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作家必須深入生活，而且不能是蜻蜓點水似的、走馬觀花似的“采風”，應該像“下沉干部”一樣地真正“沉”下去。但劇作家與下沉干部又有不同，干部的下沉是為了更好地了解群眾的生活狀況和需求從而做好工作，劇作家則要通過了解群眾、做好工作為創作做準備，要尋找為創作所需要的東西，要有所發現。尋找什么？發現什么？尋找故事，發現新人，都是必須的；但更深一層，則是要發現生活中的詩意，只有感受到生活中的詩意，被生活所激動，帶著詩情進行創作，才可能寫出堪稱劇詩的作品。

近期的戲劇創作題材比較集中，歷史文化名人、英模人物、脫貧攻堅、抗擊疫情等題材成為大家關注的熱點。這是時代提出的要求，先進人物、英模人物可以釋放出更多的正能量，對社會產生積極的影響。但是題材的相近，也往往帶來主題近似、構思雷同的弊端。如何避免和克服這種弊端是劇作家和理論界都在認真思考的問題。近日參加了中國戲劇家協會組織的對一些有苗頭的劇本的研討，以及觀摩一些演出，看到出現了一些好的創作傾向，這就是作者對生活中的詩意有敏銳的發現，我認為這種傾向是很值得珍視的。

比如守島民兵王繼才的事跡是非常感人的，但因為缺少故事情節，要把這一題材寫成戲是很難的。讀了青年作家仲春梅寫的《云水謠》，雖然還不是盡如人意，但確有使人感動之處。作者說，她看了記述王繼才事跡的視頻，采訪了王繼才的妻子和其他人，深受感動，她明白了什么叫堅守。有一句話時時涌上心頭：一轉眼，你就不見了！王繼才堅持守島幾十年，像一尊雕塑，時間似乎在凝固，但作為活的人，又一轉眼就不見了。不見了，人們又不會忘記，他，成為歷史的永恒！作者在生活中發現了詩意，真正被生活所感動，而不是被動地去完成一個“任務”，所以作品能有生氣在。

山東的一位青年作者王娟到微山湖地區去采訪，要寫一個關于扶貧題材的戲，在采訪的過程中，她被“船校”師生之間的關系所感動，感到教師到這樣的地區來“支教”，并非簡單的給予，同時也受到孩子們的激勵和感染，所以在她的頭腦中浮現出喬羽的歌詞：“讓我們蕩起雙槳”。這一意象成為形象的“種子”。 劇本生動地描寫了一群孩子對外來老師由對立到了解和親近的過程，老師也從孩子們身上汲取了力量，在磨礪中成長。到貧困地區“支教”，工作肯定是艱苦的，但當你發現有一股力量支持你，如同雙槳協動，小船可以沖破風浪前行，就會感到欣喜和快樂。有了這種詩意的感受和發現，作者動起筆來就會生動靈活。

生活是復雜的，無論是歷史生活還是現實生活，并不總是按照“應該如此”的軌跡前進的，常常出現很多“悖論”。戲劇詩人必須能夠發現生活的復雜性，能夠把詩意的發現與哲理的思考結合起來，在“悖論”中發現“正理”。

因為有悖論，才會產生悲劇和喜劇。或者說悲劇和喜劇都是在悖論中產生的。在封建社會，科考是為了選拔優秀人才，高甲戲《連升三級》卻寫一個胸無點墨的人一再被重用和提拔，這就構成了絕妙的諷刺喜劇。宋代詩人陸游遭遇了婚姻悲劇，因此寫下了流傳千古的《釵頭鳳》詞。當代劇作家王仁杰先生在他創作的《唐琬》中感嘆曰：“就百年論，誰愿為此事？就千年論，不可無此詩！”如果沒有悲劇的經歷，陸游就不會寫出這樣的詩詞，但誰愿意為寫出好詩而付出如此沉重的代價啊？這是怎樣的悖論啊！

革命的進程是轟轟烈烈的，涌現出許多慷慨悲歌的人物，但在這個過程中又不是只有你死我活的敵我斗爭。淮劇《送你過江》（陳明編劇）寫一個解放軍教導員與一個死去丈夫的童養媳（后來成為共產黨員，村干部）相愛，但童養媳的公爹（他是船老大，是搖船過江的骨干力量）反對他們結合，而要童養媳與自己的小兒子“圓房”。如果教導員與女干部結合，就要影響“軍民關系”，影響渡江。婦女解放，婚姻自由，本來是革命要達到的目標之一，但在渡江的緊要關頭，這兩位共產黨員放棄了自己的正當要求，向“落后思想”做出妥協。怎樣評價他們的行為？他們能夠作出更好的選擇嗎？我想作品至少使我們感到，革命的勝利是來之不易的，它是無數革命者做出各種各樣的犧牲換來的。

正劇也不應是“坐北朝南”、四四方方一樣的“正”，劇作家需要發現人們意想不到的東西。女革命家是什么樣的？我們會想到鑒湖女俠秋瑾，有知識、有文化因而追求革命的向警予，在農民運動中成長起來的劉胡蘭，等等。因淮劇《小鎮》而知名的劇作家徐新華為天津評劇院創作了《我的一家》，這是根據陶承的同名回憶錄改編創作的。作品的主人公方承與秋瑾等人都不同，她是一個不識字的“淑女”，由一位賢妻良母而成長為堅強的革命者。她是按父母之命與一個不認識的男人結婚的，但在革命者丈夫的帶動下卻一步步成長起來。作品不僅表現了革命斗爭的殘酷，血雨腥風，而且也表現了革命者家庭中的溫暖和柔情。作品將由富有表現力的演員曾昭娟主演，舞臺呈現值得期待。

李大釗是唐山人，在迎接建黨100周年的日子里，唐山人感到在舞臺上表現李大釗責無旁貸。他們邀請上海的劇作家劉恩平創作了《相期吾少年》。唐山評劇團是以女演員羅慧琴為“臺柱子”，所以要求劇本以李大釗的夫人趙紉蘭為主角。趙紉蘭的文字資料很少，這給創作帶來很大難度，但也倒逼作者必須從新的視角去表現李大釗。李大釗結婚時才10歲，妻子16歲。“小女婿”是封建社會的一種畸形現象，評劇《小女婿》在對這種畸形現象的否定中歌頌了新社會。但李大釗的婚姻卻并非是不幸的，李大釗說趙紉蘭是他的妻子，也像母親和姐姐。趙紉蘭對李大釗的成長和走上革命道路都起到了熱心照護和積極支持的作用。這說明歷史生活并非是單一的。劇本還寫到李大釗多次到昌黎五峰山拜謁韓愈，與這位“文起八代之衰”古代文人對話，從韓愈身上汲取了創造新文化、開辟新天地的力量。

過去往往只強調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否定甚至決裂的一面，但事實上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和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創始人都有深厚的傳統文化的根基，我們今天應該更多關注和研究新文化與傳統文化的聯系。這也是這部作品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