的色彩交織出顫動的節奏，并且他是如此善于將這種節奏浸透了宗教和詩意的內涵。

夏加爾為什么要遠離家鄉？1914年，他曾回過一趟國，但8年后他去了柏林就再也沒想要回去。小時候一上圖畫課，夏加爾就成為全班的中心，同學問他：“你是不是真正的藝術家？”這句話激起他強烈的繪畫欲望。在彼得堡接受學院式教育時，他不合常規的畫法受到了冷遇，1910年他辦的一次畫展門庭冷落，并引起某些人的憤慨。而當夏加爾來到藝術中心巴黎時，不出幾個月，巴黎便接納了他。1914年他在柏林的畫展也很成功。他在這一年回國是為了與未婚妻貝拉相會，歐洲戰爭卻把他留在祖國。1917年俄國革命后，他被委任為維切布斯克當地藝術委員會委員，并成立了一所藝術學校，然而上峰越來越強的控制使他不得不辭去維切布斯克畫院的職務。他轉向舞臺美術，想進行獨立創作。當年柏林畫展的成功鼓舞了夏加爾，可上個世紀20年代德國的經濟蕭條卻無法讓他久居。1923年夏加爾攜家眷到巴黎，法國簡直就是一個和平的港灣。近20年里，他結交法蘭西的作家、詩人，藝術經歷了重大的轉折，為書籍作插圖也拓廣了他展示天才的領域。30年代夏加爾已蜚聲國際。1941年，法國公布了新的反猶太教規，平靜的生活被破壞，加之美國紐約現代美術館盛情邀請，夏加爾只好定居美國。他為俄國同胞普希金、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劇搞舞臺設計，同樣引起美國公眾的熱烈反響，尤其是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鳥》一劇，展現了畫家的獨創性與舞美設計客觀要求的完美融合。地中海純凈光線的誘惑使他于1946年再度返回巴黎。夏加爾在地中海蔚藍色的海濱游歷，最后找到了新的故鄉。他躲藏在圣保羅村山上的一幢農舍里，接受各地源源不斷的約稿，從事水彩、版畫、油畫、織錦畫、鑲嵌畫等各種類型的創作。在那里，他的靈感一直如涌泉，直至去世。

就像流浪漢要找到黃金，不得不登上遠航的船只，一個秉有繪畫天資的猶太青年，為了實現個人的藝術抱負，背井離鄉，獲得了成功。而他筆下那些揮之不去的俄羅斯的驢子、乞丐、情人、小提琴手、猶太教教士……卻是他最熱衷和擅長的題材，這真是一個矛盾。也許最根本的就在于，夏加爾一貫忠于自己的藝術，獨立于各種藝術派別、政見甚至宗教紛爭之外。1911年，夏加爾初次離鄉別國后所畫的《我和我的村莊》已經預示了他未來的命運，畫中隱喻——“我”要回到“我的村莊”……這種回家的心愿雖未能達成，畫家卻遠比民歌中那位無依無靠的苦命流浪漢要幸運得多。物理距離的阻隔制造了鄉愁的綿延，在98歲的生命長河里，夏加爾不僅享受著愛情的滋潤及女人帶來的靈感，而且用畫筆構筑出一座馥郁的俄羅斯村莊，那里終年色彩繽紛，花樹燦爛，四處飄蕩著歡悅的小提琴曲聲。

不久前，155件夏加爾作品空降華北平原上那朵“流動的云”之下，這既是馬克·夏加爾在中國的首展，也開啟了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的廊坊分館。在絲綢之路國際文化交流中心這座宏大的藝術殿堂里，觸手可及的油畫、水彩畫、水粉畫和蝕刻版畫帶你大步走向只屬于夏加爾的夢幻家園。在那里，你甚至能嗅到俄羅斯泥土的芬芳，看到一位藝術家無懼艱險守護著人類的愛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