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當代生態批評源于人類與地球生存危機的大背景，旨在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啟發人類重視人與自然和諧平衡的依存關系。隨著生態文學批評的發展，生態批評理論融合多元學科的廣泛視域，從聚焦自然的生態思考擴展到人與社會、人與自身關系所體現的社會生態與精神生態的探索，拓寬了生態批評的維度和視域。本專題由福建師范大學協和學院科研創新團隊成員從交疊性視角生態批評、敘事空間的生態批評、物質生態批評三個維度，以英美文學經典作品為文本，探討文學在引導人類擺脫人與自然二元對立的思想，展現建構和諧永續的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方面的人文關懷。

隨著第二波生態批評研究范式的轉型，美國少數族裔的生態批評逐漸興起，并將種族視角引入了生態批評，揭示出環境問題與種族、階級、性別、地域等問題交錯纏結且密不可分的關系，以厚重的歷史和現實意義拓寬了生態批評的維度與視域。生態批評的對象也從關注受到破壞和威脅的自然與城市環境，進一步擴展到探尋非自然的社會文化環境中，文化賦予自然環境的意義和價值。美國法學與社會學教授金伯勒·克倫肖通過研究交叉的社會身份及與之相關的多方面因素提出了交疊性（intersectionality）理論。該理論認為種族、族裔、階級、性別、年齡、宗教等是構成個人或群體總體身份的不同維度，當面對權力的不公正對待時，各個維度彼此相互勾連，共同構建出一套具有交疊性、多重性的系統。20世紀中葉美國印第安文藝復興伊始，以莫馬迪、西爾科、厄德里克、韋爾奇、霍根為代表的美國本土裔作家，從族裔視角探討印第安族群的身份建構和印第安傳統文化的回歸等核心問題，作品同時體現其對邊緣化群體多維度交疊性壓制的關注，為本土裔文學的生態批評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文本素材。

對環境種族主義的批判

美國印第安部落立巖蘇族主席戴夫·阿爾尚博說：“美國發展史就是一部印第安人血淚史。”美國印第安人國家博物館以文字、圖片和實物等豐富翔實的史料全面深刻地展示了印第安民族四百年來的悲慘遭遇。最初，印第安人對“五月花”號上的歐洲來客展示了好客天性； 然而白人殖民者以武力威脅、誘騙等方式迫使印第安部族簽訂了《印第安遷移法案》《道斯土地分配法》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奪取了印第安人世代游牧狩獵、居住繁衍的土地，又將其驅趕并困居在保留地。在白人殖民者的巧取豪奪下，印第安民族不但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更是失去了民族團結和凝聚力的文化根基。同時，白人殖民者利用宗教和文化同化教育的方式，瓦解印第安族群的精神信仰和文化內核，使其內化并認同西方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凱倫·沃倫的“統治的邏輯”更是道出了西方話語主導階層利用意識來進行道德評判和推理的策略，從而揭示了西方哲學中人類統治自然的合理性實質上產生于父權制和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概念框架之中，使得殖民統治、種族主義、階級壓迫、性別歧視以及對自然的征服都在同一個體系中相互強化和支撐，并被邏輯性地合理化和合法化。

諸多本土裔文學作品控訴和批判了印第安人遭受到環境種族主義不公正的待遇。琳達·霍根在其代表小說《太陽風暴》中就講述了這樣的故事：為了解決紐約州居民用電問題，在印第安人世代居住的土地上修建的大壩最終導致洪水泛濫、動植物滅絕、生態環境摧毀殆盡的后果。自然的滿目瘡痍也印刻了印第安族群的悲慘命運：流離失所的遭遇、與土地的疏離瓦解了其文化根基和精神信仰，造成了族裔身份的迷失和難以彌合的精神創傷。在霍根的小說《靈力》中，無節制的經濟發展和城市擴張的需要，導致生態環境遭到無情的破壞。而在西方人類中心主義的統治邏輯中，這一切僅僅是“人類進步付出的小小代價”。在以歷史事件為原型創作的小說《卑劣的靈魂》中，霍根以魔幻現實主義的敘事手法描寫了美國白人殖民者貪婪瘋狂地掠奪印第安人土地上的石油資源，最終給印第安人帶來了環境和精神上的雙重危機。在印第安人的文化認知中，土地是自我的一部分，并非被征服和主宰的無意義空間，人類應堅守與環境相互依存、和諧共生的環境整體觀。然而西方主流社會的環境倫理是體現環境種族主義和生物殖民主義特質的生態帝國主義，服務于其話語主導階層的經濟和政治發展的需要，并將人類對非人類的自然環境破壞、主流社會對邊緣群體的種族壓迫在西方話語統治邏輯中被構建成為合理化。

貧困成為作家關注的焦點

法國思想家皮埃爾·布迪厄的階級理論認為，經濟資本是階級劃分的最重要的制約因素；階級主要由一個群體的物質條件即擁有的財產決定，同時該群體的生活方式和非物質的存在形式在很大程度上約束著階級，成為該階級的慣習。

在當代本土裔文學創作中，本土裔的貧困一直是作家關注的焦點，無論是困守保留地還是移居城市生活的印第安人，無論是早期還是當代的印第安人，都飽受經濟問題的困擾。路易斯·厄德里克的“北達科他系列小說”聚焦了保留地印第安人失業、貧困等生活困境。由于沒有好的就業機會，保留地的印第安人面臨長期失業，政府也沒能提供實質的醫療保障和有效的經濟救濟，他們的貧困成為了必然，大量印第安人無家可歸、居住環境惡劣，成為底層階級。正如本土裔作家歐文斯所說，保留地是“全美國最令人絕望的地方”。在《愛藥》《痕跡》《賓果宮》《四靈魂》等作品中都有對類似現象題材的呈現。大批印第安人遷居城市，由于缺乏教育和缺少工作經驗，加之沒有任何社會關系等文化資本，均面臨失業或者承擔了被歧視的底層體力勞動的工作，被視為缺席的他者。厄德里克小說中的印第安人大多從事的是餐館服務員、夜班看守人、稱重站工人、衛生清潔工、商品推銷員等社會工作；開著生銹破舊的二手汽車，住著潮濕陰冷的地下室。

莫馬迪的《日誕之地》里主人公，年輕力壯的埃貝爾也只能靠幫人劈柴或成為城市體力工人賺取微薄的收入。據統計，包括混血本土裔人在內80%的印第安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由于普遍的疾病、經濟的貧困和精神的絕望而導致的社會問題，使印第安人的生活狀況進一步惡化，在美國主流話語中成為被邊緣化的文化表征，出現消極和負面的他者身份建構，將窘迫的生活歸結為自身的印第安身份，并形成精神上的自我壓迫。還有部分印第安人如西爾科《典儀》中的塔尤，莫馬迪《日誕之地》中的埃貝爾，霍根《靠鯨生活的人》中的托馬斯則希望通過參加戰爭來改變他們印第安人“文化邊緣人”的身份，融入白人社會實現個人價值。戰爭不僅給他們帶來肢體的創傷，更是難以治愈的心靈的創傷。

生態女性主義的文學表現

印第安女性承受了女性和印第安身份雙重交疊性的壓制。本土裔文學中的印第安女性普遍經歷著家庭暴力以及失業貧困的社會現實。隨著西方思想的滲透和同化，一方面，印第安傳統的母系傳統和性別平等的觀念逐步讓位于西方父權制社會所捍衛的男性統治權威，印第安女性處于受壓迫和被物化的狀態，被剝奪了人格尊嚴和自我意識；另一方面，受父權制文化影響的印第安女性也逐漸內化并認同了父權制的價值標準和男權規范。厄德里克小說《踏影》中的艾琳在婚后接受父權社會的規訓，放棄學業追求，成為以家庭為中心的家庭女性。詹姆士·韋爾奇的《印第安律師》也體現了父權制觀念下社會空間和物理空間的不平等。受西方父權制社會觀念的影響，大量印第安女性潛意識中將西方社會不平等的性別倫理規范內化為自我壓迫的法則，認同了雙重“他者”的地位和經歷著性別差異的不公正，成為種族、階級、性別等多重壓迫的對象。

作為族裔文學的重要分支，美國本土裔文學生態批評是眾多學者經久不衰的研究議題，一方面，印第安傳統文化倡導的人與自然平等和諧相互依存的生態整體觀，為解決全球的環境危機問題提供了范式；另一方面，隨著生態批評的對象進一步擴展到探尋社會文化環境中包括自然環境惡化在內的人類所有危機之間的聯系，因此從族裔的視角，聚焦文學作品中對種族、階級、性別、環境等多維度交疊性的壓迫問題的關注，揭露不平等的社會結構、扭曲的符號表征和不符的身份建構之間相互強化和支撐的社會環境體系中凸顯的問題，批判西方父權制和邏各斯中心主義的二元對立的思維體系，也成為本土裔文學生態批評發展的新路徑。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當代美國本土裔作家文學歸家范式研究” （18YJC752003）、福建省中青年教師教育科研項目“琳達·霍根小說生態主題研究”（JAS180859）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協和學院外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