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各民族文學的跨族際傳播以及由此引發(fā)的族際間文學的交流交融，是新疆當代文學乃至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個缺口。本文分析了新疆當代文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指出跨族際文學傳播研究是解決問題的重要突破口，進而提出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跨族際傳播研究的主要向度，即傳播歷程研究、傳播現(xiàn)狀研究、傳播方式研究和傳播效果研究，指出了這些領域研究的基本命題，并討論了文學跨族際傳播研究的方法。

【關鍵詞】新疆；當代；各民族；文學；跨族際；傳播

無論在地理上、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文化上，新疆都是中國的一個極具特殊意義的“邊疆”。在古代，它是歐亞大陸的紐帶，是世界四大文明的交匯之處，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在當代，它是我國向西開放的橋頭堡，是國家拓展戰(zhàn)略空間的重要基地，也是中央確定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qū)”。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新疆一直是文明的十字路口。曾在新疆這塊大地上生存的民族有數(shù)十個，各民族文化有融合也有沖突、有交流也有隔閡、有相同之點也有相異之處。其中最重要的歷史界標是1949年，在這之前新疆各民族文化融合與沖突難分難解、此起彼伏，在這之后則是和諧共存、交融共進。未來，奮力譜寫好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疆篇章，關鍵在于能否面向新時代構建新型民族關系。文學傳播是觀察各民族關系的獨特而重要的視角，因為文學不僅是歷史與現(xiàn)實的鏡子，而且是民族文化與精神的重要載體，同時也是各民族交流互鑒學傳播學家洛文塔爾所言：“文學本身就是傳播媒介”。就此而言，以傳播學視角研究文學現(xiàn)象是當代文學學科發(fā)展的一個新的向度。

當代文學研究的困局與突破口

在新時期以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學科的版圖一直是不完整的。這種不完整的突出表現(xiàn)就是少數(shù)民族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缺席與匱乏。中國已被正式識別的民族有56個，各民族文學發(fā)展并不平衡，在發(fā)展程度上可以分為3類：第一類是在形態(tài)上具有較成熟現(xiàn)代性的文學；第二類是初步具有現(xiàn)代形態(tài)的文學；第三類是發(fā)展程度較低的民間口頭文學。

語言是民族文學發(fā)展與交流的屏障。由于語言等因素的阻隔，主流學術界對少數(shù)民族文學總體上了解甚少，許多現(xiàn)當代少數(shù)民族文學或長期作為學科盲區(qū)存在著，或被視為主流文學的延伸與復制。

進入新時期以來，現(xiàn)當代少數(shù)民族文學越來越多地進入文學史書寫視野。許多現(xiàn)當代文學的重要途徑。文學傳播研究是將文學與傳播學史著作都把少數(shù)民族文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單元對待，這就使得我們的文學史書寫形成了一個怪異的體制——它由三大板塊組成：一是以全國視角書寫的文學史，毫無疑問，漢語文學占據(jù)了主體地位，研究者并不強調其地區(qū)身份，因為不同地區(qū)的漢語文學都被視作中國文學的代表；二是港澳臺文學，是一個按照“一國兩制”思維劃分的單元；三是少數(shù)民族文學，是一個按照民族身份和地區(qū)身份劃分的單元。這個單元中的某些作家實際上已經達到全國文學的一流水平，而文學史書寫在處理他們的時候比較混亂，或放入少數(shù)民族文學單元，或不放入這個單元。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大格局對新疆當代文學研究具有很強的規(guī)范作用，同時新疆當代文學研究又有某些特殊性。在新時期以前，對新疆當代文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學批評層面，綜合性、系統(tǒng)性研究較少。進入新時期以后，研究工作逐步走向宏觀與綜合。但是，新疆各民族文學研究大都在各民族文學范圍內展開，主要探討各民族文學對當代社會生活的反映及其藝術價值。2006年出版的《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史》是新疆當代文學研究整體層次升級的一個重要標志。全書共四卷，一百多萬字，是一部全景式描述和研究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發(fā)展歷史的專著，也是一部地域性多民族當代文學史。但它仍然有反思的空間。

首先，它在突出“現(xiàn)場感”的同時缺少了一些“歷史感”。也就是說，它帶有鮮明的“當代評論”色彩，相對缺少反思性的歷史審視。或許是因為該書的編撰者大多是新疆當代文學進程的參與者，難以拉開應有的距離對它進行較為超脫的反思，對過程描述得多，對成績肯定得多，而上升到規(guī)律性的反思則較為薄弱。

在文學史研究中，要實現(xiàn)對歷史過程和面貌的真實呈現(xiàn)，我們必須“回到現(xiàn)場”，還原歷史情景；反之，如要實現(xiàn)對歷史現(xiàn)象與過程的科學解讀，我們又必須跳出歷史，以全國性或世界性視野從規(guī)律性高度來審視具體的歷史現(xiàn)象與過程。《新疆當代文學史》在“回到現(xiàn)場”方面的表現(xiàn)可圈可點，它完整、詳盡地呈現(xiàn)了新疆當代文學的發(fā)展歷程，使讀者可以借助此書較為清晰地了解新疆當代文學的全貌，也為今后對新疆當代文學的深度研究提供了較為豐富的材料線索。缺憾在于其“超越性”不盡如人意，對新疆當代文學生產機制、演變脈絡和深層規(guī)律的理論提煉與論述較為薄弱。

其次，它對各民族文學的論述不平衡。由于歷史傳統(tǒng)、生產方式、宗教文化、生存環(huán)境等方面的差異，新疆各民族文學發(fā)展極不平衡。新中國成立時，有的民族已形成比較成熟的書面文學，而有的民族基本上仍以民間口頭文學為主。這種不平衡自然也包括對各民族文學研究水平及文學翻譯狀況的不平衡。于是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文學研究實力較強、漢譯文本較多的民族文學，文學史對其的描述就較為充分，對其內涵的發(fā)掘和美學特征的闡釋也較為深入。相反，一些文學研究資源較為貧乏、漢譯文本較少的民族文學，文學史對其的描述就較為表層化。

評價標準問題也是多民族文學研究中的一個難點。評價任何一個作家作品或某個民族一個時代的文學，都必須將其置于某個坐標系中進行比較和衡定。這個坐標系的縱軸反映著文學的前后關系，橫軸反映著文學的平行關系。但是，對于一部具有多民族特性的文學史，是否應有一個超越民族的坐標系或評價標準？換句話說，我們應該堅持多元標準還是一元標準？從理論上看似乎應該堅持一元標準，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構建一個“統(tǒng)一”的文學史體系，但在實際操作中這卻是一個難題。如同總體文學理論與標準必須在國別文學基礎上經過充分的比較文學研究實踐與積累方能實現(xiàn)一樣，那種超越性的文學標準也必須在各民族文學本體研究和比較研究充分發(fā)展之后方能確定。如前所述，大量的研究工作只能在本民族內部展開，研究者的民族情感、文化認同和審美習慣不可能不影響文學評價的客觀性與科學性。由于文學翻譯的不充分與不平衡，主流學術界對許多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研究存在著難以克服的語言障礙，尤為重要的是，由于長期以來對各民族文學關系缺乏系統(tǒng)性的深入研究，使得一體化文學史建構舉步維艱。前述《新疆當代文學史》之缺憾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學術界對新疆當代各民族文學關系研究的欠缺，使得整部中國文學史更像是一個族別文學史的“拼盤”。有一個現(xiàn)象值得關注：中國學術界對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關系的研究已非常深入且全面，但對中國內部各民族文學關系的研究卻相對薄弱和欠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與百年來中國學術界的文化心態(tài)有關。區(qū)域多民族文學研究有不同的維度。比如，作族別文學研究，是以民族為邊界劃分研究領域；又比如，如果要書寫區(qū)域文學史，那就必須作綜合研究；還比如，作比較文學研究。而無論是作綜合研究還是比較文學研究，都需要有一個前提，即弄清楚各民族文學傳播特別是跨族際傳播狀況，這可以作為新疆當代文學研究整體水平提升的突破口。

新疆多民族文學跨族際傳播研究的主要向度

作為一個有待拓展的研究領域，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傳播研究亟待從以下向度展開。

（一）新疆多民族文學跨族際傳播歷程研究

新疆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時至當代，已有維吾爾、漢、哈薩克、蒙古、回等13個主要民族定居新疆。各民族長期以來相安互助、彼此影響，在保持各自文化傳統(tǒng)與精神個性的同時，又廣泛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養(yǎng)分和精神氣質，形成了既有整體性又有豐富性的民族文化系統(tǒng)。歷史上，由于新疆地域遼闊、人口稀少、社會發(fā)展緩慢、文化傳播方式原始，因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是以極其緩慢的速度和隨機發(fā)生的方式展開的。近代以來，中央王朝或政府雖然加強了對新疆的行政管理，但新疆地廣人稀、生產力落后、教育不發(fā)達、文化生產與傳播滯后等狀況并未根本改觀，各民族文學交流傳播的自發(fā)性、低頻率、淺層次特征沒有顯著改變。

新中國的成立不僅重塑了各地區(qū)的民族關系，極大地推動了邊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發(fā)展的歷史進程，而且在追求“現(xiàn)代性”的軌道上促使各民族文化不斷加強交流交融，加速走向一體化。尤其是進入新時期以來，一方面，少數(shù)民族作家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潮流中廣泛汲取了世界文學、漢民族及各兄弟民族的優(yōu)秀文學營養(yǎng)，創(chuàng)作出了許多優(yōu)秀作品；另一方面，漢族作家對新疆人文地理和文化氣質的思考與探索更加深入，表現(xiàn)出對燦爛悠久的民族歷史文化的濃厚興趣，從中汲取了充沛的發(fā)展元氣。正是在新的民族關系和各民族文學關系的基礎上，新疆多民族文學跨族際傳播呈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發(fā)展態(tài)勢。

（二）新疆多民族文學跨族際傳播現(xiàn)狀研究

這一向度主要是從“現(xiàn)時性”角度研究新疆各民族文學相互接受和認知的狀況，以準確把握當下各民族文學關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迅速融入經濟全球化大潮，中國各民族、各地區(qū)迅速融入全國經濟一體化格局，一度存在的區(qū)域分割與地方保護被打破，在各種跨區(qū)域經濟合作圈或經濟帶陸續(xù)形成的同時，越來越多的外國資本和跨國集團紛紛進入中國市場尋找發(fā)展商機。人員、物資、商品、資本等經濟要素在中國各地區(qū)之間、國內外之間形成了一個個覆蓋面越來越大，循環(huán)速度越來越快的經濟渦流。新疆自然也不能置身于全球化大潮之外。改革開放以后，新疆千百年來的神秘面紗被揭開，越來越多的投資者、經商者、打工者、求學者和旅游者來到新疆；同時，也有越來越多新疆的投資者、經商者、打工者、求學者和旅游者走向中國內地乃至世界各地。新疆有史以來從未像今天這樣如此廣泛而深入地融入世界，尤其是新疆少數(shù)民族群眾，他們的思想觀念、生產與生活方式、人生軌跡都從未像今天這樣發(fā)生如此巨大而深刻的變化。新疆各民族經濟與文化的交流交融，無論是頻度還是深度，都前所未有地強化了。

但是，形成悖論的是，隨著全球化、一體化的深入發(fā)展，各種各樣的文化回歸思潮也在興起，各種文明的沖突也在加劇。有學者指出：“物質文化領域中民族特點的消失，又往往加強了民族精神文化領域中的民族性”。越是全球化，認同問題就越是尖銳。本來各個民族、各個國家、各種文明在相對封閉的環(huán)境中各自發(fā)展，彼此之間的交流和碰撞十分有限，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人際之間、族群之間、國家之間、文明之間的交流日益頻繁且深入，“我是誰”的問題和“我怎么看待你”“你又怎么看待我”的問題愈發(fā)突顯。審視新疆當代文學史，我們會發(fā)現(xiàn)，在 20世紀 50年代至 70 年代，各民族文學大都是“向東看”，即以蘇聯(lián)為標桿，同時也都在追求文學的“全國性”。然而，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90年代以后，各民族文學都不同程度地出現(xiàn)了“向內轉”的態(tài)勢。對于漢族文學來說，就是建構和凸顯文學的本土文化特性。無論是周濤倡導的“新邊塞詩”還是董立波的“下野地小說”創(chuàng)作，都標志著新疆當代漢族文學本土文化意識的覺醒。對于少數(shù)民族文學而言，在對本民族文化傳統(tǒng)進行反思的同時，向民族文化回歸成為了更強勁的思潮，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熱潮的出現(xiàn)就是突出的表征。然而，由于一個時期下價值引導和政策規(guī)范的弱化，歷史小說中出現(xiàn)了過度強化民族文化認同而弱化國家認同的傾向，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訓。在這樣一種復雜背景下，調查梳理新疆各民族文學跨族際傳播的現(xiàn)狀與動態(tài)，對于我們深入了解經濟全球化、文化一體化趨勢下各民族文學乃至文化的關系，就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

無論是“歷時性”的文學傳播歷程研究還是“現(xiàn)時性”的文學傳播現(xiàn)狀研究，都需要高度重視“傳播力場”的作用。根據(jù)洛文塔爾的觀點，個體表達、傳播媒介、政治模式、文化制度、社會制度等都是“傳播力場”的主要因素，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構成了復雜的傳播動態(tài)結構，我們只有在這種結構中，才能有效闡釋某一特定歷史時期既相對穩(wěn)定又變動不居的文學傳播活動。

（三）新疆多民族文學跨族際傳播方式研究

自文學產生之日起，文學傳播就同步發(fā)生了。文學傳播方式隨著人類社會進步、文學發(fā)展、技術革新、媒介變革等因素的演進變遷而斷豐富升級。

口頭傳播在人類傳播史上曾是最主要的傳播方式，即使在文字產生后，口頭傳播在漫長的歲月中仍然與文字傳播并存。在當代，隨著新疆各民族書面文學的迅速發(fā)展，其已逐漸取代口頭文學占據(jù)了主體地位，文學傳播也相應地更依賴于現(xiàn)代傳播方式，如文學教育、文學翻譯、出版發(fā)行、文學批評、學術會議、影視改編等。在這些領域，新疆的文學傳播具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地區(qū)的特殊性。比如，漢語文學翻譯更注重本土少數(shù)民族文學，民語文學翻譯則更注重內地文學和外國文學。又如文學批評，各民族文學批評都聚焦本土文學，但漢語文學批評在關注本土漢語文學創(chuàng)作的同時，亦關注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民語文學批評則主要關注本民族文學；各民族交互式文學批評相對較少，一體化的文學批評場域尚未完全形成。

進入信息化時代以后，文學傳播方式又有了新的變化。網(wǎng)絡的誕生與發(fā)展，特別是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的飛速發(fā)展，催生了文學網(wǎng)站、文學客戶端這類新的文學傳播媒介。此外，微信、微博等社交軟件也發(fā)揮著文學傳播功能。不過，就新疆文學而言，通過這些信息化傳播方式傳播的文學信息還相對較少。

研究傳播方式還需要考慮市場化傳播與行政化傳播的不同。一般而言，市場化傳播更加注重傳播策略。當然，其策略因目的不同也有高下之別。有的傳播只以經濟效益為目的，只是把文學作品作為商品來營銷，至于會對受眾產生什么性質的影響并不被關心。有的傳播在關注經濟效益的同時也關注社會效益，其不僅在傳播內容上具有更自覺的“把關人”意識，而且在傳播策略上也更注重品味層次與長遠效果，并力求通過更加細化的服務，培養(yǎng)受眾的粘性。相較而言，行政化傳播具有更明確的目的、更雄厚的實力和組織資源，但在傳播方式與方法上往往比較粗糙，主要表現(xiàn)在對于受眾的喜好與需求重視不夠。在新疆，文學傳播市場的發(fā)育程度還不太高，由政府主導的傳播仍是文學跨族際傳播的主要渠道。怎樣在發(fā)揮既有優(yōu)勢的同時，適應文學傳播發(fā)展趨勢、不斷豐富傳播方式、持續(xù)優(yōu)化傳播策略，是一個需要在理論上深入研究并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的問題。

（四）新疆多民族文學跨族際傳播效果研究

從宏觀上看，人類傳播具有目的性，它實質上是個人、群體、組織和國家用來實現(xiàn)自己目的的一種文化手段。無論是自發(fā)的還是有組織的文學傳播，總會產生效果，只是這種效果或大或小、或潛或顯、或長或短、或正或負而已。文學傳播效果又可分為直接效果和間接效果。直接效果是指對受眾個體的影響，如在認知、心理、行動等層面所受的影響。間接效果是指文學傳播通過受眾個體這一中介最終對社會施加的影響。制約文學傳播效果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政治環(huán)境的穩(wěn)定性，族群關系的和諧性，傳播主體的信譽度與權威性，傳播內容是否接地氣、合潮流、順民意，信息載體是否豐富、是否符合受眾需求，傳播對象“接受屏幕”的品質以及能動性的高低等，都在不同層次上以不同的力度影響著文學傳播的效果。實踐證明，有效的文學傳播可以豐富個體的思維活動，完善自我與他人的關系，提高審美能力。對于社會尤其是多民族社會而言，跨族際文學傳播可以豐富并拓寬族群之間交流交融的渠道，可以增強不同族群的個體對其他族群文化的認知能力并進而提高對彼此文化的欣賞度和認同感，從而增強社會凝聚力，強化社會趨同效應。在多民族地區(qū)，主流文學傳播的流量越大、覆蓋面越廣，群體成員之間互動交流的頻率就越高，形成文化一體化意識的基礎就越好。尤為重要的是，文學傳播與政治傳播、宣傳教育不同，它主要訴諸于人的情感，文學所承載的思想、價值、政治、道德等內涵都需要經由情感這個中介才可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在文學的跨族際傳播中，各民族受眾在閱讀作品的過程中情緒受到感染，心靈引起共鳴，就會喜愛作品中的人物、故事、意境、情調，進而潛移默化地認同作品所蘊含的文化觀、歷史觀、國家觀、價值觀。也就是說，文學跨族際傳播有利于各民族受眾文化共同體意識的形成與鞏固。

但是，文學傳播效果研究又是難度很大的課題。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對文學傳播的接受是一種個體行為，其方式、廣度、深度、種類、角度等都因人而異。再則，文學傳播效果具有潛隱性和滯后性，一部作品被翻譯介紹到另一民族文化中，我們可以通過調查和文學實驗來檢驗其被接受的程度，但它究竟在哪些方面產生了什么程度的影響，往往很難論證。在復雜的社會系統(tǒng)中，我們一般很難在某一個因素與某一個結果之間建立單純的線性因果關系。因此，對文學傳播效果的研究，可能主要應在兩個方向上展開：一是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內從宏觀視角觀察文學傳播對族群關系和社會發(fā)展的影響，而且是把文學傳播作為眾多影響因素之一對待；二是在微觀層面采用某些實證方法，研究具體作品對接受者在認知、審美等方面的影響。

尤其需要明確的是，跨族際傳播效果的影響因素比單純族內傳播復雜得多，它同時受到民族差異、受眾所屬社會類別差異以及受眾個體差異的影響。

新疆多民族文學跨族際傳播研究的打開方式

黑格爾曾說：“在生活中我們有了目的，于是便反復思索達到這個目的的種種方法……按照目的，我們便決定達到這目的的手段或工具”。傳統(tǒng)的文學研究，無非是遵循兩大基本路線：一是從有效的理論出發(fā)觀照文學現(xiàn)象，根據(jù)其與理論的符合度判斷價值與意義，具體思維方法是演繹式的；二是從具體文學現(xiàn)象出發(fā)，經由歸納式分析上升到理論高度，達到把握規(guī)律性的目的。在具體實踐中，這兩種思維路線也常常混合使用。當我們把研究向度轉向傳播研究時，不僅視域大為拓寬，而且影響因素也大為增加，這就需要更多地借助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實際上，傳播學本身就是一門交叉學科。傳播學之父威爾伯·施拉姆曾把傳播學形象地比喻為學術研究的“十字路口”。

（一）文獻研究是基礎

回顧近幾十年來新疆當代文學研究的發(fā)展歷程，學術界往往比較重視即時文學評論和基于部分文學現(xiàn)象的理論概括與闡述，甚至于某些研究成果不過是國外理論方法的操練或國內某些研究模式的搬用，而新疆文學只是充當佐證材料和分析案例的角色。新疆當代文學研究缺乏堅實的基礎，即文獻的系統(tǒng)搜集與整理。實際上，整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一直存在著重論著而輕資料的傾向。研究新疆當代各民族文學跨族際傳播現(xiàn)狀，需要搜集大量有關文學翻譯、出版、評論、改編等方面的文獻與數(shù)據(jù)；研究文學傳播的發(fā)展歷程，更離不開有關文獻與數(shù)據(jù)，它是研究者知曉過去的最重要的方式。

（二）民族學研究是認知的重要背景

我們要研究多民族文學的傳播，必然需要借助民族學的理論方法。民族是想象的共同體，不同民族對民族共同體想象發(fā)生的早晚不一，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強弱也不同，而且民族共同體意識也會隨著內部與外部復雜因素的變化和矛盾運動而變遷。中國地域遼闊，地域文化各具特色，即使同為漢民族文化，不同區(qū)域之間也有很大差異，但這種差異通常不會造成文化傳播的重大障礙，因為它們所具有的共同性發(fā)揮著更關鍵的作用，如相同的符號體系——漢字、相同的文化價 值觀、相同的審美心理等。但在不同民族之間，卻存在著諸如語言文字、文化心理、歷史傳統(tǒng)、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殊異，它們可能成為跨族際文學交流的障礙，也可能成為跨族際文學交流的動因——文化之間會因不同而相互吸引，這就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一公理的理據(jù)之一。因而，在研究多民族地區(qū)文學跨族際傳播問題時，不可避免地需要具有民族視野。曾有學者在新疆進行民族關系的調研，在關于干部群眾跨族際交友問題上，民漢之間數(shù)據(jù)有較大差異，進一步分析后發(fā)現(xiàn)主要原因在于民漢干部群眾對于“朋友”的定義存在某些差異，當把這種文化心理差異考慮進去后，就會發(fā)現(xiàn)實際差異并不十分顯著。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各少數(shù)民族文學一致追求的是中國文學的“共同性”。20世紀 50年代至60年代，無論哪個民族的文學，翻身解放、革命斗爭、社會主義、平等團結、集體主義等都是國家認同的關鍵詞，各民族的特性表現(xiàn)得并不十分突出。新時期之初，改革開放、現(xiàn)代化、勤勞致富等成為國家認同的關鍵詞。90 年代以后，市場經濟、跨越式發(fā)展、國家崛起、復興傳統(tǒng)文化等成為國家認同的核心元素。但也正是從這時開始，文學中的“認同”問題變得復雜起來。一方面，國家認同、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認同仍然是強勁的主旋律；另一方面，各民族對自己民族文化的認同意識也在不斷強化，但包括對曾經被“祛魅”的某些文化板塊重新“構魅”的文化“回歸”在內，絕大多數(shù)作品對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再尋覓與再發(fā)現(xiàn)，都還是在豐富著中華民族文化認同，那些對文化認同進行解構的傾向只是支流，當然，是值得警惕的支流。社會與文化思潮的演變，影響著文學跨族際傳播的生態(tài)、廣度、深度、層次、效果，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理論與方法進行深入的梳理與辨析。

（三）社會—歷史研究是對問題進行深度解讀的必要途徑

在對各民族文學跨族際傳播狀況進行現(xiàn)象描述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它放在一定的社會、時代、歷史、文化、環(huán)境、風俗等廣闊背景之中去透視，以求準確分析其內在的復雜影響因素，是深化研究的有效策略。文學的傳播除了受審美需求的驅動外，還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如意識形態(tài)需要、社會結構變化、經濟發(fā)展水平、文學教育狀況、精神消費水平等。在人們的基本生存需求尚不能得到充分滿足的時候，對文學的消費愿望也是比較低的。在一個動蕩的社會，文學的創(chuàng)作、出版、流通、批評、研究等都缺乏良好的社會保障基礎，文學的傳播自然也會受到影響。特別是在邊疆多民族地區(qū)，社會動蕩往往會帶來民族之間矛盾與沖突的加劇，這會成為文學跨族際傳播的巨大障礙。相反，一個社會如果經濟發(fā)展、族群關系和諧、執(zhí)政黨有意識促進多民族文化繁榮與交流交融，并以此作為構建新型民族關系、促進邊疆地區(qū)社會和諧發(fā)展的有效工具，那么，文學的生產與傳播特別是跨族際文學的傳播就會具備強勁的動力。這就是我們在新中國成立之后見到的情景。新疆和平解放以后，在社會政治層面對各民族文學發(fā)展及跨族際傳播影響最大的因素有 3個，即解放、團結、發(fā)展。隨著階級壓迫的消除，新疆各族人民不僅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而且在經濟與文化生產力方面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執(zhí)政黨對于民族團結事業(yè)的高度重視與大力推動，為各民族文學交流交融奠定了扎實的社會基礎。中央對新疆始終如一而又與時俱進的發(fā)展戰(zhàn)略，更是各民族文學跨族際傳播的強勁動力。因此，研究新疆各民族文學跨族際傳播問題，不能沒有社會—歷史視角，尤其不能缺失意識形態(tài)視角。

（四）調查研究是科學論證的利器

美國學者邁克爾·辛格爾特里說過：“調查研究是現(xiàn)代社會科學的坐騎，使研究者和從業(yè)者能夠快捷有效地收集大量資料，并且將資料用于實用性或理論性研究問題上”。在調查研究方法中，問卷調查是便捷有效的方法，它在本質上是一種定量研究的方法。對各民族不同類型、不同層次讀者跨族際文學閱讀與接受情況開展問卷調查，以翔實的數(shù)據(jù)描述各民族文學跨族際傳播的現(xiàn)狀與走勢，是一種可倚重的方法。近年來，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問卷調查是被廣泛使用 的方法。不過，我們要對這種方法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認識。要注意避免樣本偏差和問題誘導性。研究表明，不僅問卷內容、備選答案的誘導傾向會干擾受訪者的獨立判斷，而且受訪場合如辦公室、教室、宿舍、路邊等都可能對受訪者答題造成干擾。

調查數(shù)據(jù)表明，漢族與維吾爾族受訪者對于新疆當代各民族文學發(fā)展與交流的認知，有很多相同與相近之處。如，比較喜歡的其他民族文學類型都是“小說”；了解其他民族文學的途徑排在首位的都是“網(wǎng)絡”；關于新疆各民族文學薄弱點的認識，首要因素都是“評論推介不夠、翻譯出版落后”。這說明新疆各民族受眾在對新疆文學的

認知上具有廣泛的共識。但同時我們也發(fā)現(xiàn)，民漢受訪者在另一些問題的認知上存在一定差異。比如，對其他民族文學的了解程度，有22.4%的漢族受訪者選擇“不了解”，而選擇同一答案的維吾爾族受訪者占比只有 3.3%。可能的原因在于各民族受眾都會優(yōu)先關注主流文學，且少數(shù)民族之間文學交流的困難度遠小于漢族與少數(shù)民族之間。又如，在對閱讀其他民族文學障礙的認知上，維吾爾族受訪者選擇最多的是“語言差異”，而漢族受訪者選擇最多的則是“文化差異”。這是因為維吾爾族受訪者大多傾向于直接用其他民族語言閱讀其他民族文學作品，而漢族受訪者則更傾向于通過譯本閱讀其他民族文學作品，在這種情形下語言差異自然不是問題，而文化差異則是問題。再如，對新疆各民族文學融合度的認知上，漢族受訪者認為達到“深度融合”的占比僅為3.9%，而維吾爾族受訪者認為達到“深度融合”的占比為 9.3%。造成差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彼此判斷標準及觀察角度的不同可能是重要原因。

問卷調查方法要想通過數(shù)據(jù)分析得出高價值結論，還應該注意以下問題：一是在進行綜合數(shù)據(jù)分析的同時，還要注意差異性分析；二是如 果條件允許，最好能把橫剖調查、固定樣本調查和趨勢調查結合起來，這樣得到的數(shù)據(jù)更有立體感，也更能呈現(xiàn)事物發(fā)展的規(guī)律。

（五）深度訪談是定向突破的有效方法

訪談調查是一種定性研究的方法，問卷調查與訪談調查可以結合使用。前者獲得的往往是表面信息，而后者獲得的可能是深層信息。我們在訪談調查實踐中體會到，為了使訪談比較聚焦，事前應準備好訪談提綱，并至少提前3天交到訪談對象手中，以便受訪者深入思考。即興發(fā)表的意見往往學理性、邏輯性較差，也未必能夠準確反映人們的認識。同時，為了防止把訪談變成對給定問題的機械問答，可以有意識地與受訪者對一些問題展開討論，但不要喧賓奪主，訪問者

應盡量把時間更多地留給受訪者，同時要注意不要對受訪者進行過多引導。

（艾光輝，男，新疆財經大學教授，新疆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現(xiàn)當代文學、少數(shù)民族文學和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