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悲劇的最高意義上，普通人跟國王一樣，都是適于作悲劇描寫的對象的。”

美國最偉大的劇作家之一阿瑟?米勒，一直以這種理念作為創作的驅動力。他的作品往往以關注社會，針砭時弊，直言不諱而聞名，其鮮明的風格獨樹一幟，直抵人心的文字具有極強的感染力，因此他也被譽為“美國戲劇的良心”。

《推銷員之死》《薩勒姆的女巫》《都是我的兒子》《橋頭眺望》《墮落之后》是奠定米勒戲劇大師地位的五部代表作，亦成為流傳后世的經典作品。

《推銷員之死》刻畫小人物的悲哀和“美國夢”的破滅；《薩勒姆的女巫》描繪人心惶惶、相互誣告的恐怖環境，完美呈現了一則善惡纏斗的現代寓言；《都是我的兒子》書寫現代社會中的人性暗礁，揭開寧靜生活假面下的平庸之惡；《橋頭眺望》以一出家庭悲劇抓住外來文化者的痛腳；自傳體劇作《墮落之后》是米勒對前妻瑪麗蓮·夢露的私人記憶。

米勒總是滿懷同情地洞察普通美國人的內心世界，以作家的赤誠之心審視自己的內心世界，并不動聲色地 將其愉悅、希望、苦悶、痛楚等種種復雜的情感呈現在戲劇舞臺之上。 

活動現場

10月17日下午，在阿瑟·米勒105歲誕辰當天，“阿瑟·米勒經典劇作合輯”在朵云書院旗艦店首發。

作家孫甘露，劇作家、上海話劇藝術中心藝術總監喻榮軍，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馬凌，詩人韓博，來到了朵云書院旗艦店，和主持人陳飛雪（上海譯文出版社編輯）一起談論阿瑟·米勒作品跨越時空、經久不散的魅力。

活動以“今天我們需要阿瑟·米勒”為主題。馬凌提到在競爭過于惡性，過于內卷化的今天，大家普遍感嘆生活過于疲憊。而阿瑟·米勒在40、50年代就已經對此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因為大蕭條，阿瑟·米勒原本富有的家庭變得一籌莫展，他的哥哥不得不退學，他也刷過盤子，當過歌手。當時的他對于完全競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有一種沖天的憤怒。

“阿瑟·米勒覺得人與人之間應該是友愛的，不要互相逼迫，互相去告發、互相去競爭。所以我覺得需要體制方面的調試，我們確實需要個人主義，這也是阿瑟·米勒教我們的，但同樣對于過于自由的惡性競爭的環境多少要有所收縮。” 馬凌說。

韓博認為 “阿瑟·米勒寫的很多社會原型，不是人物的原型，是問題的原型。”這也是為什么，他的作品對于今天來說仍然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以《薩勒姆的女巫》為例，“書中那種獵巫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因為他讓每一個平凡的人開始互相撕咬，披著神圣化的外衣報私仇，甚至有的時候只是對一個人看不慣，對他的一句話，對他的穿著或者妒忌他的財富。整個社會大家可以想象亂成什么樣子，我覺得其實有一點像我們的70年代一樣。”

針對《薩勒姆的女巫》中的案件，馬凌也談到這個事件“混雜了太多的人性的以及社會的因素，這也是阿瑟·米勒非常喜歡探討的，他是把人還原在社會關系當中來看的，他認為人與社會是一回事，人脫離不了社會，社會脫離不了人，所以他才能通過一個家庭或者幾個人的命運悲歡，反映了整個社會的圖景。”

如今，阿瑟·米勒作品跨越時空，重新散發魅力。喻榮軍從演出角度談到，2019年阿瑟·米勒突然之間變得特別火，世界各地都開始排他的戲。對于中國的戲劇演出來說，“他的這些劇本對我們演出來說只要跟我們有一個點能搭上，就能點燃我們二次創作的激情，讓我們繼續去做。所以阿瑟·米勒這些經典作品，它可能都是類同的，我們能夠找到它跟我們之間的關聯是很容易的，只是每個人的角度不一樣。”

而對于讀者以及觀眾來說，孫甘露覺得我們可以把它當做一個歷史劇作來看，看它所反映的那個時代的問題、壓力、感受。阿瑟·米勒的劇作以及他本身的經歷恰好都是對所謂成功的“美國夢”的一個最好的反省。“這么了不起的影響巨大的一個劇作家，娶了世界上最有名最漂亮最性感的女人，他為什么還有那么多的問題？這恰恰都是針對所謂的‘美國夢’。實際上，《推銷員之死》、《都是我的兒子》講的都是這些事情，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適合現在來讀。”

正如陳飛雪所說，阿瑟·米勒對人性的洞察和幽暗部分的揭示“不會因為時代的變化而變化，而是在不同的文學作品里面，不同的戲劇小說當中反復會出現的，而在今天，可以說我們都會感同身受。你會不會也會這樣，對失敗的恐懼，對成功的歉疚。在這當中我們如何避免它，這是我們身而為人能夠有思考能力和行動能力的人應該要去做的事情。”

而這也是為什么，我們今天，仍然需要阿瑟·米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