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9月21日是世界阿爾茨海默病日。國際阿爾茨海默病協會的數據顯示，2050年全球該病患者數將達到1.52億。每一個數字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以及他們逐漸走向空白的生命。對于本就充滿了細節張力的文學創作而言，阿爾茨海默病的文學書寫圍繞著病人們逐漸退化的認知障礙，以及這種疾病的遺傳特性，在與“深淵”的相互“凝視”中，在情感“膠著”和人性“撕扯”中，調整著自我與他者的關系。

我把自己丟了

我把自己給丟了，這是阿爾茨海默病患者對逐漸空洞的自我最直觀的敘述。大腦掌管語言和記憶的部分開始萎縮，阿爾茨海默病患者不僅在遺忘周遭的一切，也在遺忘著自己。遺忘引發的時空錯亂又帶來爭辯和誤解，這是討論該題材文學作品特有的“記憶之殤”。

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里，健忘癥席卷了整個村莊，越來越復雜的記事標簽非但沒能拯救村民的壞記性，還將他們推向了更深層的虛無。記憶是確立人生軌跡的錨，如今這個錨不知所蹤。在王周生的《生死遺忘》、薛舒的《遠去的人》和于是的《查無此人》中，罹患阿爾茨海默病的主人公都丟失了自己的記憶之錨，不僅無法確認航向，人生之船也被打成碎片，在逐漸消失的自我周圍起伏。一開始只是生活中波瀾不驚的偶然事件——王周生筆下的肖子辰錯把前妻凌德磬家當成了現在的家，薛舒筆下的父親去領老年卡卻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于是筆下的王世全則在妻子與鄰居閑聊時不知所終。三位老人的失常，都是在最熟悉的地方迷失——曾經近在咫尺的“家”突然遙不可及，最熟悉的家人變成了陌生人。隨著病情加重，遺忘的速度加快，一切記憶像疾馳的火車外的景物，飛速后退，直到那個再熟悉不過的自己，也開始消失。

博爾赫斯說過“報復的最高境界便是遺忘”，然而對于失憶、失語又失智的病人而言，可以作為寬恕的遺忘變成了對自己和所愛之人殘忍的傷害。語言學家將失語癥患者的看圖說話整理成語料庫加以分析，我們便看到了支零破碎的文字，破碎程度昭示著病情的輕重。作家則擅長將這些碎片重新拼接成一面鏡子，在鏡子的折痕變形處看見病人，也看見自己。病人的語言組織能力受到極大影響，情感表達受限，一旦淤積在內心深處的情感爆發，就會“燙傷”周圍的人。凌德磬不計前嫌照顧肖子辰，卻發現后者不知何時回到了與第二任妻子柳沁的家，懷抱亡妻的相片如嬰兒般入睡。對凌德磬來說，這當然是一種背叛，但是對病人來說，這只不過是一種遺忘了部分世界后的本能表達。正因為如此，深知這一點的前妻才會痛徹心扉，燒毀了珍藏多年的與肖子辰的情書，接著突然中風。曾經克制隱忍的自己已然消失了，傷人的真相暴露出來，原來記憶也可以變得如此“尖銳”。

我想念我自己

1995年英國畫家威廉·尤特莫倫確診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病，在接下來的五年間，他用自畫像記錄下自我遺忘的過程，畫面的光影和色彩逐漸褪去，最后變成了一個模糊扭曲的黑白圖案。尤特莫倫真正做到了自我剖析和自我呈現，他在最后一刻無奈拋卻了創作邏輯。但對作家來說，對于阿爾茨海默病的剖析依賴閱讀過程中有效的語義轉譯，每一個文字承載著與病痛相關的一切。作者希望通過這些文字引發讀者的共鳴，而讀者確實也能在字里行間體味到病魔的侵襲。

然而撇開無解的“意圖謬誤”不說，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構建起的那個千瘡百孔的自我，永遠只能是“遠觀”中的他者，因為真正患病的自我已經“塌陷”，喪失了自我描述和自我定義的話語權。

在小說《戀戀筆記本》里，諾亞和艾莉雖終成眷屬，但艾莉年老時罹患阿爾茨海默病，諾亞日復一日讀著他們的故事，最終等來奇跡，艾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與他相認。小說在多個人稱中切換，有諾亞自指的“我”，有諾亞、艾莉交替出現的第三人稱，有對話中含情脈脈的“你”，卻唯獨沒有艾莉自指的“我”。不難看出，這始終是諾亞記錄在自己筆記本上的故事，即便他和艾莉心心相印，但這一直是“我”和“她”的故事，“她”真正的自我永遠遙不可及。小說最后，兩人再次相認雖然讓人潸然淚下，這樣的敘事邏輯建立在艾莉自我意識尚存的基礎上，可對于晚期的阿爾茨海默病病人來說，這種自我認知早已喪失。引人注意的是，小說以“我是誰？”開頭，隨之而來的是諾亞的獨白，諾亞清晰明確的自我投射在了患病的艾莉身上，后者的自我看似是不證自明的了。問題是，病中的艾莉，在那么幾個自我意識殘存的瞬間，除了思念諾亞，是否也在想念過去的自己呢？

小說《我想念我自己》直截了當地告訴讀者阿爾茨海默病患者有多么想念曾經的自己。編年體的形式將主人公愛麗絲的病情表現得絲絲入扣，這位專攻語言認知的大學教授，曾經定義她的一切都需要語言參與，而現在逐漸失語的她找不到家里的洗手間了。小說細膩的描寫得益于作者莉薩·熱那亞作為神經學家的專業知識，熱那亞將那些蒼白冰冷的術語巧妙地分解成小說中疼痛的片段，第一次在眾目睽睽之下演講忘詞，熟悉的校園突然變得陌生，上課時忘了剛準備一小時的大綱……科學家的冷靜觀察和小說家的溫情筆墨合二為一，最后化為結尾處的經典情節——失語的愛麗絲已然不認識女兒，卻依然能給予眼前這個陌生人“愛”的回應。

然而，如果我們回想小說中最慘烈的一幕——想按計劃自我了結保留尊嚴的愛麗絲因為頻繁忘記步驟而未果，就會發現如果沒有作家對這種絕望掙扎的冷酷揭示，就沒有結尾處的笑中含淚。可惜的是，改編自該小說的電影名為《依然愛麗絲》，第三人稱的片名和成為電影的《戀戀筆記本》一樣，將觀眾牢牢按在旁觀者的位子上，多少失去了愛麗絲的本意——我當然想念你們，可我也想念我自己。

“告別”只是“開始”

前不久，作家薛舒發表短文《緩慢地活著》，祭奠自己在年初離世的父親。“我們總以為，他會一直如此，緩慢地活下去，活得一天比一天平凡，平凡到幾乎沒有存在感，平凡到我們漸漸忘了他年輕的時候也曾有過上下求索、緊張進取的生活。”在薛舒的非虛構文學《遠去的人》里，病情已經十分嚴重的父親最后跌跌撞撞、踉踉蹌蹌，舉著一枝帶雨珠的桂花，在女兒的指引下準備送給忙碌的老妻，盡管他眼前的這個“小姑娘”和那位“娘子”，都已經是陌生人了。他在醫院的最后五年，從失憶到失能，變成了守著一方病床嗷嗷待哺的“嬰兒”。《緩慢地活著》可以看做《遠去的人》真正的尾聲，只是這尾聲在桂花香氣的告別之后繼續綿延了五年。

關于阿爾茨海默病的文學書寫，很多以病人入院或是家人愛的包容收尾，然而患者漫長的告別才剛剛開始。藥物只能延緩病情，久而久之病人的大腦被“蛀空”，但身體機能如本能的吞咽能力尚存，后期的護理過程缺少交流，但仍需維護生命的基本需求。失去記憶之錨的日子，仿佛進入了時間停滯的“真空”，無論對病人還是家屬，都顯得格外漫長。在如此特殊的告別過程中，怎樣面對病床上那個最熟悉的“陌生人”？作家史蒂芬·梅里爾·布洛克的處女作《遺忘的故事》里，少年塞斯的母親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病，少年出發去補全自己的個人史。這種被至親失憶激起的“尋根”沖動同樣也呈現在作家于是筆下的子清身上，似乎找到家族樹扎根的地方，就能找到曾經那個熟悉的父親。事實上，多年后布洛克在一篇文章中回憶道：“這些天我的母親告訴我，我應該學會融入外婆的世界，和她一起大笑，把握住現在，不再去尋找那個曾經的外婆”。現在的外婆，這個罹患阿爾茨海默病忘記了自己的年齡，和外甥一起開懷大笑的老人，才是她的“真我”。布洛克與“返老還童”的外婆重新“相遇”，雖然傷感，也是一種釋懷。

陪伴現時的“真我”，直至漫長的告別結束。那些積滿灰塵的記憶燈泡，在一陣斷斷續續的閃爍之后，再也沒能亮起來，但它們曾經照亮了周圍的小小世界，即使現在熄滅了，也有溫暖與肯定。這種笑中含淚的來之安之，終究會成為滋養另一棵大樹的力量。文學與記憶之間的生命悸動，還將繼續。

（作者為文學博士、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