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終有一死，而他們活得并不幸福”。1944年，25歲的法國作家加繆在《卡利古拉》中寫道。

加繆，一個作家、一個思想者。“阿爾貝·加繆”，20世紀人類文化史上最閃耀的名字之一。他曾在一張標明1951年3月至1953年12月的紙上，列出他心愛的詞：世界、痛苦、大地、母親、人類、沙漠、榮譽、苦難、夏日、大海。這概括了他一生為之奉獻的全部事物。

11月7日，翻譯家、華東師范大學外語學院院長袁筱一，法國巴黎索邦大學文學博士張博和《忽左忽右》播客主持人程衍梁相聚在香港三聯書店，在加繆誕辰107周年之際，與讀者分享他們心中的加繆與“荒誕”。

袁筱一（左）對談張博（右）

荒誕的命運無法避免，但人類必須直面

張博介紹，作為天才型的作家，加繆二十九歲便隨著《局外人》的出版在法國文壇一舉成名，更在四十四歲時收獲象征世界文學最高榮譽的諾貝爾文學獎，雖然因為車禍荒誕地結束了他過于短暫的一生，但在他僅僅四十七年的人生中，已然為人類留下了一部又一部經典，不僅有《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話》《鼠疫》《反抗者》這些耳熟能詳的名著，還有一部如若完成堪比《戰爭與和平》的遺稿《第一個人》。

袁筱一認為，在加繆的創作歷程上，有兩個重要的三角，印證了加繆作為小說家、哲學家和劇作家的天賦和統一性：一個三角是《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話》—《卡利古拉》，它的中心是荒誕；另一個三角是《鼠疫》—《正義者》—《反抗的人》，它的中心是反抗。在加繆筆下，真理沒有固定的形式，讀他的小說，可以感受到冷靜和理性的力量。

她喜歡加繆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三個詞語，就是：真實、激情和英雄。面對世界與人生的荒誕，加繆從一開始便清晰地感到人不能因此屈服，需要去尋找一種方式反抗這種處境，在一個荒誕的世界中重建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以“意義”抵抗“無意義”，這便是加繆反抗思想的最初起源。

加繆筆下的《鼠疫》，無疑是疫情中最受關注的小說之一。這部極具象征性意味的小說，給災難中的人們帶來反思與啟迪。張博提到，《鼠疫》是加繆繼《局外人》后正式發表的第二本小說，也是他從“荒誕系列”過渡到“反抗系列”的奠基之作。張博認為，《鼠疫》的核心意義不是描述鼠疫本身，而是呈現與之直面的人類如何以各自的方式展開行動。

例如，在《鼠疫》結尾的一片歡慶之中，里厄提醒自己，以鼠疫為象征的“荒誕”不會徹底消失，無論對于世界的瘋狂還是內心的陰暗，人類都不可能獲得一勞永逸的勝利。以里厄為代表的反抗者始終保持著警惕。在加繆筆下，暫時結束的鼠疫依舊如同西西弗斯背負的巨石，隨時會再一次從山頂落下，反抗者也依然在承擔著巨石的重負，但每一次他們都竭盡全力把石塊打得粉碎。在這些反抗者身上，涌動著經過痛苦與勇氣磨礪的強勁生命力。

張博認為，在《鼠疫》中加繆試圖證明：在危難之時，并非所有人都只顧個人的安危與舒適。他的目光關注每一位無名的抵抗者，不只駐守一線的醫生護士，還有那些負責統計數據的文員、看管營地的門衛、自發組織的護工等，他們用微薄的力量共同構筑起一面人類最堅強的抗疫之盾。“在人類身上，值得贊美的比應當蔑視的東西更多”。

“今天，我們依然在閱讀《鼠疫》。甚至，我們完全有理由攜帶著現實經驗進入這部小說。相信加繆本人對此也會深表贊同。因為這代表著我們通過閱讀文學開始了對現實生活的思考，穿過小說的虛構透視我們真實的人生，去追問生命的真諦。《鼠疫》的象征性正是為了實現這一目的。”

加繆與薩特，友誼還是敵人

談到法國文學的歷史，加繆與薩特的關系一直為人所津津樂道。加繆在195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薩特在196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他們是20世紀名滿世界的思想家、作家、社會活動家，也曾經結下深厚友誼。

但隨著他們的政見發生變化，兩人在薩特主編的《現代》刊物上發生論戰，因思想對立而陷入情緒的激烈狀態，在言辭激烈地互相抨擊之后，從此勢不兩立。這段復雜的關系也成為法國文壇歷史上的一段傳奇。

張博提到，加繆與薩特相識于微時：1943年，當加繆與薩特第一次見面時，薩特已是赫赫有名，而加繆還是默默無聞的報刊編輯。彼時，薩特的《惡心》剛剛出版，面對存在，薩特用了“惡心”的概念，加繆用了“荒謬”的概念，都否定了傳統本質論哲學對人的先驗性價值定義，給個人的自由選擇和責任擔當騰出了一片空間。因為欣賞彼此的才華和創造力，加繆很快成為薩特名流圈子中的一員。

“我認為他們從一開始就不是靈魂伴侶，真正與加繆產生思想共鳴的是勒內·夏爾，他與薩特的關系更像是思想上的對話者。”袁筱一說，加繆與薩特曾經就戲劇《骯臟的手》主人公發生爭執。薩特認為他愿意為了自己的目的而犧牲道德，而加繆則厭惡這樣的做法，這也體現兩人的價值觀從本質而言就有著巨大分歧。“加繆和薩特之間的決裂，當時加繆在當時的環境下遭到的誤解。他不是和薩特一個人決裂，而是和當時整個群體和氛圍完全地割裂，當時的巴黎文壇至少在公開的態度上，是不能夠接受他的。”

但是兩人在人性深處，亦有理解和共通之處。加繆在1月4日因車禍遇難，薩特在1月7日的致哀詞中說，加繆通過自己對歷史的拒絕，“重新確立了道德事實在我們時代中心的存在”。他提到，自己與加繆“分手”以后，是在“以另一種方式共處”，盡管曾經的親密已不復存在，但這兩顆靈魂就政見和思想上的爭鋒，依舊給世人留下深刻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