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將軍在抗日最前線（木刻 1941年） 彥 涵 作

在魯迅先生熱切關懷和親自教導下，新興木刻作為20世紀中國一股嶄新的革命美術創作潮流，在其引入中國伊始的上世紀30年代前半期就已經取得了迅猛發展。全面抗戰爆發后，新興木刻開始肩負起更大的歷史使命，走在了美術創作甚至中國文藝的前列。在抗戰洪流中，如何創作出新的中國藝術？新興木刻也在努力探求著自己的藝術定位和身份。1938年4月，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以下簡稱“延安魯藝”）的成立正為此提供了重要契機，新興木刻藉此轉向了讓人耳目一新、具有獨特藝術面貌并讓世界矚目的“延安木刻”，木刻家們也在此真正找到了木刻所應有的藝術定位、藝術身份與精神歸屬——人民生活的源泉。

心歸延安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面抗戰爆發后的延安在當時成為了一個極富吸引力的地方，全國各地懷抱著革命理想的知識青年爭相投奔而來。艾克恩談道：“抗日戰爭開始之后，黨中央和毛澤東在這里領導全國人民進行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成了革命的燈塔。許多有志于抗日、追求光明、自由和民主的人士，包括知識分子和文藝工作者，冒著生命危險，不惜長途跋涉，歷盡艱辛，奔向延安，一時間出現了‘天下人心歸延安’的滾滾潮流。僅1938年，在延安就聚集了百余名已有成就的文化人，包括作家、戲劇家、音樂家、美術家等方面的人才。”（《延安文藝史》）其中就包括了許多木刻家。

據統計，自1936-1940年間，相繼到達延安的木刻家就有溫濤、胡一川、沃渣、江豐、馬達、陳鐵耕、陳叔亮、王式廓、黃山定、張望、劉峴、力群等，他們基本都以魯藝美術系為活動陣地，魯藝美術系也由此實際成為了“木刻系”，繼而培養出了古元、彥涵、焦心河、羅工柳、鄒雅、夏風、王流秋、蘇光、張曉非、張映雪、劉蒙天、牛文、劉曠、陳九等一批青年木刻家。他們共同構成了延安木刻創作的“延安學派”。所謂“延安學派”，力群作了解釋：其是由延安的木刻家們在政治思想、藝術方向的一致，描繪內容和藝術風格上的接近，以及地理環境和人物風貌，互相學習和影響等因素而自然形成的；其以延安魯藝為中心，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古元；在藝術內容上歌頌陜甘寧邊區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所過的民主幸福生活，歌頌敵后軍民的英勇戰斗和英雄業績；在藝術形式上脫離了外國影響而富有民族氣味的風格。“延安學派”的逐步構建，也為開創延安木刻嶄新的創作路向奠定了堅實基礎。

延安木刻的變革，首先是最早來到延安的一批木刻家面對延安新生活在木刻創作上所進行的變革。如這一時期，江豐的《延安各界紀念抗日陣亡將士大會》，再現了延安舉行“紀念抗日陣亡將士大會”的情景；沃渣的《軍民打成一片》，刻畫了八路軍戰士幫助邊區農民收割的場景，是對軍民合作的表現。兩幅作品都在內容上反映了延安的新生活，具有鮮活的生活氣息；但在技法和風格上，卻依然保留了他們既有的風格：采用陰刻法，并通過黑白對比組織畫面。然而，這種風格卻很難為邊區軍民所接受。木刻作者們也很快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并試圖在木刻創作上進行革新，以開拓延安木刻的大眾化之路。

走向人民生活

延安木刻的大眾化探索切實地體現為“走向人民生活”的實踐。所謂“人民生活”，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下更確切地說，應是陜北農民生活、陜北農村生活。這既是鄉村民眾動員的重要方式，也切實為藝術創作探索提供了新的命題。

其中，古元1940-1941年在延安縣碾莊鄉的生活實踐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當時，古元等5位魯藝學員一起被分配到碾莊工作，這原本是魯藝教學安排中既定的一環（專業學習與革命工作相結合），古元卻在此默默展開了頗具實驗性的生活實踐和創作探索。經過了一段長期且痛苦的生活實踐的磨礪，古元努力將碾莊農村鮮活的生活體驗轉變為藝術創作，試圖構建起藝術與生活的有機結合。他談道：“經過一段熟悉的過程，我對這里的生活產生了深厚的感情，看見鄉親們的日常生活，如同看見很多優美的圖畫一樣，促使我創作了很多木刻畫。” 這批作品就是他在碾莊時期創作的富含生活氣息的“農村小景”系列（1940）、《選民登記》（1940）、《結婚登記》（1940）、《離婚訴》（1940）等，標志著他在從生活實踐到藝術創作探索的初步成效，且許多作品都成為古元延安時期的代表性作品。當徐悲鴻1942年在重慶看到古元“農村小景”系列木刻之一的《割草》（1940）時，發出驚嘆：“中國藝術界中一卓絕之天才，乃中國共產黨中之大藝術家古元……乃他日國際比賽中之一位選手，而他必將為中國取得光榮的。”由此可見古元碾莊木刻創作的重要價值。

古元碾莊創作的重要意義更在于其為延安木刻創作的進一步探索提示了方向——將藝術創作與人民生活實踐進行有機的結合。1942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們的文藝的根本問題是“為人民的”，文藝創作的惟一的源泉是“人民生活”；隨后他又提出了“文藝工作者要同工農兵相結合”的主張，這都鮮明強調了“人民”與“人民生活”在文藝創作中的核心位置。1943年3月，中央文委和中央組織部召集文藝工作者開會，號召文藝工作者到農村去，緊密地與群眾相結合。此后，延安文藝工作者紛紛下鄉深入生活。同年12月，一支有42名成員的“魯藝工作團”深入綏德，收集了大量民間剪紙，并創作了新年畫和新窗花；王式廓下鄉到安塞農村；古元、艾青隨運鹽隊下鄉到三邊；羅工柳和楊筠下鄉到關中；張望下鄉到靖邊，等等。正如張仃指出：“我們是無需再珍貴自己的一些‘糊涂觀念’，把空洞的理論和虛名作為裝飾。現在正需要真正面向工農兵了，和實際生活結合——下鄉去。”“畫家下鄉”與邊區鄉村生活相結合，成為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推進美術創作的明確而嶄新的路徑。新的深刻的生活體驗也為美術創作開拓了廣闊空間。經過了新的生活體驗，古元創作了《加緊運鹽》（1943）、《放青馱鹽》（1943）、《練兵》（1943）、《菜園》（1944，套色木刻）、《人民劉志丹》（1944），羅工柳創作了《馬本齋將軍的母親》（1943）、《八路軍一二○師政委關向應》，張望《鄉村干部會議》（1944），王式廓《改造二流子》（1944），馬達《汲水抗旱》（1944）、《民間藝人》（1944），石魯《群英會》（1944）、《妯娌倆》（1944）等等，都展現出濃郁的生活氣息和嶄新的藝術面貌，延安風格木刻趨于成熟。

可以說，抗戰時期的延安美術不僅在戰爭題材、更在人民實際生活的源泉中尋覓到了藝術創作的意義所在——對“人民”的發現和表達。尤其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廣大美術家更自覺地走向農村、走進工農兵，更廣泛而深刻地與大眾相結合，這是五四以來從未有過的美術現象，其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不容忽視。

汲取人民形式

走向人民生活的實踐過程，也伴隨著木刻民族化的探索過程，必然導致延安木刻形式語言的變革。到底應該為那些不識字的陜北農民提供怎樣的藝術呢？于鳴1939年就曾分析：“在實際向‘大眾化’的方向發展，是從兩方面進行：一方面是藝術手段上，不妨礙大眾生活習慣而影響形式；一方面是為了限制，而引用傳統的舊形式。”可謂準確概括了延安木刻家在藝術大眾化探索方面的不同道路，尤其后者逐步成為了延安木刻民族化探索的主要道路。

盡管相關探索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前就已經積極開展，如1938年冬成立了“魯藝木刻工作團”，其在木刻新年畫創作方面取得了顯著的創作成績；但顯然，延安文藝座談會成為了一個關鍵節點，其后隨著走向人民生活的深入實踐，延安農村既有的民間形式、傳統形式、舊形式等開始廣泛進入美術家們的視野中。美術家們也試圖藉此推進木刻創作的新探索。正如力群談道：“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由于文藝工作者們加強了群眾觀點，考慮到農民群眾的欣賞習慣，版畫家們作品的巨大變化，就是減少了畫面的黑的成分，人物的面部也不再用明暗的表現法了，而采用了中國年畫中人物面部的畫法，并多用陽線刻法了”，并“考慮到群眾對色彩畫的喜愛，因而大大發展了套色木刻”，由此構建起了“延安學派”共同的藝術特色。

在相關創作中，早在1939年春節前，江豐創作了《保衛家鄉》（1939）、沃渣創作了《五谷豐登》（1939）兩套新年畫，開創了延安木刻新年畫創作的潮流。1942年以后，古元也開始從“黑古元”轉向“白古元”風格，他再次創作了《結婚登記》（1942）、《離婚訴》（1942），以及《區政府辦公室》（1942）、《減租會》（1943）、《馬錫五調節婚姻訴訟》（1943）等一系列采取陽刻技法的作品，呈現出嶄新的藝術面貌；石魯則借鑒延安民間流行的“拉洋片”形式，采取連環畫形式，進行“新洋片”探索，內容主要是宣傳時事、表現群眾生產生活，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

從“大眾化”到“化大眾”，正通過在語言風格層面的探索，才最終完成了延安木刻（以及延安美術）民族化的探索，塑造出成熟且具有獨特風格的延安木刻版畫藝術。自當時開始，這批延安版畫就開始進入西方各大美術館、博物館，并受到高度評價，其既是中國抗戰的一份歷史文獻，也代表著中國革命美術獨特的藝術魅力。

人民精神與中國精神

延安版畫作為20世紀中國美術尤其中國革命美術中一個頗具代表性的藝術類型，如何深入總結其藝術精髓，對于推進當代中國美術創作發展亦具有重要意義。根據上文的分析，延安版畫創作成功的秘訣恰在于其對于人民生活、人民精神的揭示。在此，“人民”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被凸顯出來，繼而構成了此后推進中國現實主義藝術創作矢志不渝的追求和源源不斷的藝術力量。

這種“人民”精神，也是一種中國精神。中國精神凝聚人民力量，挺立民族脊梁，構成凝心聚力的興國之魂、強國之魂。發掘和描繪新時代新的人民形象、人民精神、人民生活，正是新時代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的重要路徑。其關鍵是，要在人民的鮮活日常生活中，去發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核心要義，并作生動具體的藝術表達，而并非概念化、公式化的生硬呈現。同時，對于人民生活、人民精神的深刻了解，也并非輕而易舉，需要美術家切實地開展深入生活的實踐，甚至需要一個痛苦的過程。延安文藝家從“大眾化”到“化大眾”的艱難轉型，正為當代新的社會主義文藝創作提供了重要參照。

2014年以后，“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創作理念，再次受到廣大文藝家包括美術家的重視和實踐。尤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抗疫主題創作受到文藝家包括美術家們的深切關注和廣泛參與。美術家們用畫筆刻畫了人民群眾在復雜嚴峻的形勢之下英勇不屈、守望相助的抗疫生活場景，創作了大量作品。這些作品記錄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構筑起中國人民萬眾一心抗擊疫情的時代記憶，展現出偉大的抗疫精神。盡管如此，如何創作出無愧于民族、無愧于時代且傳得開、留得下的文藝精品，仍需要廣大美術家在生活實踐中持續探索、砥礪前行，不斷從中打造和夯實文藝創作的精良制作、精湛藝術和精神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