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10年前，本書作者李秀兒出版第一本散文集《隨風行走》時，我為她寫過一篇題為《自在風 散淡人》的序。作序時我與她未曾謀面，但是讀了朋友轉送來的書稿，我由衷地為文壇“隨風行走”般走進一個自然天成、文風率性的散文寫作者而感到高興。10年過去了，至今還記得那篇序文，我曾對書里記錄她“隨風行走”的某些散文篇章大加贊賞，比如說到她寫的《怒江》，我就特別喜歡，并認為“這是我讀過的所有寫怒江的散文中印象最深、寫得最好的一篇”。在那篇序里，我還順手摘抄了《怒江》的一段文字，用以證明我的評價“此言不虛”。后來這篇序文發表在當年的《文藝報》上，沒想到引出一段故事——

認識李秀兒，純屬偶然。

2010年春，我在《文藝報》上讀到詩人曉雪寫的一篇評論文章，文章里轉述了被評論對象的一段文字，寫怒江的：“站立起來的大江，你見過嗎？……車進怒江峽谷，大家就被迎面撞來的怒江給鎮住了。這哪里是一條江啊，我們分明撞到一頭迎面而立的水獅子！它一晃腦袋，就水珠亂濺，一齜牙咆哮，就有陣陣驚雷滾過……”怒江，我去過，寫過，也見別人寫過，卻第一回見到這樣寫怒江的文字。而且，作者李秀兒——應該是個女性吧？我這樣猜想著，順手把這段文字抄寫在當天日記里。

也在這一年，秋天，一個電視攝制組來我家采訪。互相介紹時，一個年輕的節目主持人說，她叫李秀兒。我一下子想起半年前抄寫那段文字的作者，翻出日記，兩相對照，我們就這樣戲劇性地認識了。舊事重提，是想說，由此，云南兒童文學陣營多了一名生力軍——隨后不久，李秀兒出版了她的第一本兒童文學作品，書名就叫《站立起來的大江》。

以上引述，來自云南作家吳然對李秀兒作品評論的一段文字，也曾發表在《文藝報》上，正好收入本書中。原來，我的序文引來了他的關注。后來，李秀兒進入兒童文學陣營并取得成就，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讓我沒想到的是，在此期間，李秀兒陸續創作出版過《花山村的紅五星》《兩個少年的長征》《平娃的墓園》《站立起來的大江》《大馬幫》《秋天的心事》等8部兒童文學作品，曾獲2016年“全國十佳童書”榮譽、2017年度冰心兒童文學新作獎。更讓我沒想到的是，就在她創作勢頭正好的2017年，她放下所有，離開云南，去到上海這個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發祥之地，來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博士學位，又在三年后的今天，有了這部依然與云南有千絲萬縷聯系的著作《云南生態兒童文學作家口述史》（以下簡稱“口述史”）。細讀這部“口述史”，我以為有以下突出特點：

拓展新視閾，提供新借鏡

熟悉當代云南文學歷史的朋友都知道，兒童文學創作一直是云南文學的強項之一。最早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的劉御、柯仲平，上世紀40年代的馬瑞麟、柏鴻谷，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進入改革開放以來，云南都有成績和影響較大的兒童文學作家作品，比如以喬傳藻、吳然、沈石溪為代表的“太陽鳥”兒童文學作家群，以及云南各個時期、星散各個地方的普飛、朱德普、劉綺、鐘寬洪、張祖渠、凝溪、馬賽、楊美清、辛勤、張焰鐸、康復昆、吳天、楊保中、汪葉菊、湘女、湯萍、余雷、蔣蓓、劉珈辰、沈濤、冉隆中、呂翼、和曉梅、馬瑞翎、任繼敏、李艷麗、段永祥以及本書作者李秀兒等人。

“太陽鳥”兒童文學作家群之所以有較強的生命力和穿透力，是因為這個群體有著較為一致的審美取向，其作品大多以書寫云南邊地美麗豐富神奇的生活畫卷為己任，確實產生了具有異質化審美特征的一批新作，被批評界認為是中國兒童文學“崛起的新山脈”。但當時的研究，大多從地域性、民族性和時代性等過于宏大的方向入手，肯定成績比較抽象，指出問題往往“開大處方”。這種理論思維和研究方式，對于具體的文學樣本的分析評判和整體的文學思潮的辨析引導，難以鞭辟入里，切中肯綮，多少有些讓人遺憾。

“口述史”以生態為紅線，將云南兒童文學創作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有機地串連起來，以前比較散亂的珠子變成了一條緊湊精致的項鏈，確實讓人眼前一亮。“口述史”拓展了觀察、評價和研究云南兒童文學的一片新視閾。從“口述史”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云南兒童文學作家對于生態主題的理解，經歷了從不自覺到自覺的演變；對于生態題材的處理，經歷了從著眼于獵奇到著眼于警世的升華。在“口述史”中，我們可以看到諸如沈石溪、吳然這樣的作家，為何數十年成就斐然，寶刀不老？因為沈石溪的動物小說正是經歷過“以非人類中心的創作視角，創造動物與人、自然與人平行平等的發展軌跡和生存位置，塑造以動物視角反觀并審視人類，超越人類自審的慣性思維，對讀者產生了強烈的心靈震撼”這樣的巨變。吳然的散文“總能找到他那和大自然融為一體的‘十分隱秘的內心感覺’，聽見他所揭示出的大自然的‘潛臺詞’”。難能可貴的是，“口述史”“打撈”出遠離文壇沉寂已久的喬傳藻，將他當年擅長描寫森林動物的生態散文成就和經驗放在“口述史”的放大鏡下，讓其閃耀出熠熠光輝。“口述史”引用了我當年為喬傳藻《星星寨》作序的一段評價文字，“喬傳藻慣于用詩一般的語言和情絲，表現和抒寫著我們時代的美，生活的美和自然的美。讀著這樣的作品，我想不論是小朋友或大朋友，都會像飲甘泉、喝蜜酒一樣，得到美的享受和滿足吧？”總之，關于生態的云南兒童文學，正如“口述史”總論所指出的：經歷過一番艱難曲折，云南兒童文學作家終于以“非人類中心主義”取代“人類中心主義”，以“人類屬于大自然”取代“大自然屬于人類”，進而生成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熱愛自然、保護自然、與自然平等相處和諧發展、甚至自然優先發展的生態意識、生態倫理、生態哲學以及生態文學（包括生態兒童文學）優秀作品。這樣的兒童文學創作或批評，才堪稱“生態兒童文學”。“口述史”以批評方法論的轉變，又以具體作家作品入手進行對話研判，由此帶來的新視域，提供的新借鏡，讓人耳目一新，就在情理之中了。

闡釋新高度，預示新方向

中國古代先賢在闡釋人與自然的關系時，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其中老莊一派，主張天人相通，萬物同根，生命同源，尤為強調順應自然，順應與生俱來的“天人合一”，即“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今天的“人類屬于大自然”的生態整體主義觀點，與之基本暗合。

生態文學的本質內核是生態文明。生態文明建設是黨和國家正在全面推進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的重要一環。生態兒童文學是生態文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既是時代社會的需要，也是現實環境的產物。在“口述史”中，李秀兒顯然注意到云南獨特的自然環境資源為兒童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題材領域與審美空間這一事實。她借助生態中心主義和生態文學研究的最新理論成果，將生態文學“以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考察和表現自然與人的關系、探尋生態危機的社會根源、表達人類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的理想并預測人類的未來”的四大特征移植于兒童文學。從生態的角度提出“選材要嚴，開掘要深”的兒童文學新高度，從生態文明的高度梳理云南兒童文學的來路和走向，為云南兒童文學重新命名并以此開啟自然之門、生態之門，由此催生出富有新質的云南生態兒童文學。這樣的理論探索和創作實踐有著豐富的現實意義。“口述史”既是對兒童文學確立了一種新高度，也是對兒童文學表現領域的一種有效拓展。由此，兒童文學的審美外延在廣闊的生態領域得以自由延伸，贊美自然，敬畏生命，保護生物多樣性，使大自然的動植物、大地和生態系統，由原來文學作品中人類改造的對象物，變為生態兒童文學的主角或主體，形成和豐富諸如動物小說、童年生態散文、森林動物散文、都市或鄉村生態文學、邊地或民族生態文學、生態環境幻想和探險文學等多種生態兒童文學樣式，進而，更多更好的生態兒童文學或在不遠的將來得以在云南更大面積地崛起。從上述意義來說，“口述史”預示著云南生態兒童文學發展充滿光明的一個嶄新方向，也未可知。

毋庸諱言，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云南“太陽鳥”兒童文學群取得過令當時全國矚目的成就，其后的本土兒童文學出現過較長時間的沉寂和落寞也是事實。亟待尋求突圍與重鑄的云南兒童文學，從嚴格意義的生態文學方向入手，建立起生態整體主義而不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兒童文學理論體系和創作倫理，將兒童文學的創作邊界從人的生活、人的社會、人的世界向花鳥蟲魚、山川萬物、宇宙生靈無限拓展，開闊其更加遼遠的創作視野，豐富其更加無垠的哲理情思，就一定會得其所愿：高原太陽鳥，生態開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