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仙阿嬤獨自撫養無父無母的兜兜仔火龍考上大學，是一則非常溫暖的社會新聞。兜兜仔火龍作為下帥鄉壯族村寨第一個考上大學的孩子，他的成長故事格外勵志。選擇這樣一則新聞故事作為小說創作的主題，對于寫作者而言，是件迎難而上費心費力的事情。都說新聞結束的地方是文學開始的地方。如何開始？如何賦予這個社會新聞以小說的張力和文學的品質？這不禁讓我想起了作家胡永紅那部讓我驚艷的《我的影子在奔跑》。在那次寫作實踐中，胡永紅打破了時間、空間和心靈之間的壁壘，刻寫出一個患有阿斯伯格綜合征孩子的心理空間和精神世界，描繪出一個自閉癥孩子成長的精神成圖。在這部《上學謠》里，我又看到了勇于打破邊界的胡永紅，她再次挑戰寫作難度，由果溯因，豐滿了兜兜仔茁壯成長的內在邏輯和外在因素；以管窺豹，以兜兜仔這個獨特個體的成長揭示兒童健康成長的必然之路。這種寫作實踐，再一次拓展了兒童文學的敘事邊界。

對這部小說的結構，胡永紅是頗費了些心思的。當她第四次到下帥鄉采訪后，“面對這么多的素材，一時間有點不知所措”。的確，距離胡永紅動筆寫作，水仙阿嬤哺育孫子火龍上大學的事跡已經過去了許多年，那么多細碎的過往，在時空的亂流里起伏，如何捕捉有形無形的點滴，讓它們以文學的方式排列成文，考驗著作家的文學敘事能力。

于是，胡永紅選擇了以退為進，還生活予生活，讓故事成為講述者。翻開目錄，《我是故事》《我是黑狗》《我是雷公》……一直到最后《我是嘹歌》《我是壯錦》，里面有著元小說的影子，但又不是元小說；有著萬物有靈的童話思維，但又不是童話。將敘述的主動權交給了兜兜仔生活里遇到的所有人、事、物，這種講述不同于作者或者人物的講述，也不是簡單的擬人化敘述，而是讓每一種“素材”都帶上了自身的物性特點。

比如《我是斗笠》里，斗笠講述了兜兜仔想要和別的孩子一樣擁有一把雨傘，而不是壯鄉人祖祖輩輩用的竹篾編成的、刷著桐油的斗笠，為了不戴斗笠，兜兜仔試圖用鐵锏扎破斗笠。在阿嬤受傷、自己闖禍之后，終于接受了斗笠。在講述這段故事時，關于斗笠的編織、斗笠與壯鄉人生活的密切關系也得以一一呈現。斗笠里既有世代流傳下來的壯鄉傳統和情感，也暗含了傳統與現代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的小小碰撞。當然，從兜兜仔對一把雨傘的渴望，也能看出水仙阿嬤生活的窘迫和拮據。而水仙阿嬤修復斗笠、愛惜斗笠卻也想辦法給兜兜仔買雨傘，一則見出水仙阿嬤對兜兜仔的疼愛，二則表達了水仙阿嬤們對傳統生活方式的留戀和珍惜。這種復雜情感在斗笠稚拙的講述中呈現出來，就有了文學表意的張力。

再比如《我是童謠》《我是銅鼓》《我是葫蘆》《我是南竹》，講述的是兜兜仔為了改善家里的伙食，和幾個小伙伴相約晚上去抓黃鱔的故事。孩子們居然用傳統儀式上才用的銅鼓嚇黃鱔，而且用到了在壯鄉童謠和詩劇里傳唱的壯族造物主布洛陀（盤古）——葫蘆，以及和葫蘆相關、記載了壯鄉的英雄傳說的南竹。于是，一個小伙伴們捉黃鱔幫助兜兜仔和水仙阿嬤改善生活的小故事，在銅鼓、葫蘆、南竹的講述中，充盈著壯鄉人樸素的精神操守和道德倫理，也給兜兜仔的生命成長打上了獨屬于壯鄉的氣質烙印。

長篇小說是空間和時間的藝術，還是結構的藝術。胡永紅在這部作品里，讓文本敘事的意蘊達到了最大化的效果，呈現了一個無父無母的兜兜仔健朗成長、成為下帥鄉第一個大學生的必然性。

先看作品對環境和氛圍的把握。自然環境的描繪通過每一章敘述主體的自我畫像非常細致地呈現了出來。無論是荷花、響石、小溪、火草、香禾，還是銅鼓、標話、嘹歌、壯錦，由于擁有了“講述”能力，對自己的特性尤其是意喻美好的特征都能竭盡所能的表達。在呈現特性的同時，還讓讀者感受到一些可愛和俏皮，仿佛好不容易拿到話筒的孩子在盡情展示自我。

再看對人心人情的表達。兜兜仔出生后母親跟人走了，剛上小學父親又死于礦難，兜兜仔和水仙阿嬤的日子無疑雪上加霜。然而水仙阿嬤始終不愿領撫恤金，她堅持只要不領撫恤金，兜兜仔的爸爸就沒有死，就只是失蹤，就還有希望。水仙阿嬤以一種大家都無法理解的偏執，一次次要求鄉鎮領導幫她找人。到后來，鄉鎮一級組織只能謊稱撫恤金是兜兜仔爸爸寄來的，每月定期交給水仙阿嬤補貼家用。當撫恤金支付完后，族里自發籌集資金繼續定期交給水仙阿嬤，而水仙阿嬤之所以堅持兜兜仔父親還在世，也是為了給兜兜仔一個成長的信心和希望。水仙阿嬤以及所有下帥鄉的鄉鄰族親們，以最樸素的善意，給失去父母的兜兜仔搭建起了一個溫暖而美好的天地，讓他得以和其他的孩子一起，健康快樂地成長。水仙阿嬤這個人物，以她的偏執，她的堅忍，她的要強，她的善良，她的博大，她最樸素的倫理觀念，她來自生活的誠實和智慧，一點一滴地影響著兜兜仔，塑造了兜兜仔最倔強的堅持，最樸素的美好，最淳樸的善惡是非觀。

除了主要人物之外，下帥鄉在苦難中閃爍著光芒的日子，通過黑狗、雷公、水牛、斗笠等等逐一展現，讓非人的自然講述人的活動、人的所思所想，呈現人的痛苦、掙扎、奮斗，一方面使得所有講述的內容更自然可信，另一方面也營造出了一種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生活氛圍。人與自然之間的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支撐，使這部作品的寫作意圖在善與美的和諧氛圍中得到了最好的表達。這樣，也就能理解，上高中后的兜兜仔為什么那么執著地要把標話、嘹歌和壯錦帶到更多人的面前——因為他在那樣一片善良美好的土地上成長，他深愛自己家鄉，他愿意讓更多人知道自己家鄉的美好，這也是支撐著兜兜仔走出壯鄉，成為下帥鄉壯族村寨第一個大學生的深層動因。

可以說，正是下帥鄉的草木山水和無數個平常日子，正是來自族親的愛和溫暖縫合了兜兜仔生活的裂隙，使得兜兜仔的人生可以如璞玉般明亮、潤澤、完整。再加上作者胡永紅對生活細節和情感細膩而準確的捕捉和表現，使得這種溫潤美好彌漫在整部作品中，如此，苦也就不再是苦，而是甜的前奏，這是《上學謠》這部作品最為感動人的地方。由此，也引出了另一個話題，即兒童文學如何面對苦難、如何書寫苦難。

兜兜仔苦不苦？以世俗標準而言，他的確是個苦命的不幸孩子；水仙阿嬤也是個不幸的媽媽。祖孫二人相依為命，無論怎么看，都是困苦不幸的。水仙阿嬤不接受兒子死于礦難的現實，堅持掏出五塊錢給死于礦難的鄉鄰湊份子；兜兜仔想給阿嬤買件新壯裳，只能逃課捉蝦換錢……小說中有太多這樣的讓人落淚的細節。作品沒有回避他們面臨的困難，尤其是在巨大的不幸砸下來時的直接反應，但作品的價值不只在于真實地寫出了他們遭遇的苦難，更在于寫出了他們以自己的方式直面命運的坎坷，在幾乎無路的混沌里抗爭出一條向光的未來之路，是《上學謠》最具有現實主義價值和意義的書寫。

胡永紅的每一次寫作，無論在主題拓展，意義開掘，還是敘事結構上的探索，一直是讓人眼睛一亮的那一個。

（作者：劉颋，系文學評論家、《文藝報》副總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