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位作家、思想家，作家王安憶稱“我從來沒有趕上過他，而他已經把時代拋在身后”，許知遠直言他是自己的偶像，“他的身上代表知識分子永不停息的批判精神，拒絕和時代潮流妥協”。他的聲音一直是中國臺灣20世紀后半葉最重要的聲音。他就是被稱作“臺灣魯迅”的陳映真。“要了解現代中國，就要讀魯迅。要讀懂當代臺灣社會，就要讀陳映真作品。” 他用樸素的筆寫普通人的歷史，寫時代“后街”上的小人物，寫下每一個平凡人無告的痛苦和血淚。從臺北夜市的面攤車夫婦，背負著戰爭與歷史傷痕的鄉村教師，到“華盛頓大樓”里壓抑的上班族，信仰受禁錮的青年……他走過臺灣當代歷史的“后街”，用小說觸碰歷史與時代的大問題，尋回左翼知識分子“第三世界”的視野。他說：“文學，為受侮辱的人重新找回尊嚴。”

作為當代兩岸知識分子的文學“偶像”和思想先驅，陳映真的故事、他所親歷的時代、他作為文學家的豐富性和知識人的精神信仰，都值得在今天被好好地討論。近日，理想國推出陳映真小說全集，是在大陸首次完整出版。全集共分三冊，包括《將軍族》《夜行貨車》《趙南棟》，完整收錄作家1959-2001年創作的37部中短篇作品。據悉，理想國之后還將出版陳映真的散文、文論卷《鞭子和提燈》《知識人的偏執》。

10月13日晚，由理想國主辦的“人的體溫、人的骨頭、人的勇氣——閱讀陳映真·文學沙龍”活動在京舉行。學者戴錦華、汪暉坐客文學沙龍，圍繞他們與陳映真之間的故事，一同探討陳映真作品的價值內涵。活動由《單讀》主編吳琦主持。

活動現場

以不變的信念應對世間萬變

汪暉第一次見到陳映真，源自當年寫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這篇文章于1994年發表在韓國重要刊物《創作與批評》上，后來在中國大陸引起熱烈討論。陳映真在韓國時看到文章，托人希望能夠和汪暉見上一面。當時，陳映真正在密切關注臺灣乃至整個亞洲在戰后經過新一輪發展后社會的主要矛盾和沖突。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汪暉在臺灣與陳映真第二次見面，那時正值臺灣文壇展開關于“皇民文學”的論爭，陳映真公開在報紙上非常激烈且深刻地批評了“皇民化”這個帶有殖民主義色彩的歷史問題以及“皇民文學”的本質。這給汪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認為陳映真“像一個界標一樣，無論世界潮流怎樣變化，他始終以一個態度屹立在這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潮流當中，看見、聽到他的時候，能知道自己走到哪里了。我們在歷史中，隨波逐流的時候很多，有時候一個歷史時代需要一兩個這樣的坐標幫助人看清自己在什么位置上。”

汪暉談到，陳映真是一個具有宏大歷史觀的人，他不僅是出于道德或者一般的政治義憤，而是經過非常深入的理論思考提出問題。同時，他也是較少擁有世界性視野的中國作家，陳映真的作品中，涉及到很多有關越南戰爭的問題，關于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問題，關于不同社會的觀察，比如小說《六月里的玫瑰花》寫到一個美國黑人與臺灣妓女的情感故事。這種關系背后都帶著他對世界性關系的觀察。

1983年，作家王安憶和陳映真同在美國愛荷華寫作中心，她在之后的很多文章中回憶了對陳映真的觀感以及陳映真對自己“文學引導者”一般的影響。和絕大多數同代人一樣，戴錦華是經由王安憶的描述認識陳映真的。作為文學愛好者，戴錦華最早將陳映真作品看作臺灣鄉土文學。之后，在臺灣的一場學術會議上，戴錦華看到陳映真以明確的態度，侃侃而談自己的中國認同，當與陳映真在同一時空有了接觸之后，他的形象在戴錦華眼里逐漸變成了一個思想者、行動者，一個孤獨的堅持著的人。

一個手持批判現實主義“火把”的傳遞者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現實主義在二十世紀文壇的主流地位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崛起并壯大。談及現實主義文學，汪暉認為，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應該重新思考陳映真當年堅持以人為本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及其背后十九世紀俄國文學、法國文學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等深厚的文化沉淀。汪暉認為不應將陳映真劃歸過去的時代，陳映真的作品具有充分的當代感，他筆下描繪的事物和文學圖景直至今天，依然會重新激發我們的自我認知。閱讀陳映真，可以成為重新認識自我以及這個時代的契機。

當再次閱讀時，戴錦華在陳映真的書中發現的不僅是魯迅的風格和政治經濟學圖景，更多的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是情景、人物、情感、內在行為邏輯，她在這些看似時代久遠的作品中看到了當下時代的蹤跡，“而且這個‘當下’是在目前的文學場域中無法找到的‘當下’。我們雖置身其中，卻已不再書寫”。這對于戴錦華而言是一種完全始料未及的閱讀經驗。她突然意識到陳映真在臺灣文學中扮演的角色是將自己接續到了“魯郭茅巴老曹”的傳統批判現實主義脈絡上。

在戴錦華看來，王安憶和陳映真的歷史性相遇正是中國社會再一次轉向的時刻，那時的陳映真就像一股代表外部的改變性的力量，王安憶將陳映真視作文學的榜樣，這意味著從陳映真身上接續的文學力量，又成為了中國現當代文學中批判、關注現實的一部分。戴錦華突然意識到，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一個傳承者、接續者，一個火把的傳遞人”，陳映真是真正的中國作家。

與戴錦華相似，汪暉也在第二次閱讀中對陳映真的作品有了重新的理解，感受到了很大的沖擊。曾經他和陳映真的接觸多是關于思想性以及社會政治歷史的分析，重讀陳映真的小說，他更多看到的是陳映真的文學態度與魯迅有著極大的關聯。比如《將軍族》中有篇作品涉及到一個問題：如何過魯迅去理解中國、愛上中國。魯迅筆下多是對中國社會愚昧與落后的批判，但魯迅的作品又帶有一種獨特的品質，即把對祖國的批判與眷戀融為一體，反而令愛和眷戀更加深刻。同樣，“民族”的概念在陳映真作品中也有著很強的正面性，汪暉以《將軍族》為例，這卷書在語言風格和人物性格上明顯與魯迅的創作風格有著極深的聯系，有些描寫方式甚至帶著模仿，而這種模仿又具有完全的當代性，在陳映真的筆下，魯迅的敘事方式又重新煥發出新的活力。

此外，汪暉認為陳映真始終注意人物的心理問題，這讓他的創作在延續傳統的同時又有了新變化。他對筆下的人物帶有深厚的同情之心，哪怕是他批評的人物，也不會簡單的否定。如在《夜行貨車》《六月的玫瑰花》中，陳映真將對人性復雜性的深度描寫與對整個世界歷史關系的敘述完全咬合在一起，表現出對世界和人性深刻的洞察。

一份當下的啟示錄

今天，當更年輕一代的讀者再次閱讀陳映真，是否會存在閱讀上的障礙？文學界有哪些方式，可以讓青年讀者重新發現閱讀陳映真，甚至是魯迅等經典作家的意義？

汪暉再次說到了“界標”——他每次看到陳映真的時候總會在腦海里浮現出這兩個字——在每個時刻，陳映真堅持誠實且深刻的表達自己的觀點，不受外界的影響。“或許這些表達未必能說服自己的同代人，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后，當你重新回顧這個過程的時候，才發現他還在那，而我們已經跟隨這個時代走出很遠了。但因為有他這樣的人提供了可能性和自我認知的契機，讓我們無論走得多遠都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戴錦華在閱讀陳映真時感受到，始終關注和熟悉的場景往往被忽視了，她更多關注的是對人物心理情態的描寫，比如《六月的玫瑰》中那個黑人士兵最后怎樣成為美萊村的施暴者，又如何患上戰后創傷應激障礙綜合征。這個人物形象“戳”到了戴錦華，文學閱讀的時刻也是情感上受到沖擊的時刻。她不認為人們在當下時代閱讀陳映真會有障礙。“我們文學地進入陳映真，文學地與陳映真再度相遇并不困難。困難的倒是我們的文學相遇能夠讓我們更多地分享什么？或者說這個文學的相遇是不是同時打開一個不同的文學世界？我倒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戴錦華希望讀者在閱讀陳映真作品之后，能夠分享到在當代中國文學，包括世界文學當中，開始缺失的一種文學必備的品格，即共情能力，人們首先應該理解那些弱勢的、底層的人群。她雖然也在《將軍族》中讀出了魯迅的影子，但不認為陳映真像魯迅，因為魯迅有一種更決絕的冷硬，而陳映真的作品中更多的帶有一種“廣漠的悲憫”，他充滿了悲憫，但這個悲憫不是以情感豐富、廉價的同情來表述的，而是以一種廣漠的姿態朝向他故事中的人物。

此外，曾經在陳映真作品中所揭示的造成苦難、卑微、悲劇的社會結構并沒有改變。如今人們仍然可以通過文學了解這個世界，并做出選擇。在戴錦華看來，今天大多數人覺得無所選擇的原因在于，人們喪失了對不一樣生活的理解和認知，也沒有從異己的生命或者他者給定的結構中去想象和選擇文化、心理、文學的空間。“所以大家在閱讀陳映真時是不是已經開始進入到一個不被封閉的世界，獲得一種不那么陳詞濫調、不再被人們言說的認知？

面對未來，我們能做點什么

吳琦坦承最喜歡的是《趙南棟》當中的《鈴珰花》和《山路》。小說中的主人公聽到關于歷史和所謂仁人志士的故事都是道聽途說，通過不斷的偶遇、聽聞，讓時代在不經意之時經過個體生命，引起人們對于無法親身經驗的事物的情感共鳴。吳琦提出疑問，當代人每天都經歷一種像陀螺一樣被動的、被驅趕的忙碌，我們也許可以從情感共振開始了解時代，那么然后呢？我們還可以做什么？

汪暉表示，陳映真的作品在悲憫之外還有一層憂郁，是一種不能馬上投身行動才會有的憂郁感。他看到這個世界的不合理性，人越來越不像人的生活，可是又找不到改變的力量。而這種憂郁感恰恰是對“怎么辦”的一個追問。他的作品帶有極深的悲憫，然后不斷啟發人們思考整個社會構造如何造成了人的異化。他不停滯于憂郁，而是持續地投身于社會分析和理論論戰，盡可能地尋找解決當代社會結構的可能性。一方面他是孤獨的斗士，無論他人信與不信，他一直在持續地說話；另外一方面，他持續尋找自己的友軍同盟，保持高度敏感。無論他的思考還是文學寫作都明確包含一個方向，他并不是讓人停留在憂郁里面，而是指向行動。

他還談到，陳映真作為生長在臺灣的中國知識分子，以整個世界思考臺灣的命運，進而不斷尋找中國在世界中的位置。正是基于對位置的探求，他對包括作家、知識分子和社會政治領域中的事件做判斷。再讀陳映真的時候會重新理解文學和政治的關系，這也正是魯迅所代表的文學傳統中最深刻的部分。陳映真可以幫助人們理解當下置身的情境。

《趙南棟》中有一段病重的老人和兒子的談話：“我們，和你們，就像是兩個世界里的人。我們的世界，說它不是真的吧？可那些歲月，那些人……怎么叫人忘得了？說你們的世界是假的吧，可天天看見的，全是鬧鬧熱熱的生活。” 吳琦說，陳映真的思想、寫作還在當下的世界中產生著影響，每每想到這里，前面的種種困難都得到了某種暫時的解答。（中國作家網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