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100：每個人都應該讀出屬于自己的張愛玲

今年9月30日是張愛玲百年誕辰，多家媒體就此重申和紀念張愛玲，走在最前的是臺灣地區兩家媒體《聯合文學》和《INK印刻文學生活志》（以下簡稱《印刻》）。 

“每個人都應該讀出屬于自己的張愛玲”，正如《印刻》執行主編蔡俊杰在8月刊的編輯部報告中所言，這或許百年張愛玲的重要主題。《印刻》8月、9月兩個月的專題都是“張愛玲100”，《印刻》延請學者文人重釋張愛玲，有關注作品，有關注文化癥候，有關注歷史脈絡，等等。《聯合文學》以“1912-1949民國女子畫報：張愛玲百歲好吃驚”為題，以文化研究的方式凸顯張愛玲在民國女性群體中的別樣。

作家楊照在《張愛玲百年祭》（刊于《印刻》8月刊）中論述了張愛玲的經典性，同時也梳理了張愛玲的閱讀史和影響史。楊照以為“從一九二〇到二〇二〇年，這一百年當中，我們找不到任何其他的作者，擁有張愛玲這樣的地位。”楊照發現在張愛玲的讀者中有很多是作家，“想寫作的人會刻意去讀張愛玲的小說，從張愛玲的小說中學習如何寫小說，有意識地去依隨、模仿張愛玲的風格，寫出張愛玲式的小說。”張愛玲可謂作家中的作家。

“張愛玲是傳奇，張學、張派、祖師奶奶、一代文學女皇，這是正面話，翻過面，那是跟你我一樣的肉體凡胎世界。”作家簡媜在一文中表示。魏可風考古了張愛玲在信件和日記中所寫的疾病，羅列了她的整個疾病史，小到傷寒等小毛病，大到晚年神秘莫測的皮膚病。“一九八三年張愛玲寫信給莊信正，說鄰居家貓狗的跳蚤傳入，下幾封信就開始‘跳蚤漂流’了”。有生之年，張愛玲每年都會生上幾場病。

編劇蔡天倫在《討厭張愛玲》一文中表達了自己對于張愛玲又愛又恨的態度。大學畢業旅行時，她看《半生緣》入迷，以至于忘記了周遭和其他事，忘記了所乘的船，她的回憶只剩下“我們回不去了”這句話。這或許便是對于張愛玲的典型態度，“而我，一輩子不敢挑戰翻拍張愛玲。她這位細節大師和比喻大師實在太難伺候，不是像我這樣的創作者能夠應付來的。又或者說，我寧可愛著，討厭著文字里的張愛玲，也不要讓這些腦海中的夢變成真的。不要叫醒我們這些夢游者。”

扎迪·史密斯等作家加入“反抗滅絕”非暴力運動，抗議右翼智囊淡化氣候危機

英國時間9月2日，“反抗滅絕”運動（Extinction Rebellion，簡稱XR）第二天，英國作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英國演員馬克·里朗斯 （Mark Rylance）加入“反抗作家”運動（Writers Rebel），督促人們正視氣候危機，反對政客們淡化危機的說辭。作家們在圖夫頓街55號

作家們在圖夫頓街55號

“反抗作家”團體的發言人們堵在圖夫頓街（Tufton Street），抗議示威。圖夫頓街又稱脫歐街，該街的55號是納稅人聯盟（TaxPayers' Alliance）、全球變暖政策基金會（Global Warming Policy Foundation）、脫歐中心（Brexit Central）等九大右翼智囊團的集會地。在圖夫頓街55號的入口處，被抗議者噴涂上“謊言，謊言，經濟和謊言”字樣。

在回復《衛報》的采訪時，扎迪·史密斯表示，“圍繞氣候變化這一科學事實的巨大的、難以駕馭的情緒，是由某種比生物羞恥感更深思熟慮的、更外在的東西所推動的。它們不是有機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而是被石油公司及其它既得經濟利益集團所制造、定制、安排、支付的感情，這些既得經濟利益集團為自己的短期利益，犧牲人們的長期未來。這已經不再是個人道德問題了。這是一個腐敗政治的結構性問題，是我們政府最高層的謊言。這場基于整個星球的生存的經濟剝削，對人類生存構成了巨大的挑戰。這個星球的命運不能由在陰暗的辦公室里拿著豐厚報酬的男女們來決定。這個星球屬于人類。更準確地說，我們都屬于這個星球。”

本次為期十天的“反抗滅絕”運動的支持者，除了現場參與的扎迪·史密斯外，還有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美國小說家兼環保人士喬納森·弗蘭岑（Jonathan Franzen）、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華裔英籍作家簡電影人郭小櫓。郭小櫓謹慎地表達了自己的悲觀觀點：“人類世的影響是巨大的。如果到了人類世的最后階段，作家們的言論也不再有意義。”她認為人類將會消失，而地球會幸存下來。與此同時，她也認為文學是人類的神話，是需要面向自然的；但在今日，文學沒有希望。

阿特伍德在“反抗滅絕”YouTube官方賬戶的視頻中表示，人類活動導致氣候變化，這并非一個理論，或者一個觀點，而是一個事實。為了金錢的利益而否認這一事實，將導致人類這一物種的滅絕。“還不是很晚，但已經足夠晚了”，她說。阿特伍德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就開始寫作反烏托邦小說。

反抗滅絕是一個去中心化的、非政治的全球組織，成立于2018年5月，它的標志是一個圓形沙漏。它的目標是讓人們面對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的現實，也即第六次物種大滅絕（ Sixth Mass Extinction），做出積極的、富有成效的舉措。在2018年成立之初，“反抗滅絕”就設立了自己的目標：（1）號召政府講真話，對公民宣布氣候和生態的緊急狀況；（2）號召政府在2025年前制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并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至零；（3）號召政府建立一個有關氣候與生態正義的公民大會，并接受公民大會的決策領導；（4）號召政府優先考慮最脆弱的人民和土著人民的主權。其中，第四條是運動擴展至美國時添加的。2018年10月31日，“反抗滅絕”召集約100名學者在倫敦議會廣場上發表對英國政府的宣言。隨后的11月17日，約6000人封鎖了倫敦泰晤士河上的5座主要橋梁，并維持了長達數小時。在當時，這是本世紀英國本土最大的游行示威活動。在2019年，“反抗滅絕”擴展到紐約、開普敦等全球其他地方。

“‘社會契約’已經被打破……因此，繞過政府的不作為和明目張膽的玩忽職守，保衛生命本身，是我們的權利，也是我們的責任”，游行的組織者之一蓋爾·布拉德布魯克（Gail Bradbrook）在2018年就如此表示，“像我們的先輩們一樣，占領街道將帶來變革。只有這種大規模的經濟破壞，才能使政府迅速坐到談判桌前，討論我們的訴求。我們準備為我們的未來而冒險。”

在今年7月，《時代周刊》發文指出，“反抗滅絕”運動最有力的戰術就是政治動員。經過兩年的摸索，這場運動已經深入社區，產生了很大效應。“當安全部隊無法控制抗議活動時，政府將更容易采取激烈的行動來削減碳排放量，而不是袖手旁觀，允許抗議活動繼續下去。”曾任綠色和平組織的主任和國際特赦組織的秘書長庫米·奈杜也表示，“反抗滅絕”在短時間內用少量資源就取得了相當好的成就。

克勞迪婭·蘭金批判種族主義

克勞迪婭·蘭金（Claudia Rankine）在新作《只是我們》（Just Us）中，繼續她對種族主義的批判。《只是我們》是一本剪貼簿型的作品，囊括了詩歌、網頁截圖、隨筆、歷史文獻等等類型。更為重要的是，《只是我們》在內容上也是雜糅薈萃的，她將日常敘述和批評敘述交織在一起。“只是我們”取自美國脫口秀演員理查德·普賴爾（Richard Pryor）名言，“你去那里尋找正義，你所找到的——只有我們。”這句話也是本書的題詞。

“對我來說，有色人種的意思是非結構性白人（not structurally white），他們不是機構結構性權力的一部分，這些結構毀滅他者，或剝奪其權利，或驅逐其出境，或通過或消極或激進的立法來消除對某些人群的種族歧視，令白人看不見他者。像希門尼斯·羅曼（Jiménez Román）所說的那樣，波多黎各75.8%的波多黎各人都認為自己是白人，是普通白人群體的一員，即使其他人并不這樣認為，我認為這是我們的難題。”蘭金在書中表示。

《只是我們》帶我們經驗彌散在美國社會方方面面的種族主義，從企業文化，到課堂，再到頭發的形態。所謂的種族主義是結構性的，也是偶然的、微妙的。但蘭金似乎沒有提供給我們一種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她所做的是呼吁，是關切，是協調，是實踐的渴望。在揭示歷史和社會的約束和糾纏、身體和個體的差異的同時，蘭金建議我們做出協調一致的嘗試。美國哲學家、女權主義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稱贊蘭金表達了一種罕見的肯定，盡管它是潛在的。

蘭金的實踐始于2016年的秋天，那時她剛到耶魯大學任教。她幫助墨西哥人，并將他們和上世紀愛爾蘭人、意大利人和亞洲人受到的待遇聯系起來。蘭金為此承受了很多失敗，但也小有收獲。《大西洋月刊》稱她走在了時代的前面，她花了十年時間來探索W·E·B·杜波依斯的百年之問，“成為問題本身是什么感覺？”蘭金以詩歌的形式作出了回答，“白日里白人的正義的暴力/加倍了白種性的統御/以我們的方式”。這個國家還有很多路要走，在答《衛報》的采訪時，蘭金表示。

為什么解構白種性如此重要？蘭金對《金融時報》解釋道：“白人不覺得他們自己的定位是一個被創造出來的位置。他們以為這是一種任人唯賢的格局……而不是整個文化都是為了幫助他們而設置的。于是他們開始相信自己是正常的化身。這意味著其他所有人都處在有別于他們的位置，同時除非你提出質疑，否則每當提出種族問題時，他們就會覺得自己在個人層面遭到了攻擊，而不明白他們屬于一個群體，包括我們所有人的這個群體打造了這個等級結構。”

此前在回答《巴黎評論》的采訪中，蘭金表示，她的家庭成員對任何事情都有一種好奇心。她回憶起她的小時候的想法，“那么，這就是它的運作方式嗎？這是種族主義嗎? ”在異樣的文化和歷史的境遇下，她發現了事情的本來面目，她對于后代也有很多期待。蘭金也相信移民的樂觀精神。她不期待白人男性回過頭來稱贊她對白人男性的批評，“我努力對自己負責，對過程、歷史和語言負責，盡我所能”，蘭金表示。

蘭金生于牙買加，后隨家庭移民美國。她在大學追隨前任美國桂冠詩人路易絲·格呂克（Louise Glück）學習寫作詩歌。2013年，蘭金當選美國詩人學院院長。2016年，蘭金獲得麥克阿瑟獎，她用62.5萬美元獎金創辦了“種族想象研究所”（Racial Imaginary Institute），其宗旨是“尋找有關種族的不朽真理：這是一個人為發明的概念，卻以異常強大的力量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局限著我們的活動和想象力。”蘭金最為人們所熟知的是獲獎無數的《公民：美國抒情詩》（ Citizen: An American Lyric）。本書在goodreads網站上收獲3萬多個評分。像蘭金的很多作品一樣，《公民》以散文詩的形式探討了當代美國的種族問題和公民狀態，可以說是當代的《自我之歌》。

“作二代”馬丁·艾米斯的“生活寫作”

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新作《內部消息》（Inside Story）是一部長篇小說，也是一部回憶錄。“這本書是關于我自己的生活，所以讀起來不會像小說，”艾米斯在序言中寫道，“它更像是有關聯的短篇故事的匯編，其中還有散文式的迂讓（essayistic detours）。”《內部消息》是基于大約20年前夭折的自傳體小說《生活：一部小說》（Life：A Novel）的續寫，那時他躺在烏拉圭的海灘，明白了那部小說的破產——“第一次死亡”，他如是說。

小說主人公、艾米斯化名前女友朱莉婭（Julia）在開頭抱怨，這是一本由男性撰寫的書，他自顧自地繼續。艾米斯回溯了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索爾·貝婁、菲利普·拉金、克里斯托弗·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等人的疾病和死亡，這些人對他都產生了很深的影響。他們的死亡，讓艾米斯重新寫作，或者說重獲自由，因為對艾米斯來說，“小說就是自由”。在七十年代，希欽斯和他一起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工作，兩人結伴在中午喝酒，進行漫長的談話。他和他的作家父親在蘇豪區，喝格拉巴酒，說一堆廢話。諸如此類。艾米斯還細數了他推崇備至的納博科夫、T.S. 艾略特的反猶主義、牙科、身高——艾米斯本人經常抱怨自己矮。

“小說本質上是一種暫時的、理性的形式——一種社會現實主義（social-realist）的形式，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艾米斯在序言中寫道。他還提出了“生活寫作”（life-writing）這個理念，據他說，D. H. 勞倫斯、約翰 · 厄普代克、索爾·貝婁等人就是如此，而他把“生活寫作”擴展到了回憶錄的領域。他抱怨瑪格麗特·杜拉斯、菲利普·羅斯的崇高的自傳（higher autobiography），“菲利普 · 羅斯的祖克曼用強迫性的自我循環窒息了他的能量和喜劇。”通過這本自傳，艾米斯加入了卡爾·奧韋·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aard）、雷切爾·卡斯克（Rachel Cusk）、本杰明·勒納（Benjamin Lerner）的隊伍。

艾米斯有著強烈的反諷格調，他也能夠以情節劇的方式表達出情感。這似乎源于伴隨艾米斯一生的獨特的焦慮，在小說中，艾米斯不斷問，“這本小說有什么好處? ……它是做什么用的? ”艾米斯最擅長的是直截了當地敘述那些令他深感興趣或感動的事情。這便是他的“生活寫作”——愛情、詩歌、死亡究竟帶來了什么？幽默，在艾米斯的筆下，似乎只進行了一半，因為他執迷于仿寫，執迷于過去的世界。在回答《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的訪談中，艾米斯給出寫好文章的建議，“ 注意句子的節奏，不斷重復，避免重復單詞甚至音節，不要把長段落和短段落混淆，避免陳詞濫調。”這種說法有點陳詞濫調，有點過時。

在疫情期間，艾米斯生活在布魯克林，他在那里的Cobble Hill有一處房產。作為一個天生的樂觀主義者，現在的艾米斯并不覺得很有希望。他對《衛報》記者說：“特朗普入選讓我感到震驚，但我想，這會很有趣。……但現在看起來……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