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柳建偉，不少讀者會習慣性地“歸類”為軍旅作家或“主旋律”作家。他曾以長篇小說《英雄時代》獲第六屆茅盾文學獎，也曾出版過一系列優秀作品，但在我看來，至今他最優秀的作品還是發表于上世紀90年代的長篇小說《北方城郭》。這是一部被文學史低估了的優秀之作，也是中國當代現實主義文學創作中一部當之無愧的“北方奇書”。

作為柳建偉的長篇小說處女作，《北方城郭》曾被出版界譽為能與《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并提的現實主義巨構。小說在40多年的時間跨度內，“對中國城鄉現實生活進行了全方位、多層面的描繪”，“深刻描述了社會轉型期中國人的生存境況，顯示了現實主義的強大生命力”。20多年后的今天重讀《北方城郭》，我依然能被它濃烈如酒的文風所吸引，為那栩栩如生、個性鮮明的人物魅力以及小說的歷史深度和精神力度所折服。

然而，這部小說也曾遭遇過非議。2014年小說再版時，柳建偉于后記中將作品誕生后的數年經歷總結為“酸甜苦辣咸”：“三十三歲，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長達五十五萬字長篇小說處女作，可理解為一個甜字，書中版權頁遺漏編目數據，可解為一個酸字，圈里圈外一片叫好聲，大家都認為它是我寫得最精彩的小說，可十年它只賣了區區幾萬冊，無法望《突出重圍》《英雄時代》發行量之項背，可解為一個咸字，十年里都說它可改成幾十集非常精彩的影視劇，可就是無法觸電，可解為一個辣字。身患絕癥的母親生前應該看到它，可惜出版拖期，書出來后母親的墳頭上已經長出了半尺高的荒草，可解為一個苦字。”

對于這部作品，在創作之初，柳建偉就有著強烈的希望以現實主義“為民族立史”寫作的傾向：“一個23歲青年，在大邑縣梁坪山軍營筒子樓里一口氣讀完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后，開始滋生出一個大膽的夢想：今生今世要做一個像巴爾扎克那樣的作家…… ”通過對一個北方小縣城全景式的歷史再現，展現時代轉型的現實畫卷，這是《北方城郭》顯著的現實主義特征。小說中出場人物達百余人，涉及三教九流，卻都栩栩如生。主線人物之一中央通訊社記者白劍，以“大洪水銀行失竊案”和“吳玉芳被殺案”為線索，揭開了龍泉縣李金堂、申玉豹等官商勢力的黑幕。其間還夾雜著富商林茍生對李金堂的復仇，劉青松和李金堂的權力斗法，歐陽洪梅與李金堂、白劍等人的情感糾葛等次要線索。這部50多萬字的小說，涵蓋幾十年共和國發展史中的多個重要歷史事件及上世紀90年代初的企業改革、法制建設、文化發展、土地流轉、宗族斗法等內容，表現出作家對轉型社會的整體洞察力和把握力。在“北方城郭”的世界里，有愛恨情仇，有權力爭斗，也有為國為民的雄心和崇高的愛情與理想主義，這一切匯聚成一股喧囂而宏大的“合唱”，并被賦予了“力與美”的時代美學精神，成為一個“偉大時代”的開端。這種歷史理性化的現實主義歷史觀，將柳建偉與不少以弘揚道德性為主的“主旋律”作家及肆意解構歷史的某些先鋒小說家區別開來。

小說批判的重點也是作家思考中國現實的著眼點之一。作品中將權力之“惡”與人性的貪婪丑惡展現得觸目驚心。林茍生年輕時是一位熱血大學生和有為的青年干部，因揭發李金堂的不法事實被陷害入獄后遭受百般凌辱，無奈九死一生逃獄，后來做古董生意發了財，一心報仇雪恨。他的恨與愛、世故與天真、真情與冷酷，他對廟堂與江湖生存法則的熟諳，都為這個“中國版基督山伯爵”賦予了強大而矛盾的人格魅力與歷史動能。此外，小說還描寫了被各級權力擁有者玩弄與羞辱，并失去了真摯愛情的歐陽洪梅，以及為奪取權力不惜借白劍之力整倒李金堂的縣委書記劉青松，還有為對抗劉青松不惜逼死錢全中的李金堂。

而小說更深刻之處則在于，面對上世紀90年代初轉型期社會的復雜現實，作家試圖在歷史與現實兩個維度，再現彼時中國的基層政治生態，呼喚精神再啟蒙。《北方城郭》突破了官場小說及反腐、新鄉土小說等小說類型的桎梏，以獨特的隱喻成為改革時代中國社會新的寫照。小說揭示了中國縣級行政單位政治里權力微觀運作的真實情況，比如，在新舊交替的政治格局中如何實現新城建設、發展私營經濟等。小說表現了李金堂從一個有理想的黨員變成冷酷政客的過程，客觀地揭示了封建式的人情與權力、金錢交織的大網對公平正義與良知的扼殺。

此外，這部長篇的“寫情寫愛”也高人一籌。書中對政治斗爭、職場算計、經營策略、人際公關等內容的勾畫描寫成熟老到，表現出作家對社會現實的驚人洞察力。因此從另一方面而言，《北方城郭》又是一部“寫情”之書，這里有真情、癡情、怨情、欲情等，也有情與權的糾纏、情與金錢的結合、情與理的矛盾、情與法的沖突、情與道義的共鳴，更有因情生恨、因情而引發的死亡與暴力等。這些內容共同構成了小說的內在張力。書中人物仿若置身于轉型期社會躁動不安的大熔爐中，情感成為歷史破壞力，也成為歷史推動力。林茍生歷經人世滄桑卻對三妞一片癡情；白劍在政治前途、新聞正義與女性情感中輾轉困頓；李金堂富有男性魅力，吸引了歐陽洪梅的母親、曹改煥等諸位女性。女性成為了其追逐權力的動力之一，體現了人物最真實的內在情感。對于相貌丑陋的申玉豹來說，與女性的關系成為檢驗人生是否成功的證明。他為四位與他有情感糾葛的女工辦理城市戶口；他失手殺死妻子，卻一心癡戀歐陽洪梅。歐陽洪梅與李金堂的愛恨情仇更是扭纏糾結，她恨李金堂逼死父母，又喜歡他的“英雄”氣質；同時，白劍又是她當年的夢中情人，是其美好情感的寄托。可以說，這種“有情”的現實主義書寫，為作家對轉型期中國現實的描述鋪墊了更為豐富的情感底色以及溫暖感人的人性力量。此外，作品也流露出了些許理想主義氣質，從而使整部小說的人物更加豐富立體、有血有肉與飽滿真實。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北方城郭》的格局和境界是遠超當時流行的一般文學作品的。柳建偉善于在矛盾沖突中刻畫人物、塑造歷史感，并善于在“歷史合力”的理性思維下思考廣闊而立體的中國現實圖景。小說結尾也有著深刻的批判色彩：老公安趙春山冒著巨大危險，毅然交出指認申玉豹殺人的關鍵證物；白劍與劉青松、茍林生等人轟轟烈烈的“倒李行動”最終宣告失敗；白劍遠走異國，申玉豹縱火而亡，歐陽洪梅退出舞臺，林茍生與二妞歸于平淡生活，而李金堂卻逼死關鍵證人錢全中，“光榮”退居二線……作者沒有對李金堂進行簡單的道德針砭，而是將之放置于歷史轉型的大背景下考量。李金堂有很強的工作能力，曾為被欺壓的老實村民張老拐伸冤，懲治在大洪水中搶劫強奸的惡人。然而，理想主義褪色之后，歷經政治風雨的他再也不想失去權力，金錢成為他抓住權力的方式，權力成為他衡量自我價值的最后一塊砝碼。柳建偉對李金堂的塑造具有相當的真實性與歷史深度。作家意味深長地以此作結，暗示著市場經濟條件下，民主與法制的建設依然任重而道遠，人性的陰暗與歷史的殘酷還將繼續考量著中國人的勇氣和智慧。

在今天回望，上世紀90年代背景下的《北方城郭》又是一本“不合時宜”之書。書中有很多1980年代小說的痕跡，也合輒1990年代小說的敘事規則，其中還有很多經典現實主義的書寫意味。小說描繪了改革轉型期的社會生態，又擺脫了改革小說、新現實主義小說的寫作潮流束縛，表現出對經典現實主義的某種“復古”，即對典型環境與典型人物的重視、對紛繁復雜的現實景觀的再現、對宏觀歷史理性的追索。這種力量使得小說擺脫了各種意識形態話語的糾纏，在歷史理性的軌跡上再現了歷史的復雜性。正如盧卡契所說：“偉大作品的基礎，是赫拉克里特所謂‘醒覺者’共有的世界，是這樣的人們的世界，他們在社會上奮斗，他們互相搏斗，彼此扶持或彼此對抗， 卻并不被動地反應……沒有智慧的風貌，就沒有一個藝術形象會達到那樣的高度，在那里，它擺脫了日常現實的乏味的偶然性，能夠保持著其個性的全部的活力而上達于真正典型的境界。”

《北方城郭》中沒有庸常世俗與碎片化的生活，也沒有擁抱世俗文化的熱情，而是在激流險灘般的矛盾沖突中塑造歷史的總體性，也彰顯著歷史偉力和人道啟蒙的理想主義光輝。這種對矛盾沖突性的悲劇演示，對歷史悲劇性和崇高性的敬意，某種程度上也糾正了當代中國長篇小說的某些感傷氣質與虛無主義，對抒情氣息過重的問題予以了糾偏。這種書寫氣息我們在上世紀80年代的長篇小說《古船》《浮躁》等作品中可清晰辨識，而到了1990年代，在日常生活審美化、解構主義與多元論等敘事潛規則面前，那些1980年代的歷史氣息就難覓蹤影了。1990年代關注的焦點是以《白鹿原》為代表的家族秘史、《長恨歌》為代表的女性欲望秘史、劉震云的解構先鋒沖動等，從此時起直至新世紀，長篇小說的一大特點就是以個人化敘事與現代的民族國家敘事相結合，重塑“文化史詩性”的宏大想象。這與市場經濟發展、現代國家崛起的大背景有關。這本無可厚非，但在文化史詩的想象中，我們也應警惕對“現實”不自覺的疏遠，對前人精神遺產的背棄，以及在文化包裝幻覺之下，對苦難現實、矛盾沖突與文學的當下性進行回避的危險傾向。

20多年后的今天乃至將來一個更長的歷史時段，當新歷史主義整體思潮退卻，當中國形象凸顯于世界舞臺之時，重讀載入文學史冊的作品，我們將更加珍視《北方城郭》這類有著本土原生氣質的現實主義作品。《北方城郭》對于經典現實主義的重塑也在提醒我們注意，現實主義的魅力在于一種穩定的人與世界的價值聯系。而這種主客關系的再確定，也是對后現代主義“絕對虛無”的有力回擊。它彰顯了中國文化自信與中國故事的主體吸引力，表現了中國想象在全球現代化景觀中的獨特性，以及中國當代文學的反思性價值。