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5年，在熱福林夫人沙龍里，朗讀伏爾泰的《趙氏孤兒》劇本。[法]勒莫尼耶，藏于馬爾梅松城堡。

沙龍的價值，顯然不止于給貴婦和紳士提供談話場所。

1641年的一個春夜，一輛裝飾華麗的四輪馬車行駛在巴黎街道上。剛下過雨，沒有路燈，四周一片漆黑。白天云集街邊的各種小商小販已經不見蹤影，昏弱的燭光從街邊住宅窗戶透出來，隱約混合進遠處悄悄流動的塞納河水的味道。馬蹄踩踏泥濘，拋起碎石和稀泥打擊馬車轎廂底部，發出嘭嘭的孤獨聲響。

轎廂里坐著一位盛裝紳士，精心燙制打理過的卷曲假發披及肩膀，寬大白色衣領在昏暗中若隱若現，插著羽毛和金穗的三角帽子平放在膝蓋上。蒙都西耶公爵心潮起伏，是因為他的帽子下面，有一個蓄謀已久的精致東西：一本名為《朱麗的花環》的手抄本。這是一本裝飾著美麗花草插圖的詩集，里面包含的61首“牧歌”，都題獻給一個昵稱為“朱麗公主”的女子。有19位當時巴黎的著名文人，以各種花朵為題，參與了創作。現在，這本美麗的詩集將成為公爵獻給朱麗的生日禮物。公爵心想，這樣一件難能可貴的禮物，會最終打動朱麗的芳心，讓他長達數年的追求得以完美落幕。

公爵是法蘭西國王路易十四的廷臣，擔任年幼王儲的監護人。而他想要用這本詩集討好的那位女子，恰好也是王儲的監護人，后來還做了王后的第一侍女，也就是宮廷中排位第一的女廷臣。這位被詩人們奉為繆斯的年輕女子，所謂“無可比擬的朱麗”，之所以能成為此次法國詩歌史上重大事件的核心，除了她的貴族身份和美貌睿智，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

這個原因跟她那同樣著名的母親有關。

1620年，一個來自意大利羅馬的貴族女性在巴黎的一家酒店開張了自己的沙龍。朗布依埃侯爵夫人（Catherine de Rambouillet）12歲時嫁給朗布依埃侯爵，生育了七個孩子。據說，她對那時巴黎宮廷社交生活的嘈雜氛圍和煩瑣儀式頗不滿意，于是在自己大女兒出生之后，就開始主持自家沙龍。在1618年，她主持改造自家買下的酒店，把其中的一個廳的墻壁涂成藍色，掛上藍色錦緞，以作為酒店里的社交場所。從此，“藍廳”（chambre bleue）就成了朗布依埃酒店接待客人的“女主人的地方”。侯爵夫婦也住在酒店里，并為客人準備了設施完備的套房，讓他們享有各自的隱私，但同時又能去公共場合聚會。客人們知道，藍廳就是他們聊天之處，是侯爵夫人和她的美麗女兒朱麗主持談話的沙龍。

朗布依埃侯爵夫人的藍廳或沙龍的開張，是17世紀法國文化圈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1624年，酷愛狩獵的國王路易十三剛剛才買下凡爾賽的一片森林和沼澤，在那里修了一棟有二十幾個房間的行宮。他的后繼者，著名的“太陽王”路易十四繼位后，從1661年開始設計動工，最終把凡爾賽建造成一個包含兩千多個房間的巨大綜合體。法國王室從此拋棄了巴黎市中心，把市郊的凡爾賽作為宮廷政治和文化生活基地，直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

在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兩任國王的宮廷里，國王的絕對權力通過花樣繁多的文化活動得到裝飾和加強。有歷史學家指出，凡爾賽宮鼎盛時期，國王經常在里面舉行宏大奢華而又無休無止的宴會娛樂，參與的貴族和他們的仆從可達數千人。通過嚴格規定貴族們參與文藝活動的禮儀和程序，國王表面上是為了提升宮廷教養和推廣時尚，實質上卻強化了以國王為絕對核心的上流社會等級制度。路易十四耗巨資建設凡爾賽的行為，雖然給法國的經濟帶來沉重負擔，遭人詬病，后來卻被歐洲其他地方的君王競相模仿。這些君王似乎跟路易十四一樣，深諳修建豪華宮殿和推動宮廷社交活動的好處：利用文化搭臺唱戲，以“軟實力”的方式來彰顯和加強君主的統治和尊嚴。

與國王宮廷社交儀典相區別，朗布依埃夫人的沙龍卻采取了一種相對民間和松散的方式。

她所主持的藍廳，被昵稱為“雅典娜神廟的庇護圣所”，是巴黎上流社會和文人墨客散漫聚會和談話的公共空間。女主人的美麗，加上她們對文學和藝術的教養和鑒賞力，以及和藹可親的待人接物姿態，讓巴黎的貴族和非貴族人士對藍廳的活動趨之若鶩。此風日盛，巴黎上流社會的文雅之士，最終都以能躋身“藍廳”，而自動獲得某種受人尊敬的身份。

侯爵夫人為自己的沙龍立下了嚴格的規矩。與國王的宮廷不同，在她的沙龍里，所有參與者無論血緣是否高貴，都是平等的。只要他們具有良好的風度，對思想的激情，以及對談話的興趣，就一律受到歡迎。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隨便什么人，都能夠進入朗布依埃侯爵的酒店，或者巴黎大街上的流浪藝人也能到藍廳去，參與聊天。所謂平等，只是相對而言。這一點，歷史不允許我們作過多幻想。

在尊重平等的同時，侯爵夫人沙龍里的客人，還必須以毫無缺陷的禮貌對待自己的談話對象，哪怕觀點相左，也必須具有“深思熟慮的坦率”，不能夸耀自我和蔑視同仁。這一點，讓人想起卡斯迪奧尼在《廷臣之書》中所強調的“深思熟慮的隨意”，即被看作廷臣教養巔峰的sprezzatura。根據參與者的描述，侯爵夫人曾經表示過，一個參與沙龍談話的紳士，最不應該做的，就是讓在座的其他人覺得自己的觀點毫無價值。那句流傳至今的法國名言，即“我可以不同意你，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表觀點的權利”，據說也跟這個沙龍有點關系。

在《朱麗的花環》中向女主人奉獻牧歌的紳士們，都是朗布依埃侯爵夫人沙龍的常客。換句話說，他們都是藍廳里的聊天者、對話者，是彼時巴黎上流社會最活躍的一群文藝人士。他們的參與，奠定了法國文學沙龍的基本格局，在法國古典主義文學史上留下印痕。從此之后，法國文學藝術史甚至思想史，與貴婦人的沙龍結下不解之緣，成為法國文化的一道醒目風景。

在蒙都西耶公爵最終求愛成功并于1645年迎娶朱麗之后，朗布依埃侯爵夫人的沙龍逐漸走向衰落。但這種由貴婦人主持的客廳文藝和思想談話活動，卻被許多上流社會時髦人士競相效仿，逐漸成為巴黎的一種非凡時尚。這種時尚達到了如此炙熱燙手的地步，以至于稍晚一些的法國著名劇作家莫里哀（Molière）都實在看不下去，便寫了一部喜劇《可笑的女才子》，來專門諷刺那些貴族沙龍里談話的裝腔作勢。

劇作家以兩個外省女子試圖打入巴黎上流社會結果上當受騙的故事，嘲弄貴族沙龍里的那些談話如何矯揉造作。比如，他們把椅子叫作“談話的舒適”，把鏡子稱為“豐韻的顧問”。盡管莫里哀并沒有明確顯示他的譏笑對象是朗布依埃侯爵夫人的沙龍，辛辣譏諷還是引來了貴族圈子的強烈反彈，上流社會對這出喜劇發動了一系列反擊。聒噪中，反倒是國王路易十四對該劇褒揚有加，還特許莫里哀的劇團到王宮劇場演出。現在看來，國王此舉的用意也許不止一點，但其中，必定包含了宮廷社交與民間沙龍爭奪首都時尚話語權的深刻動機。

國王和貴族，宮廷和沙龍，成了上流社會的兩個交叉又對峙的圈子。

德國學者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在討論歐洲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時，曾強調過一個非常著名的學術概念：“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在他看來，歐洲的現代社會之所以形成，離不開這個公共領域的不斷發展。在這個既定場域內，公民可以平等地、自由地討論各種問題而不會受到體制和權力的干擾與懲罰，這是歐洲資本主義民主社會的合法性存在基礎之一。

在哈貝馬斯的視野里，公眾輿論工具比如報紙、雜志、書籍，公共空間比如沙龍、咖啡館、大學和圖書館、博物館，都是這種公共領域的物質形式。

哈貝馬斯所說的沙龍，當然不是卡斯迪奧尼在《廷臣之書》中描述的烏爾比諾宮廷，或者朗布依埃侯爵夫人和朱麗主持的藍廳。但這也不妨礙一些研究者，把他所說的公共領域，引入到對貴族沙龍的考察之中。近年來，西方的研究者重新開始關注歐洲貴族的歷史，發掘和研究貴族與國家變遷和經濟政治領域的地位與作用，也開始重新審視貴族女性的生活樣態，和她們在歷史中的作用。

對于這些研究者來說，這比考察農民和工人的狀況要容易得多，因為貴族的受教育程度和識字率遠高于普通公民，也才可能留下足夠的文字和其他資料。正是在這樣一系列考察中，有些研究者得出判斷，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興起的貴族沙龍，尤其是在法國得到發揚光大的沙龍傳統，不僅為貴族男性和女性提供了一個平等對話的公共領域，更為其后的法國知識界的崛起，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催化作用。

相對于國王的集權宮廷，貴婦人操持的沙龍構筑了一種民間場所，建設了一個與主流權力話語相區別的公共領域。文人和思想者，在這個表面上看起來洋溢著女性魅力的溫柔之鄉里，以平等和有教養的姿態討論各種問題，從知識到宗教，從詩歌到科學，從文化到政治。女主人或者以主持者身份坐鎮，或者以保護人身份現身，甚至以愛情和身體作為獎勵，推動了思想進步。

一位評論者甚至這樣宣稱：“如果不是法國的沙龍，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可能就會推遲。” 話雖有些夸張，卻也揭示了貴族沙龍以及貴族女性，在法國歷史演進中的作用。

時間進入18世紀40年代，法國貴族女性對上流社會時尚，對文化藝術和思想領域的影響達到極致。那時，一個巴黎糧食商人的女兒，讓娜·普瓦松（Jeanne Antoinette Poisson），通過各種精心設計的手段，做了國王路易十五的情人。國王對這個情人相當喜歡，很快就賜給她貴族身份。讓娜搖身一變，成為法國近代歷史上最著名的蓬帕杜侯爵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這位美麗博學的新晉貴婦，雖然被很多傳統貴族人士蔑稱為“國王的妓女”，卻擁有一個藏書達3500冊的圖書館。她以自己的學識和品味，影響了國王和凡爾賽的文藝嗜好，其主導的宮廷時尚，遠播歐洲其他王宮和貴族府邸。以至于一段時間內，歐洲各地的上層人士，都對法蘭西風格趨之若鶩，以能講法語為高雅標準。我們今天經常聽到讀到的有關法國宮廷和貴族的時尚審美傳統，都與這位夫人有關。

更厲害的是，在蓬帕杜夫人主持的沙龍里，曾經聚集過法國當時幾乎所有思想和文藝精英。她與他們私交甚篤，在一起愉快聊天，用優雅的文字與他們互通信函。根據記載，她在凡爾賽宮里設宴招待狄德羅（Diderot），達朗貝爾（d’Alembert）和愛爾維修（Helvetius），盡管這些文化人所宣揚的思想，經常讓國王路易十五深感驚愕和惱怒。除此之外，蓬帕杜夫人還贊助孟德斯鳩、布封（Buffon）和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人，并通過自己的影響力和關系，把備受爭議的伏爾泰（Voltaire）送進法蘭西學院做了院士。藍綠色調的蓬帕杜夫人—布歇

狄德羅曾經用這樣一種口吻，來宣布貴婦人沙龍對一代法國知識精英施加的影響：

婦女能夠使我們滿懷興趣和清晰的態度去討論那些最枯燥無味又最棘手的話題。我們可以無休止地跟她們談話，我們希望她們能聽得下去，更害怕讓她們厭倦或厭煩。由于此種緣故，我們逐漸發展出一套特別的方法，能夠很容易將自己解釋得清楚。而這種解釋得方法，最終從談話演變為一種風格。

狄德羅這番坦白，當然不是空穴來風。啟蒙時代法國諸多文人思想家的作品，都從貴婦人主持的沙龍里得到精神資源，他們中間很多人的作品，甚至也采取了對話體的樣式，足以證明狄德羅的說法有足夠依據。正是從朗布依埃侯爵夫人的藍廳開始，到蓬帕杜侯爵夫人的王宮，以及十七和十八世紀其他貴婦人主持的沙龍，法國作家們在女人那里，找到了自己思想的錘煉空間，和文字書寫的風格。

《西洋景：歐洲的9個文化表情》，易丹著，商務印書館202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