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藝術與文學、哲學、繪畫常常有非常緊密的關聯，音樂家們熱衷于改編莎士比亞、《浮士德》，而很多文學作品也是從音樂中汲取靈感。只要你對文學故事感興趣，就會對同樣內容的古典音樂充滿期待和好奇。無數改編自文學的歌劇、交響曲、交響詩、藝術歌曲背后有怎樣的故事？

最近出版的《雪楓文學音樂課：古典音樂中的文學名著》一書就選擇了較有代表性的多部中外文學經典，從西方經典戲劇、小說，到中國古典詩詞曲賦，并對改編自以上文學經典的“有故事的音樂”進行闡明。

劉雪楓是“音樂之友”創始人，音樂評論家，唱片收藏鑒賞家，文化學者。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中國史專業，師從周一良、田余慶、祝總斌。曾任《愛樂》、《留聲機》中文版、《交響世界》主編及“京師愛樂叢書”主編。著有《貼近浪漫時代》《日出時讓悲傷終結》《交響樂欣賞十八講》等。

近日，“文學與音樂的天作之合——《雪楓文學音樂課：古典音樂中的文學名著》新書發布會”在北京舉行。作家歐陽江河、格非，音樂家李南、欒峰，以及作者劉雪楓與各界讀者分享了《雪楓文學音樂課：古典音樂中的文學名著》的閱讀感受，并就“文學與音樂的天作之合”這一話題進行了討論。

劉雪楓

做著文學夢的音樂評論家

在劉雪楓看來，這本書是圓了他小時候的一個夢。他的父親是1950年代的音樂家，這讓劉雪楓從小就受到了很多音樂方面的熏陶，但是他真正的興趣還是在文史上，這和在小時候讀了很多書有關。“在‘文革’期間，圖書館大量的書都是禁書，外面人借不到。我小時候害怕吃藥，害怕打針，我父親就會誘惑我說如果今天把這個針打了或者把藥吃了，下午就帶我去圖書館書庫。他有鑰匙，是一個管事的，可以讓我去挑一本書。到了今天，這是我對那個年代最美好的回憶。”劉雪楓談道。

劉雪楓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中國史專業，但他目前更廣為人知的身份是音樂評論家。在他看來，“音樂評論家”是一個嘩眾取寵的叫法，他作為“評論家”還是不夠格的，“只是長期聽音樂，聽完音樂有一些感想，正趕上有報紙、雜志約稿，從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頭十年，年年開各種專欄，最多的時候同時給七八個專欄寫稿，所以一發不可收拾，現在變成了音樂成為我的主業。但是文學夢一直在做，所以在2017年年底有了這么一個想法，把跟中外文學名著相關的音樂作品做了一個梳理，做了一個比較詳細的比對，從改編、戲劇化、音樂各個方面，寫出來這么一本算不上有什么學術價值，但是至少我覺得把它作為一個通俗的文學和音樂的入門讀物，還是可以做一個參考的。”

李南回顧了中國音樂雜志的發展：“在九十年代以前，我們國家除了《人民音樂》這樣的雜志以外，可能更多的是為主流音樂，為國家的民族音樂、歌曲服務的，很少有人對中國古典音樂、西方古典音樂做一些評論、講解、引導。1992年的《愛樂》雜志就是在這種情境下應運而生的，這個雜志出來以后才涌現出一批真正對古典音樂評論的評論家。《愛樂》雜志有了以后，我和三聯的朱偉、劉雪楓一起寫各種各樣的文章，后來劉雪楓替朱偉當了《愛樂》雜志的主編，我一直是編委。”

李南也表達了將文學和音樂勾連起來寫作文章的困難：“《愛樂》雜志剛成立的時候，我也曾經嘗試過寫一些文章，其實挺撓頭的。比如柴可夫斯基有一首《曼弗雷德交響曲》是非常好聽的一個交響曲，我寫樂評時覺得很困難，作曲家將拜倫的詩寫到了《曼弗雷德交響曲》中，但是又不是完全按照拜倫的意思來表達自己的意圖和感情的。”

格非認為，劉雪楓是一個比較健康的音樂愛好者。他接觸的很多像他一樣喜歡音樂、對音樂迷狂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病態。“有的人專聽巴洛克時期的，喜歡斯特拉文斯基的就排斥普羅科菲耶夫，非常復雜。你要問他對一個問題的看法，他想半天一個字不說，故作神秘，這樣的人非常多。但是只要問劉雪楓，他總會給出直接的判斷，他要么說很好，要么說很爛，要么說沒什么價值，他會直接把觀點說出來。他如果沒有對音樂史、對文學史、對某些東西廣博的知識和精神的研究，要隨隨便便做一個判斷是非常難的，這是我喜歡雪楓的一點。” 

“體系化”的現代音樂、文學、哲學在同一時期產生

歐陽江河也一直關注音樂與文學，他說：“我寫了好幾首跟音樂有關的詩。從杜普瑞到肖邦，到肖斯塔科維奇，尤其是舒伯特，還有皮亞佐拉，我都有涉及。我相信凡是熱愛古典音樂的人一定天然的帶有一種文學的基本的敏感，基本的素養。但是喜歡文學的人，對古典音樂還有點素養，就不是天然的。但是無論如何，關于文學和音樂、文學和美術的關系，我一直認為，如果你只搞文學，完全不接觸古典音樂，完全不接觸當代美術的人，都有點土。” 歐陽江河說道，“劉雪楓把中國古典音樂，不光是演奏，而且對它的感受、對它的敘述，包括作品的理解，包括版本學，他把這些部分都引進來。”

歐陽江河也認為：“蘇童曾說格非的第一部跟音樂有關的《隱身衣》是一個杰作，而格非前年出版的中篇《月落荒寺》的寫作由頭也是他和劉雪楓去參加了一次音樂會，這個小說就是從那場音樂會開始說的。格非聽完德彪西的一首曲子以后，把其中的感受擴展為特別偉大的文學建構，我認為《月落荒寺》有豐富的文體意識、文學意識的深度自覺的建構，很洋氣也很細膩。”

歐陽江河認為，文學性也是決定一位音樂家的造詣的重要考量標準：“我很喜歡德國浪漫主義作曲家瓦格納，瓦格納除了音樂上的偉大以外，他的文學也太偉大了，他能把德語文學，而且神話意義上的文學，等于是原文學，轉化為音樂語言，甚至是音樂文明。這個貝多芬都做不到，巴赫也做不到，盡管巴赫是西方音樂文明、西方知識的奠基人，但是瓦格納最后一百米達到的高度，迄今無人超越。”

格非說，自己身邊的很多人是拒絕聽古典音樂的，因為他們認為古典音樂是體系化的東西，“所以古典音樂怎么從自然的唱歌變成一個體系化的東西？怎么變成一門藝術？這個體系化的巨大結構的東西是怎么誕生的？我想體系化的音樂可能是文藝復興到巴洛克時期出現。可是我看雪楓這本書的時候腦子里想到一個問題，小說不也是一個體系化的東西嗎？如果我們把今天的小說跟古代的民間故事相比的話，或者跟荷馬史詩相比，現代小說當然是一個體系化的東西。”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為什么那么多人改編莎士比亞和《浮士德》？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莎士比亞出現的那個年代，也是小說家塞萬提斯出現的年代，而塞萬提斯的出現就代表著現代小說的誕生，同時也是斯賓諾莎現代哲學的誕生。幾乎在同一時期世界發生巨大變革。這當中，不論是現代音樂、文學，或者說哲學，都在一個體系化的，一個完全不同于古代社會的層面上展開。” 

一本寫給音樂愛好者的書

在李南看來，把古典音樂功能化正在成為當下的一個趨勢。“有過統計，4億兒童，2億生活在城市，2億兒童里面85%以上的家長會讓孩子到五六歲、六七歲的時候學一門課外技能，大部分有條件的家長會讓孩子學音樂，其次才是美術、舞蹈、體育等等，音樂是首選。所以它現在變成一種社會的需求，年輕人喜歡，但很少能聽到年輕人說我來聽交響樂是想知道它的文學背景、知道它的歷史背景、知道它怎么樣怎么樣，有的人是獵奇來的，有的人是聽說這個好聽。”

李南認為，劉雪楓這本書肯定不是寫給從事音樂的人的，“而且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包括現在，真正搞音樂的人反而會反感這個東西，還會抵觸這個東西。因為搞音樂的人認為音樂就是音樂，哪有那么多的背景，這都是矯情。” 所以劉雪楓這本書是寫給音樂愛好者的，是寫給音樂愛好者里面想去探究音樂更深層次東西的人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挺費力的事，現在這個社會，有這樣的人做這個事真的不容易，這種學問沒人做了。包括我們了解的，像《留聲機》雜志，國外一些著名音樂評論雜志，現在都已經開始往很市場化的、很前衛的、很迎合的、很娛樂化的方向發展。現在突然出來這么一個人，而且在這個方面去寫這樣的書，大家看你都覺得奇怪。所以劉雪楓現在還在做這個事，讓我很尊敬。”李南說道。

“用音樂寫文學容易，只要你這個作曲家有本事，只要作曲家有技巧，給你什么題材，就能寫出來。但是用文學說音樂太難了，特別是載道的文學，如果無標題的，說的天花亂墜、怎么說都無所謂，但是載道文學更難，這是需要有功夫的。只有你對音樂的熟悉和對文學的熟悉要到相當的程度，才能把這件事做到，否則的話你根本做不到。”李南也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