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絲綢之路國際文化交流中心主辦的“馬克·夏加爾”大展中國首展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廊坊館展出。參展的155件作品中，包含了畫家1925年至1981年創(chuàng)作的28件繪畫真跡。馬克·夏加爾，這位在現(xiàn)代繪畫史上足以與畢加索和馬蒂斯媲美的超現(xiàn)實主義畫家，借由細膩的筆觸與夢幻般的絢爛色彩，向世人吟誦一段以愛與離愁為主題的敘情詩，正如他所說，“我的畫就是我的記憶”。

Ⅰ·從維捷布斯克到巴黎

1887年7月7日，馬克·夏加爾出生于白俄羅斯東北部的一個偏遠小城，這個名為維捷布斯克的城市裝載了畫家日后藝術創(chuàng)作的大量素材。在他1915年至1922年間陸續(xù)完成的自傳《我的人生》中，畫家細致描繪了童年生活的清貧與窘迫。父親扎哈爾是個臉上充滿憂愁的苦工，身上散發(fā)著腌制鯡魚的鹽鹵氣味，永遠疲憊不堪、心事重重；母親菲嘉·伊塔開了一間雜貨鋪，每月賺取20盧布補貼家用。這個對禁令過分執(zhí)著的猶太家庭，無法理解和容納“藝術家”這個陌生的職業(yè)身份。

畫家的母親為他過早規(guī)劃好了循規(guī)蹈矩的人生，但夏加爾從來是一個大膽的夢想踐行者。他想當音樂家、舞蹈家、詩人，“幻想著到另一個世界當藝術家”，他日后種種大膽的藝術嘗試也確實印證了一個藝術家的無限可能。夏加爾既是油畫家，又繪制了大量素描、水粉畫和蝕刻畫，做過戲劇舞臺的美術和服裝設計，并在晚年創(chuàng)作了大量教堂玻璃彩繪和瓷磚鑲嵌畫。藝術實踐的豐富性，讓我們難以對夏加爾的作品一言以蔽之，用畫家自己的話做注解：“我的畫是對我內心形象的鋪陳”。

鄉(xiāng)村生活給畫家?guī)砹缩r活且豐富的記憶給養(yǎng)：教堂的唱詩，馬戲團的表演，勞碌奔波的猶太人、乞丐和傳教士們……天地萬物間最質樸和溫暖的人和事，悉數(shù)轉化為畫家筆下的詩意隱喻，為他的藝術創(chuàng)作提供了土壤。在他茫然無措的流亡年間，維捷布斯克如同一雙來自遠古的抓手，支撐著畫家疲憊的身軀，使其脫離困境。于是，我們看到了《我與村莊》《鄉(xiāng)村生活》等一系列直接以家庭和故鄉(xiāng)為主題的繪畫。

1906年，夏加爾離開維捷布斯克，揣著父親給他的27盧布前往圣彼得堡。在此之前，他在家鄉(xiāng)的耶烏達·潘繪畫設計學校學習，積累了一些入門知識和臨摹技巧。他在圣彼得堡與俄國先鋒派藝術不期而遇，他的老師列昂·巴克斯特是當時藝術活動的領導者，后出任俄國芭蕾舞劇團的服裝與布景設計師，頗享盛名。在巴克斯特的影響下，夏加爾感受到“歐洲氣息”，并開始對巴黎心向往之。

他學習克勞德·莫奈、文森特·梵·高和愛德華·馬奈等人的藝術技法，試圖摸索出一套獨有的圖像符號體系。猶太傳統(tǒng)與俄國民俗風情，融合于當時歐洲藝術的表現(xiàn)風格，夏加爾逐漸建構起一個色彩感強烈的圖像王國。在他這一時期完成的《自畫像》《出生》《死者》等作品中，我們都能看到畫家對“色彩精神價值”的強調與偏愛，簡潔粗放的線條、大色塊的填充、原始的變形、戲劇性的敘事主題，都為作品增添了神秘氣氛。

1910年8月，一直資助夏加爾的猶太議員馬克思·維納弗爾慷慨解囊，幫助畫家離開俄國，踏上前往巴黎的藝術之路。

Ⅱ·“從沒有作品會如此魔幻”

初抵巴黎的夏加爾很快融入了城市濃烈的藝術氛圍。博物館、畫廊、沙龍、熙攘的人群和車水馬龍的街道都給他帶來了強烈的感官刺激，“我從俄國而來，心中懷揣著目標，而巴黎讓它熠熠生輝起來”。1912年，他搬到屠宰場附近的一間簡陋畫室“蜂巢”，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散發(fā)著波希米亞式的藝術氣息”。那是20世紀初，強調個人主義與自我意識的先鋒派在歐洲大行其道，以巴勃羅·畢加索和喬治·布拉克為領袖的立體主義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夏加爾這一時期完成的作品，如《詩人，三點半》《七個手指的自畫像》等都明顯帶有立體主義風格。但是，立體派強調的嚴謹構圖讓夏加爾感受到掣肘，他一方面嘗試進行立體派創(chuàng)作，一方面排斥固定的審美程序，斥責教條的藝術觀念。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夏加爾有意識地遠離立體派審美，畫作中開始出現(xiàn)非理性的超現(xiàn)實圖像符號。

夏加爾將巴黎稱為生命中“第二個維捷布斯克”。《窗外的巴黎》是1913年完成的作品，也是畫家以巴黎為主題創(chuàng)作的最后一幅畫作。色彩和光線平面交疊、混亂而神秘的意象并置給畫面增添了魔幻氣息。雙面人、長著人臉的貓、倒置的火車、迷離的色彩，共同構成了巴黎的城市幻象。彼時，夏加爾的色彩與光影處理顯然受到了好友羅伯特·德勞內的影響，后者認為色彩本身就是形式與主題。異質性的圖像并置使夏加爾的畫作伴隨著大膽的變形、象征和創(chuàng)新，形成一套原創(chuàng)符號系統(tǒng)。極強的色彩表現(xiàn)力與形式化的隱喻提供了大量可被解讀的空間。但我們的畫家拒絕解釋，他將自己的繪畫直觀表述為“狂野藝術、感情強烈、瞬息萬變，藍色的靈魂在畫布上一閃而過”。

起草了《超現(xiàn)實主義宣言》的藝術理論家安德烈·布勒東對夏加爾的作品贊賞有加，認為這些不著邊際的圖像符號“極為成功地將當代繪畫中的隱喻外化”，在此之前，“從沒有作品會如此魔幻”。最具有超現(xiàn)實主義風格的符號是神秘的掛鐘和飛鳥圖像，如1914年的油畫《鐘》就描繪了懸浮的掛鐘和德維納河水面上飛翔的怪鳥。《時間是一條無岸之河》完成于1930至1939年，被認為是夏加爾最具有超現(xiàn)實主義特色的油畫。畫家再次繪制了一只懸浮于河面的搖擺掛鐘，以及長著翅膀在空中演奏提琴的飛鳥與魚，整個畫面運用了經典的“夏加爾藍”，模糊了水面和天空、現(xiàn)實與鏡像幻影之間的界限。超乎尋常的圖像疊置形式將遨游天際的想象力發(fā)揮到了極致，畫家對驚奇、幻象、夢境、非理性和超自然的偏愛，應合了超現(xiàn)實主義“尋找不相容的物體，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結合起來作為象征”的慣用手法。在一場時間的夢境中，夏加爾的筆觸如河流般延展，“藝術中的一切都應回應我們血液中的每一次律動”，他沉迷于“繪畫是詩歌真正的語言”的觀念，在繪畫中探究時間、生命和救贖的真意。在一場充滿了象征和隱喻的時光之河中，我們看到縈繞在畫家心中的圖像布局。

現(xiàn)在，人們慣于將夏加爾稱為超現(xiàn)實主義畫家。然而，在超現(xiàn)實主義大放光彩的時代，受到邀請的夏加爾并沒有選擇加入這個團體。在他看來，超現(xiàn)實主義者進行“無意識的自由寫作”，過分依賴于對潛意識的挖掘，而無意于流派限制的夏加爾則聲稱，“沒有弗洛伊德，我就已經睡得非常好了！”

Ⅲ·玻璃花窗上的流動詩歌

很長一段時間中，夏加爾試圖拓展藝術媒介的多樣性，比如陶瓷、雕塑和掛毯。自1956年起，彩繪玻璃的適用性使夏加爾出神入化的色彩闡釋達到極致，他開始接受大量委托，在哥特式大教堂、禮拜堂、歌劇院等公共建筑上繪制玻璃花窗。1963年，他為巴黎歌劇院設計了巨幅天頂畫。次年，畫家接受委托為聯(lián)合國秘書處大樓創(chuàng)作玻璃窗畫《和平》，站在玻璃前，我們能夠看到陽光穿過玻璃窗上靜謐的天藍色，譜寫出神圣的詠嘆調。正如德勞內所贊嘆的那般，玻璃上的“透明顏色與光線交織產生流動的詩歌”。

1937年，尼斯的夏加爾美術館開館時，世人才恍然發(fā)現(xiàn)，這個曾經落魄不堪的維捷布斯克少年，已然成長為全方位的藝術實踐者，他的創(chuàng)作涉及玻璃彩繪、馬賽克、石版畫、雕版畫、水粉、素描、雕塑等等。夏加爾，其名在俄語中意指“大道直行”，見證了近一個世紀的時代變革。他以旺盛的創(chuàng)作精力觀照著整個時代的悲喜，以詩歌和繪畫的圖文符號，向世人傾吐著爛漫的想象和神圣的隱喻，觸動了整個世界。離世時，夏加爾被授予法國榮譽軍團的大十字勛章，自此安詳?shù)亻L眠于他所熱愛的這片土地。正如一幅畫作的名稱所言，“生命的盡頭是一朵花”，夏加爾用生命與愛為人們奉上詩意與夢幻的精神盛宴。詩人讓·波朗曾如此歌頌畫家不尋常的一生：

“夏加爾熟悉泉水和雨水。

他與太陽平起平坐。他什么都不拒絕。

顯然，他畫他關注的一切，

從烈焰中的飛馬直至大眼睛的精靈。

他始終一成不變，無論是愉悅或是憂傷。

或者寧可說，他在經憂知窮的極度幸福中，

也依然故我。”

（作者：陸穎，系浙江師范大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