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野葫蘆引》系列小說的創作前后長達33年，是纏綿病榻的作家宗璞真正意義上的嘔心瀝血之作。系列小說記錄了中華民族現代以來最為慘痛的十幾年戰爭歲月，創作歷程本身的艱難困苦與之形成跨越時空的歷史共振。從“南渡”到“東藏”，從“西征”到“北歸”，悠長的敘事弧中是作家書寫時代歷史、為父輩代言的野心，也是共振帶來的其對少年時代刻骨銘心記憶的復刻。記憶是對過去的經驗之印象，卻總難免帶有當下的情感考量，于人生遲暮之年進行的復刻便也有了別樣的文學旨趣。

相比于《南渡記》的輾轉、《西征記》的慘烈和《北歸記》的動蕩，《東藏記》書寫的是主人公寓居昆明的一段難得的平靜時光。雖然依然深受“跑警報”和生活拮據之擾，但至少全家團圓、生活安定。作為一家之主的孟樾是受人尊敬的著名學者，妻子呂碧初出身名門，溫柔賢惠，三個孩子也都聽話懂事，乖巧善良。這個五口之家完美如硝煙戰火中盛放的臘梅，沁人心脾。于是，即使是在跑警報的時候，弗之也能夠“進了臘梅林，緩步而行，欣賞著陣陣幽香”。雖然小說明確指出，“在現實生活中，臘梅林可不是詩和夢想的世界了”，但這“現實生活”雖然艱苦，也只是無數普通人的人間煙火：做慣了太太的人需要親自生火做飯，享受慣了大書房的教授要在煤油箱上讀書，有保姆安排照顧的孩子需要幫忙做家務……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精神是富足的。不僅夫妻恩愛，父慈子孝，還以知識分子的高風亮節教育眾人，“我們真正的秘密武器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精神”，于是即使身處戰亂，狹窄的住宅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這個小家庭仍然是戰亂之中的“梅花源”，正如碧初所說，“想不到逃難逃進了花園里”，“東藏”的日子也由此成為一種“詩意的逃亡”。

二

家學淵源如宗璞，以父親馮友蘭為原型塑造孟樾的形象并非難事。宗璞出生未及滿月便因父親工作變動搬進清華園，自此一直生活在清華、西南聯大、北大的校園之中。對父輩叔伯形象的塑造和對父親的塑造一樣可信手拈來。宗璞曾表示，“我寫這部長篇小說，很希望通過對幾代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記載，起到一點歷史的借鑒作用”，“我很想真實地寫出當時的精神是什么精神”，于是，我們看到了活潑生動的西南聯大教授群像，仔細考察想必都有實際生活中的原型。這自然是宗璞寫作得天獨厚的優勢，但也要同時注意這對宗璞寫作的損傷。或許正是因為這些原型和自己的家庭與生活的密切關聯，宗璞無法完全站在旁觀者的立場，她筆下的正面人物全都高大偉岸、無私奉獻，幾個反面人物則都是不學無術、機關算盡。這當然不是要討論“文學真實”與“現實真實”的辯證，而是想要指出，宗璞的寫作方式是以二元的善惡對錯將抗日戰爭這樣的歷史大事件簡單圖解，以此表達自己的歷史觀念與書寫姿態：我們必將取得戰爭的勝利，因為有這樣一群教授學者在為國家保存人才，有這樣一種知識分子精神在為國家堅守氣節，有這樣一群少年在為國家留存希望，有這樣一群女性在為國家兢兢業業，而那些試圖投機取巧的心術不正者終將自食其果，不得善終。這是最樸素的人間倫理，也是彼時最重要的家國大愛。因此，即便單一的人物塑造方式有藝術上的欠缺，宗璞畢竟是歷史的親歷者，是這一“群像”日常生活的在場者，加之她本人深厚的古典和外國文學修養，《東藏記》的藝術水準仍然讓人驚喜。宗璞顯然極為擅長書寫知識分子家庭的日常，尤其是小兒女間的互動交往，他們的活潑童真之中亦有深沉的家國憂思，正和他們父輩的正直善良與慷慨熱忱交相呼應。塑造一幅全民抗戰卻也苦中作樂的西南聯大校園生活圖景是知識分子宗璞的道德需求，也是作家宗璞的天然抉擇。

然而，這幅圖景也充滿許多不可忽視的內在裂隙。宗璞在知識分子和作家的雙重身份中背負了沉重的責任枷鎖。作為哲學大師馮友蘭的女兒，宗璞陪父親歷經的不只是新中國成立前的烽火戰亂，還有新中國成立后的起起伏伏。這就使其對政治立場與觀念傾向的表達多少有著為父“正名”的“企圖”。可貴的是，宗璞的創作在大方向的確定之中捕捉到了個體與群體的齟齬，捕捉到了不同道路之間的矛盾。

宗璞看到了主題單一的宏大社會中被忽視的蕓蕓眾生的多元思想。她以上世紀80年代的“包容”重返三四十年代的精神現場，賦予這段歷史現代文明的光輝，不管這是彼時的社會現實還是被濾鏡美化過的記憶，都代表了宗璞的價值觀念與思想姿態，宗璞認為那個時代應該是這樣的，或者說，宗璞認為我們應該這樣去認識和了解那個時代，去認識和了解那個時代的人們。

三

宗璞是愛國的。在對戰爭現狀的描述中，小說中多次出現“我們的飛機？我們積貧積弱的祖國，哪里有飛機？”“我們若不把先進技術學到手，永遠得挨打”這樣的表達，這當然是對祖國因落后而被欺侮的不甘，有發憤圖強互相鼓舞之意，這是非正義戰爭中受害者一方的天然反應，也是千千萬萬普通民眾能想到的最樸實的解決方案。然而，在這樣帶有民族主義傾向的表達之外，更多的是宗璞寬廣高遠的視野。《東藏記》的豐富正在于此，在藝術性的筆調和鮮明的歷史價值觀念之外的對普適價值的發掘與認可。

小說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是猶太人夫婦的故事。他們的故事中最動人的是夫婦情感的溫存，但他們也代表著“彼岸的他者”，是和我們截然不同卻又休戚與共的群體。他們經歷的甚至比我們更為慘烈，被歧視、被迫害，無家可歸，到處流亡，終于在昆明找到了一份寧靜，也印證了小說中所說的，“我們的抗日戰爭，不是孤立的”。這種全球性的視角最終指向的并非正義一方歷經磨難之后迎接勝利，而是更為深沉的關于“人”的思考。

“最好有那么一天，世界上完全消滅了戰爭”，這是所有中國人、猶太人，所有熱愛和平期望平靜生活的“人”的夢想。“將‘人’還原為人”，在一方校園中生活多年、歷經可以想象的所有歷史風波的宗璞終于回到了“現代”的起點，回到了五四先賢抗爭的終極目標，也給出了所有荒誕歲月、疑難雜癥的終極解答。不管是中國人、猶太人還是日本人，他們都是歷史的人質，都是不得不面對自己命運的普通個體，知識分子苦苦追尋的科學、民主、富強終究也是為了“人”的福祉。如果說戰火中的西南聯大為國育才，保存了中華民族最可寶貴的人力資本，那么這種毀家紓難的精神可以獲得的最大回報便應當是平靜生活的獲得，是所有“人”的本能欲望與自由意志的回歸。這是最可寶貴的人道主義精神，是超越民族國家最值得珍視的人文關懷。

東藏昆明，這群人依然有“清氣”，這座城市也有了氛圍，“人”是一切的起點與終點，對環境的克服，對民族國家命運的憂慮，終究服務于其中“人”的多元與自由，服務于超越個體處境的人道精神。對“人”的發現，對“人”的關切，是逃亡歲月中可以“詩意”的根本緣由，也是終結逃亡的唯一緣由。《東藏記》在這樣的意義上得以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