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我讀吳其南先生《成人作家和兒童詩》之后的所想。

吳文的緣起，吳文辨析、闡述的核心，是“兒童詩的合法性”問題，更具體地說是“成人作家寫兒童詩的合法性”問題。作者首先拋出這個“包袱”，再自己一點一點地打開這個“包袱”，因其深厚的理論學養，剝得層層深入、打開得毫不粗魯，任何一個段落的闡述都見出學理的嚴謹和學者的風范。只是，拜讀過全文之后，我產生了一個疑問：兒童詩的合法性，成人作家寫兒童詩的合法性，它真的是一個問題嗎？如果真的是一個問題，那么它到底是大家普遍疑惑、普遍關心的問題，還是僅為少數人疑惑、少數人關心的問題？抑或只是作者自己認為是重要問題的問題？

我產生上述疑問的原因，一是因為我寫兒童詩40多年——范圍從少年到幼兒從詩到兒歌都有——從未有過那樣的疑惑；二是我也不曾從別人（業內人、業外人都在內）那里聽到過那樣的疑惑。如果說這兩個原因太感性、太個人化，不足為憑，那么，我下面談的是否有些理性、有些普遍性呢？

一、寫自己之外的人，是作家必備的能力。

不只兒童文學“主要目標讀者”都是兒童、而作者卻“一般都是成人”，一切文學作品都有相似的屬性，即：寫文學作品的人（作家）和讀文學作品的人（讀者），極少是合二為一的，除了自傳，每個作家創作每件作品都不是“本色演員”的“本色出演”，而是“性格演員”的“性格出演”，寫歷史人物的作家沒活在歷史里，把英雄寫好的作家未必是英雄，把惡棍、流氓、騙子寫好的作家也未必是那樣的人。那么，成人作家與兒童，成人作家寫兒童，就特殊嗎？

我認為人有兩個故鄉，一個是地理上的故鄉，一個是心理上的故鄉；人心理上的故鄉，就是一個人的童年。童年時光、童年經歷、童年感受，甚至包括童年的味蕾記憶、食物偏好等等，它們共同構成的那個童年，便是絕大多數人經常回去探望的“心理故鄉”，只是有的人意識到了，有的人意識不到。絕大多數人一生返回自己心理故鄉的次數遠遠多于返回自己的地理故鄉。能夠經常回到自己童年的成人，也會更多地留意和進入當下的兒童世界。無論陽光還是陰影、歡樂還是痛苦，不同時段、不同人的童年，它們都是有血緣關系的。也就是說，從來不寫兒童詩、兒童文學的人，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具備意會和欣賞兒童詩、兒童文學的潛質。在某些成人作家那里，寫兒童的難度反而遠遠低于寫成人，他們把兒童寫出來、寫好的可能性，也遠遠大于寫出和寫好成人中的英雄、惡棍。這大概也是一些人更多地寫兒童文學、成為兒童文學作家的原因之一。

二、詩有特殊性，但不在廣義的文學之外。

詩言志，詩主要是表達作者的主觀情感，這似乎已經是沒有爭議的共識。事實上不只詩如此，一切文學作品說到底，都是在言作者的志、都是在表達作者的主觀情感。以和詩相對應的敘事類文學為例，作者寫一個什么樣的故事、怎么去寫那個故事，將那個故事納入一個什么樣的倫理體系、讓它帶上什么樣的價值取向，都與作者的“志”和“主觀情感”息息相關。講故事就離不開人物、事件、情節、細節，塑造什么樣的人物，設置什么樣的事件，選取什么樣的情節、細節，這一切，也無一不與作者的“志”和“主觀情感”息息相關。

傳統的（也是經典的）文學理論中有“小我”“大我”的概念。更多地言己之志、抒己之情是“小我”，要將“小我”融入“大我”才能提升作品的有效性，才能避免陷入對影自憐、孤芳自賞。借用之，成人作家寫兒童詩，如果要寫得有效，也必須將“成人我”融入“兒童我”，將“作家我”融入“對象我”；這應該也是每個寫兒童文學、兒童詩的成人作家必備的理念和能力，不存在疑惑、沒什么糾結、也無須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