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耀輝的小說《野云船》提出了一個敏感又樸素的問題，關于生死的哲學思辨。去雪浪嶼的船上，幾個海島少年問他們的代課老師楚天舒，生死是什么。這位僅長他們幾歲、同樣出身漁家的北大哲學系高才生并沒有正面回答，他給孩子們講了個故事，古希臘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在散步時，頭上有只老鷹飛過，老鷹急于敲開烏龜殼吃午餐，錯把他的光頭當成了石頭，埃斯庫羅斯就這樣一命嗚呼了。在茫茫大海的一葉扁舟上，這樣一個略顯滑稽的悲劇，因為真實，并沒有沖淡生死的嚴肅性。幾位漁家子弟以特有的海島經驗，洞悉出一點生死的玄機，“埃斯庫羅斯本來是在散步，沒想到死，卻意外死了；烏龜被叼到了天上，以為自己必死無疑了，卻活了下來”。“老師，我想，這就是您說的生死無常吧。”在小說的二分之一關節處，這段看似閑筆的對話，是真正的草蛇灰線。

作為精心設計的后設敘事，關于生死的一番懇談，最先在他們返回黑瀾島的航程中顯示出修辭性。為了救落水的學生張琴子，楚天舒三潛激流，最后終于體力不支，消失于暗涌的浪峰。以為自己必死無疑的張琴子活了下來，準備繼續讀研深造的楚天舒罹遭不幸，傳說中埃斯庫羅斯與龜的故事，在海島敘事里自我賦形，復現在返航黑瀾島的漁船上。那一刻，卡在張琴子咽喉的鰻魚刺；封爺爺訓斥董船波“翻魚”的語讖；海島少年們早年葬身海底的父兄……在生與死的復調結構里再次出現，共同結構出小說的基本倫理命題：不知死，焉知生。

當然，這還要放在一個更長的敘事脈絡和更大的意義空間里討論。兒童文學處理“死亡”的意象從美學追求來講，限于文體和篇幅多半傾向于主題而不是敘事形式，往往圍繞基礎表意展開，并不就概念的本體深入討論。小說《野云船》關于死亡的表述，有本體討論的方向性嘗試。“死”是打漁人家并不陌生的經驗,故事中的黑瀾島地處膠州灣，在以青島為核心的眾多島嶼中，它偏遠、小、籍籍無名。島上的人家多以打漁為生，在捕撈設備簡陋、自然條件惡劣的常態下，多數家庭都有過痛失親人的心理記憶。海島少年對水的認識也因此充滿了矛盾性。一方面，海洋的饋贈周而復始地滋養著海島人，他們品性往往由海而生；另一方面，不可避免的海難增加了人們對水的恐懼感，愛海和怨海的雙重情結潛伏于漁家子弟的無意識心理，組織了少年們的經驗、記憶、心理結構和成長方式。當認知構成中的死亡從實踐過渡到經驗，對死亡的認識也就是對死亡的態度，更是面對死亡的勇氣和探索生命意義的持續反思。

物質生活貧乏的黑瀾島人，精神世界卻特別豐富。背靠死亡，讓他們格外尊重死亡，熱愛生命，熱愛“形象世界”與“意愿世界”構成的全部生活。這也是海島人進入時間的方式。以海洋為原點的自然生命時序，將每一個人與自然互文的精彩時刻，祭海、登頂嶗山、去雪浪嶼、迎接出生和死亡……烙印在海島人的靈魂之中，喚起他們對待生命的慈悲與真誠，由此形成一個更長的敘事結構和一個更大的意義空間。

當小說過半后，再回過頭重新看看黑瀾島的故事，那些裝滿了童年記憶的“屁股朝天迎風反向放飛機大賽”“拜媽祖儀式”“祭海儀式”“爬嶗山雪浪嶼”等等，顯然不能再僅僅解釋為孩童的好奇心，那是海島人對生命的深沉熱愛，是他們體驗存在的共同時刻。比如每年春分的祭海儀式，比如乘輪渡“登頂嶗山”，都是他們借重藝術活動認識存在本質的方式。滄海桑田都是典型的時間空間化形式，飽含了歌詩傳說的歷史經驗。海島的生活經驗里，與其說是震驚于空間，不如說是折服于時間。出海登山的一系列的空間位移，是走進個體生命與社會歷史彼此交匯的文化時間。其中，最典型的是“野云船”，一艘海天間的云團幻化的船，像“被施了魔法”“極有規律地排成一排，就像一艘艘漁船列陣”。這是獨屬于海島的特殊的時間空間化形式。作為稀有意象，野云化船只有物理成像，沒有物理空間，不進入人類的文化時間，也不存在文化空間。它是自然奇觀，卻又不同于山川河流，它超越時間，卻沒有生命周期，它還超越普遍意義的空間形態，能夠深入人類的集體心理進行意義賦形。因此野云船的每次出現，幾乎都是富于包孕的時刻，比如主人公楚天舒作為島上第一名大學生，遠赴北京大學讀書的一刻，“天如鋼盔，海似鐵灰，半空中那些云做的漁船卻都紅得像火，還鑲著金燦燦的邊兒……”似乎只有這樣“形象世界和想象世界化作提示滿足著另一時刻”，才能提供給物質生活貧乏的海島少年們以足夠的精神力量，使他們的“生活方法論”有不受貧窮限制的想象力。豐富的意義空間滋養下，海島少年們自尊友善團結，不會因為自己吃著咸魚硬餅，就覬覦伙伴飯盒里的水煮蛋，在“十八羅漢”和“十三姨”的統一化符號稱謂里，他們愛對方就像愛自己。即使是小說中唯一顯出性格缺陷的董船燈，也在天舒死后，露出他性格中美好的一面，“天舒你不該死，我情愿拿我的命換你的命”。

也只有野云船這樣的意義空間，才能消化楚天舒的死亡。人們相信天舒是被葬禮上的野云船載走了，只有盛大的野云船和龍兵過，才配得上天舒這樣的香草美玉，這些一生難見的壯觀水象，像是對人們許下盛大的承諾，黑瀾島上的楚天舒因為救人永遠葬身海底，但意義空間里的楚天舒，卻如封神天兵，乘著五彩斑斕的野云船飛升了。小說也由此結構出主題意義上的全部復調性，死亡是什么，是烏云外層閃著光的金邊兒，每一道烏云，都必有一道金邊兒。

這樣的結局，除了對真善美的兒童文學旨趣的追求，讀過后記的人多少會有些額外的感慨。從某種程度上說，《野云船》是作者與人物同構的自敘傳也許并不為過，至少在我看來，作者劉耀輝幾乎是撕開了少時的創傷記憶來祭奠亡弟，給對方和自己一份塵封已久的成年禮。天舒和天闊，楚家兩兄弟正如他本人的正反面——北大高才生，少年壯志里驚悉胞弟過世的噩耗，原本至親的兩兄弟，如今只剩一人，從此以后，他將獨自帶著對往昔的追憶，走在漫長的思念里。但每一段路都要面對一個“決定性時刻”，當我們看到這部充滿創傷記憶的《野云船》時，就意味著作者決定遵從內心，接受“采心”石碑的神啟，將塵封已久的往事訴諸筆端。那么，舊日的傷口就不再是難以跨越的心理障礙，而是個體成長的“神經癥”。寫出《野云船》的劉耀輝無疑是在嘗試自我療愈，深諳兒童心理學的他以老弗洛伊德推崇的方法，以文字這樣的“白日夢”形式，讓事件在小說里重演，這樣，他作者身份的絕對主體性就掌握了對偶然性事件的控制權，他終于可以代替弟弟去死，留下生的機會，在內心深處完成客觀事實上“并無必要”的自我救贖。甚至，他還在小說的白日夢里為弟弟復原了一座桃花源般的海島，一群可愛的少男少女和一艘寓意美好的野云船，讓那些給過他們童年溫暖記憶的朋友們永遠活在他們最美好的年華。而完成“救贖”的作者本人，我想，從此他可以不必再糾結于往事，糾結于自己“幸存者”的身份，真正自由地穿梭于文本內外，他可以是天舒，是天闊，是封皮上的白衣少年，任龍兵過海、野云飛渡，看烏云亮出金邊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