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英國著名間諜小說家約翰·勒卡雷去世，享年89歲。

我經常喜歡把約翰·勒·卡雷與伊恩·弗萊明、雷蒙德·錢德勒放在一起對比，盡管三個人寫作的焦點有所不同：間諜、特工和偵探，但是某種程度上都是神秘又危險的工種，是穿梭在波詭云譎的20世紀時代浪潮中的獨行俠，是在黑白之間橫跳、在灰色地帶游走的夜梟，都在展現異域風情的背后帶有獨屬于自己時代的意識形態色彩。

對于電影觀眾而言，弗萊明創造了風流倜儻的“007”詹姆斯·邦德，肖恩·康納利、皮爾斯·布魯斯南和丹尼爾·克雷格等一眾形象鮮明的英國男星讓這個角色在大銀幕上常青五十載；而錢德勒筆下的私家偵探菲利普·馬洛，借好萊塢40年代的“硬漢”影星亨弗萊·鮑嘉和“反英雄”代表的羅伯特·米切姆還魂，成為了黑色電影類型永恒的經典。然而提到約翰·勒·卡雷，人們似乎無法立即聯想到某個角色或某張面孔，但大多會想到一座城市和一個年代，那就是柏林與冷戰。

即便是同一個柏林，同一場冷戰，不同導演卻賦予了其迥然相異的影像特質。《柏林諜影》（1965）中的黑白光影，第一個鏡頭不由讓人聯想起奧森·威爾斯最被低估的作品《歷劫佳人》（1958）開頭那個發生在美墨邊界的長鏡頭：同樣在一個長鏡頭內，攝影機沿著石墻和鐵絲網橫搖，背景中是濕漉漉的碎石磚地面和幾乎空無一人的廣場，只有蘇聯的士兵在巡邏，直到出現告示牌上的英俄德三個語種，才揭示了此處是東西德分界上的哨站——查理檢查站。一輛汽車從東柏林方向開過來，經過層層關卡，西柏林哨站內的人緊張地踱步，預示著即將發生的慘劇。伊麗莎白·泰勒的前夫理查德·伯頓飾演男主人公阿列克，為了混入東德，為了贏得敵方的信任，身為間諜的他開始故意暴露自己的弱點，而為了這個身份所付出的代價最終讓他再也無法脫身，只能慢慢被這架冷酷無情的機制體系所吞噬。

《鍋匠，裁縫，士兵，間諜》（2011）雖然沒有聚焦在柏林，但是故事蔓延到冷戰期間整個英國的情報機構“圓場”和蘇聯的情報機構“中心”之間的纏斗。加里·奧德曼飾演的史邁利是個被踢出機構的局外人，組織將他召回，調查“圓場”高層中藏著的內鬼。影片啟用了大半個英國影視圈的實力派男星如科林·費爾斯、約翰·赫特、湯姆·哈迪、馬克·斯特朗、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等。如果說《柏林諜影》更關注人物內心的道德審判和天人交戰，那么《鍋匠，裁縫，士兵，間諜》則剝繭抽絲、層層環扣地展現了英國情報機構內部的復雜與齷齪。影片整體肅殺沉靜的格調之中，不斷穿插著圣誕晚宴的場景，泛黃的色調和輕柔的圣誕旋律平添一抹憂傷之意，仿佛暗示著人們更懷念的是那個真正在戰場上殺敵、為祖國帶來榮光的歲月，而不是這場一切都在暗流中涌動、見不得光的鉤心斗角才是主角的冷戰。

約翰·勒卡雷最近一次走入人們視野，便是韓國導演樸贊郁執導的英劇《女鼓手》（2018）。用高飽和度的明艷色彩和上世紀70年代夸張的美學風格，演繹了一個《色·戒》式的間諜色誘故事。將視角轉向女性之后，《女鼓手》中的緊張感和懸疑感很大一部分來源于兩性之間的互動與張力，然而女主人公查莉（弗洛倫斯·皮尤飾）需要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兩個國家民族之間抉擇的內心沖突，則依舊呈現了勒卡雷一以貫之的“站隊”主題。這場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已經不局限于一座城市，這道在人們心中筑起的高墻，用意識形態將這個世界硬生生地切成兩半。

勒卡雷小說改編的其他影視作品，如《巴拿馬裁縫》（2001）、《不朽的園丁》（2005）、《夜班經理》（2016）和《我們這種叛徒》（2016）等，都是在異國他鄉、充滿對立沖突的高壓環境中，表現人的變化和選擇。個體在體制機器面前被裹挾、被擠壓、被異化的無力感在這些作品中被表達得淋漓盡致。

同時，在勒卡雷最富有自傳性的作品《完美的間諜》中，我們也會對這位作家的精神世界洞悉一二：在詐騙高手的父親的熏陶下，他從小就對人的虛偽和欺騙之術了然于胸；而母親的出走與缺席，也讓他對俗世的溫暖和幸福保持著冷眼旁觀的警惕。他希望作為個體的人能夠在政治與人性的錯綜復雜之間保持自我，但是這份堅守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有走向毀滅這一個結局。

在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的真實工作經歷，不僅讓勒卡雷對間諜生活的描寫充滿細節質感，同時也讓他看到了柏林墻下多冤魂，鐵幕兩側都不乏骯臟的勾當。因此，他一直是一個公開支持歐洲一體化的作者，對英國的“脫歐”行為大加指責。他批評英國當政的政治家們“利用懷舊情緒挑撥人民心中的怒火”，殊不知昔日的榮光已是泡影，人們齊心協力拆掉的高墻難道時至今日要被重新筑起嗎？勒卡雷作品中個體的悲劇性誠然來源于強行劃分的意識形態陣營是不符合人性中同情與包容的那一面的。讓冷戰之下的故事成為歷史而不是預言，讓20世紀的瘋狂與絕望不再重演，讓意識形態的對立不再被利用而成為束縛個體的枷鎖，或許是約翰·勒卡雷留給人們最寶貴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